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天荣：新中国与“文化大革命”

原编者按：只要研究中国1957年的“反右”历史，对谭天荣这个名字就不会陌生，因为他是当年北京大学的“第一号”学生“右派”，他与他的那一代同学如林昭等人的命运，已经化为那个时代的一个符号。

这篇文章是作者不间断地思考了几十年的一个问题，即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的社会结构及其深刻矛盾──“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与“毛泽东的个人独裁”以及在这种矛盾作用下的社会走向。作者用来剖析历史的话语源自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对中国共产革命后建立的“新中国”之社会性质、“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与“毛泽东的个人独裁”之区别所作的剖析，其深刻性丝毫不比饱学西方理论者逊色。这篇文章的价值就在于此：它表明，多年来许多人未能充分认识“新中国”社会的本质，不是缘于理论的困窘，而是缘于思想的贫乏。

作者与他的“右派”同学无疑都是当时最有才华的青年，但多年残酷的政治风雨使他们备受摧残，大多数人都未能从那种炼狱里生还，而谭天荣顽强的生命力不仅使他能够扛住所有加于他的苦难，还能持续深入地思考。本刊编辑部刊发此文，既因为文章本身的深刻思考，还缘于这篇历时38年才完成的文章代表了生活于毛泽东时代下一群特立独行的思想者经历了炼狱之痛的思想历程。

1968年我曾作一次尝试，根据我所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描述从新中国成立起到那时为止的历史进程，并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描述为这一进程的必然结果。

对于许多人来说，现在讨论涉及毛泽东的历史问题并不是为了理解，而是为了安慰他们自己的“社会主义良心”。对于这些人，我在这里对新中国历史的描述只能激起狂怒。但是，由于这段历史影响的不仅仅是1949年以后的几十年，还将影响今后中国的社会发展进程，基于此，超越意识形态限制讨论毛泽东身影笼罩下的新中国历史就成为不可回避的历史任务。

一、新中国历史的初始条件

新中国的历史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的初始条件下，按照世界历史的共同规律展开的。为了描述这一段历史，首先要考察它的初始条件。

新中国成立时的社会历史状况有两个基本特征：

第一，在多年战乱（8年抗战、3年内战）之后，中国的城市和乡村都遭到空前洗劫，而中国共产党却在战火中锻炼了自己，变得极为强大和灵活。新中国成立时，共产党成了执政党，有如一盘散沙的民众和中国共产党这两个机体彼此相遇并且在相互作用中迅速确定了自己的位置。自古以来，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一直在中国占着重要的地位。上述初始条件使得这一矛盾对于新中国更加突出。

第二，正如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所说，当时中国只有大约10％左右的现代性工业经济，此外的大约90％左右是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与古代没有多大区别。这就是新中国的历史的初始条件：一些多少现代化了的工业小岛散布在仍然停留在古代的个体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和经济基础上，新中国将走向何方呢？

因为大工厂几乎都在城市，毛泽东这里说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可等同于“城市经济”，而古代的经济则等同于“乡村经济”。如果把当时的乡村隔离起来，即假定占10％的城市经济根本不存在，那么在这个古代的经济基础上，将长出一个古代的上层建筑；反过来，如果把城市隔离起来，即假定占90％的乡村经济不存在，那么，这些经过民主革命的现代城市，根据当年的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在代表现代性的城市经济的政党领导下将会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社会。当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时，停留在古代的乡村要求建立一个与古代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古代的上层建筑；而现代化了的城市则要求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是新中国的社会的基本矛盾，这是古今中外无处不在的城乡矛盾的一种特殊形式，新中国的历史就在这一矛盾的基础上展开。

毛泽东自1949年以后成为全中国人民的领袖，他既是城市居民的领袖，也是乡村居民的领袖。作为城市居民的领袖，他的历史使命是按照马克思的蓝图，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作为乡村居民的领袖，他的历史使命却是在中国建成一个古代的东方专制帝国──一个新世纪的“秦始皇”和一个“在暴君统治下人人平等”的庶民社会。既然中国的城市与乡村处在相互作用之中，这两种相互排斥的历史使命不免相互渗透。于是，新中国的社会的基本矛盾就反映在伟人毛泽东身上，表现为他的“思想状况”的矛盾：既是马克思主义者，又是暴君。当毛泽东说他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时，或许他自己也没有察觉其中有如此深刻的含义。

二、小农的王朝

因为新中国成立时已经有了现代化的城市，从仍然停留在古代的乡村经济基础的土壤上自然长出来的国家形式，就不同于古代的东方专制帝国。它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国家形式呢？在世界历史中曾经有过两个先例，一个是20世纪俄国的斯大林主义的国家形式，另一个是19世纪法国的拿破仑主义的国家形式。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在铲除旧社会的不平等之后，国家（表现为一个“暴君”）通过机关和军队直接对社会进行统治。

斯大林主义的社会政治特征现在被统称为“个人崇拜”。迄今为止，为什么十月革命后的俄国会产生个人崇拜，仍是20世纪历史最大的不解之谜。至于拿破仑主义，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政变记》（下面简称《政变记》）一文刚好对它作过详尽的考察。在法国历史上，拿破仑主义国家即波拿巴王朝。马克思在该文中指出：“波拿巴代表一个阶级，而且是代表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小农。正如波旁家族曾是大地产的王朝，奥尔良家族曾是金钱的王朝一样，波拿巴家族乃是农民的王朝，即法国人民群众的王朝。”

当然，马克思