王友琴：受难者老舍

老舍，作家，本名舒舍予，老舍是其笔名，1899年生，任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1966年8月23日，老舍和其他28人被红卫兵押到北京文庙“斗争”：跪在焚烧京戏服装和道具的火堆前被毒打三小时。8月24日夜，老舍在北京西城太平湖投水自杀。不准留下他的骨灰。

老舍是个作家。但是他的自杀却难以和历史上任何作家的自杀类比。

老舍遭到中学生红卫兵“斗争”和毒打以后，还面临将要来到的更多的暴力折磨，他在这种境况下投湖自杀；身为作家，他死前却未留一字遗书；他的尸体被火化后，当局不准留下骨灰。另外，他所遭到的迫害和死亡不是孤立的个案。 同一时期，北京有数千人被“斗争”而死－－实际是在“斗争”过程中被打死，还有一大批人象老舍一样在被“斗争”、殴打和侮辱后自杀。

要理解老舍之死，也需要了解：这种暴力性“斗争”是怎么运作的？怎么会在1966年夏天如此普遍地进行？这种有领导的通过“群众”之手来进行的暴力迫害和杀戮的方式是怎么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老舍在1966年8月23日被拖去“斗争”的时候，和他一起被毒打被侮辱的还有28个人。这28人人之一是老作家肖军，在《肖军纪念集》中，列出了其他被斗者的名字，他们是：肖军，骆宾基，荀慧生，白云生，侯喜瑞，顾森柏，方华，郝成，陈天戈，王诚可，赵鼎新，张孟庚，曾伯融，苏辛群，季明，张国础、商白苇、金紫光，王松生，张增年，宋海波，张治，张季纯，端木蕻良、田兰、江风。（《肖军纪念集》，800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0）其中还缺两个名字，有待补正。这些人都是北京市文化局和“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作家、艺术家和干部。荀慧生是著名京剧演员。肖军、骆宾基和端木蕻良是老作家。赵鼎新是文化局长。

这29个人被红卫兵“斗争”，首先是因为早在1966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明确写了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在这样的理论下，各文艺单位都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绝大多数作家和文艺界领导干部就成为“黑线人物”。对这些人的清除，是对一个群体的清除。军队代表被派往各文艺单位，领导那里的文革运动。

在当时的体制下，“作家协会”有一批领固定薪金的“专业作家”。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被批判斗争。在北京作家协会，会长老舍“靠边站”了，新成立的“文革委员会”的负责人，除了军代表，还有作家浩然。他的关于农村“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在文革中成为“突出阶级斗争”和“塑造高大完美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样板之作。尽管老舍也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但是老舍的作品和浩然的作品也确实有相当的不同。文革批判打击了一大批作家，但并不是每个作家都受到同等惩罚。奖谁罚谁的差别，明确显示了文革在文学领域的取向。

在1980年，笔者曾经与象老舍一样遭到毒打的老作家肖军先生两次谈话，听他回忆当时发生的事情。

在红卫兵运动掀起之前，一批文艺工作者，就在本单位被“揪”出来了，也在本单位里的会议上被批判。肖军就曾经在大会被喝令站起来。与8月之后不同的是那时他们只被咒骂和当众罚站等等，没有被毒打。

后来他们遭遇的残酷的暴力性攻击，和红卫兵运动的兴起直接相关。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信支持红卫兵。随着红卫兵在各校普遍建立，殴打老师以及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也迅速蔓延。8月5日，北京发生了第一例教育工作者被红卫兵学生打死的事件。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并且对给他献袖章的红卫兵说了“要武嘛”。8月18日大会之后，红卫兵暴力大规模升级。一批教育工作者在学校中被活活打死，而且，红卫兵进入机关和居民住宅，捣毁书籍文物，并且殴打虐待甚至打死和平居民。红卫兵的行为得到了最高当局的热烈支持。这就是为什么在1966年8月23日，北京大学和北京第八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学生可以闯到文化局和文联机关，对那里的“牛鬼蛇神”动手施暴。几个女红卫兵用铜头皮带劈面抽打肖军，给他挂上了“反动文人肖军”“反革命份子肖军”等几块大黑牌子，还在他的名字上画了红色的大叉子，并且把他的头发剪掉。

8月23日下午三点，在烈日下，这29人被一个一个叫出来，每叫出来一个，就套上一块写着他们的名字和罪名的牌子，排成一排站在院子里。四点钟，这29人被装上两辆大卡车，从他们的机关被运到东城区国子监“文庙”的院子里。那里曾是皇帝时代的最高学术和教育机构，后来成为首都图书馆。红卫兵在院子里架起了一个大火堆，焚烧戏剧服装和书籍等等，烈焰熊熊。口号声震天响：“打倒反革命黑帮！”“打倒反党份子XXX！”“XXX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

这29人被强迫在火堆前围成一个圈子，跪下来，头顶地。站在他们身后的有数百名红卫兵。有的红卫兵拿来了舞台道具木刀、长枪和金瓜锤，对他们劈头盖脸地乱打。有的红卫兵解下腰间的军用铜头皮带，狠狠地抽打他们。当时正值盛夏，人们身穿单衣。铜头皮带打下去，一下一块血渍，打得衣服的布丝都深深嵌进肉里。这29人后有红卫兵，前有大火堆，无处躲闪。

肖军说，当他跪在烧书的火堆前，被身后的红卫兵用棍棒和铜头皮带毒打的时候，心中真是愤怒至极。肖军年轻的时候进过军事学校，练过武功。他心里想，如果他动手反抗，凭他的功夫，可以打倒十几个人。但是，他看到老舍先生就跪在旁边，脸色煞白，额头有血流下来。他想，如果他反抗，寡不敌众，他最后会被打死，其他28个“牛鬼蛇神”，包括老舍先生，一定会跟他一道统统被打死在现场。他不应该连累别人。他压下去反抗的冲动，忍受了三个多小时的毒打和折磨。

在这三个多小时里，没有人出来制止暴行，也没有人打电话报告市里和中央的领导请他们来制止暴行。因为当时在场的人都知道，类似的事情正在整个北京城里轰轰烈烈地发生，而这一切都是文革的领导人正在热烈支持的，不可能有上级或者警察来制止这场殴打。

在“文庙”被毒打过之后，这29人被拖上卡车回到文化局机关。肖军被禁闭在传达室隔壁的一间小房子里罚站，不给水喝，不给饭吃。他昏倒在地。他的儿子和女儿不见他回家，到机关来找他，也遭到殴打。肖军在机关里被关了一个多月，9月底才获准许回家。他的儿子肖鸣被毒打后失去知觉。厂里的人以为他死了，把他装上车送火葬场。他在途中苏醒过来，才没有被烧掉。

肖军曾经讲到他的一些看法：他说他家中当时上有老，下有小，有11口人需要他负担。他从1940年代起就多次受到“批判”。他的工资是每月110元钱。家里难得包一顿饺子，只能买五毛钱猪肉加在白菜馅儿里。如果他死了，他家人怎么活下去？无论如何，他得忍辱负重活下去。他认为老舍和他不太一样，一直比较“顺”，前几次“政治运动”都没有遭害，保持了优越的社会地位，所以可能在心理上对承受这样残酷的对待较少准备。另外，老舍不但年纪已老，而且腿有残疾，走路吃力。在当时的情况下，体力强壮与否，也与能否继续承受红卫兵的暴力折磨有一定关系。

在“文庙”毒打之后，老舍被带回到机关，继续遭打。当时在场的作家杨沫，在三个月后的日记中追记8月23日的情景道：“在文联楼门前的台阶上，有几个女学生紧围他，询问他，不时还用皮带抽打两下。我们都被迫围绕在这个会场边。当时，我不敢走开，站在旁边，心如火燎。我们中的一位作家还当场站出来，义愤填膺地批判老舍拿了美金。” （《杨沫日记》下册，第5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

那晚，老舍后来又被送到公安局，半夜才获准回家，并被命令第二日仍去机关接受“批斗”。第二天早上，他离开家后，却未去机关。因为他未在机关中出现，有红卫兵拎着铜头皮带到他家中找寻。第三天，8月25日早晨，在西城区太平湖上发现了老舍的尸体。

文革后，1978年6月给老舍举行骨灰安放仪式的时候，报道文章里说，他的骨灰盒里装着他的钢笔和眼镜。文章没有直接说老舍的骨灰盒子并没有他的骨灰。那时候的这类文章虽然给文革的受难者平反，但是说及文革中的一些可怕的事情时，尽量模糊委婉。

1994年，笔者曾经有机会和老舍的儿子舒乙见面，向他询问为什么老舍的骨灰盒子里只有他的钢笔和眼镜。舒乙说，老舍的骨灰当时没有留下来，因为火葬场不让留骨灰。老舍去世的时候，舒乙31岁，他拿着北京市文联开出的一封“我会舒舍予（老舍本名－－笔者注）自绝于人民，特此证明”的公文介绍信，到火葬场操办了老舍的火葬手续等等。是两个年轻的妇女办的手续。其中一个是梳小辫儿的姑娘，她说，上面有规定，这样的情况不能留骨灰。

笔者询问是一个什么样的“上面的规定”，是哪个权力机关发的文件。舒乙回答不知道，只记得是那个梳小辫儿的姑娘说的。在舒乙发表的关于老舍的多篇文章里，没有提及有这样一个“规定”，也没有说火葬场工作人员告诉他有如此规定而不准留老舍骨灰。

由于不能获准查阅文革档案，笔者不能确定这是一个写成书面文字的“规定”，还是一个来自文革高层领导的口头命令。但是确实，在1966年8月下旬被打死和被打后自杀的人们，都没有能留下骨灰。当时北京的红卫兵中流传着一句话，“打死个人，不就是28块钱的事儿吗？”被打死者的家属被要求付28元火葬费，但是不能要求保留骨灰。比如，从笔者的调查知道，1966年8月27日被北大附中红卫兵打死的中关村中科院气体厂工人陈彦荣，1966年9月8日被打死的北京第25中学教师陈沅芷，他们的家属交了28元钱，但是没能得到死者的骨灰。事情作得如此一致，这里面一定是有某个“上面的规定”在起控制作用，才可能如此。希望有读者会提供关于这样一个“规定”的寻找线索。

另外，舒乙告诉笔者，那个火葬场的梳小辫儿的姑娘还告诉他，象老舍这么高地位的干部，被这么处理－－指丢弃骨灰，还是第一个。老舍当时除了在文联和作家协会身任高职，还在“政协”任高职。舒乙在《父亲的最后两天》文章(见《老舍之死》一书，第62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1987）中也提到这一点。老舍在被“斗争”以前有小汽车和司机接送他上下班，显然也说明他的地位和级别都很高。所以，老舍的情况和上面说到的工人陈彦荣以及中学教员陈沅芷的情况，有所不同。作为一个级别高的干部受到丢弃骨灰的对待，应该是由高层决定和指示的，如果没有一个写成文的规定的话。

有一种解释说，不准保留骨灰不仅仅是为了进一步打击死者，也是因为技术上不许可。当时北京大批人被打死以及被打后自杀。在8月18日后，死人数一天比一天上升。根据一份“内部”的统计资料，在老舍被送往火葬场的8月25日，北京有86人被红卫兵打死。第二天，8月26日，被打死的人的数字比前一天增加了百分之五十，高达125人。以后仍然逐日增加。此外，还有一批人象老舍一样，在被打被侮辱后自杀。这样，8月下旬每日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已经大大超过了北京的正常死亡人数。大量被打死的人和被打后自杀的人的尸体成批送往火葬场，尸体上既没有标明姓名也没有作过血迹清洗。火葬场的停尸房爆满。焚尸炉超负荷工作。也就是说，大规模的暴力迫害和杀戮造成了分别焚烧尸体和保管骨灰的困难。

但是技术性困难显然不可能是主要的原因。对这些被害死的人们的高度蔑视以及进一步迫害他们的恶意，才会有这种不准留骨灰的规定及其实施。在文革当局的逻辑中，他们的生命都可以被用残酷的方式剥夺，对他们的遗体当然也要穷追猛打。在普通人这一边，对他们的被虐死都只有容忍接受了，也没有可能再关心他们的尸体处置。但是要知道，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残酷。在古代，对判处死刑的犯人，也还容许家属收尸筑坟。文革当局的无限权威却一直延伸进了火葬场。文革对个人的迫害一直继续到死后的骨灰。

老舍投湖，因为这个世界已经在肉体上不容他。他已经在前一天遭到了残酷的暴力性的所谓“斗争”；这一天他如果从湖边转去机关，他显然会在那里又遭到毒打，整个北京城的打人风，那时正方兴未艾；他面临的将是漫长的不知何时才能结束的虐待和侮辱；甚至在老舍死后，当局连他的骨灰都不准存放。－－在老舍之前自杀的人，已经遭受了这样不准留骨灰的待遇。老舍投湖，而且没有写下任何遗言。他无声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自杀前，他为什么没有写下遗书呢？难道他死得心甘情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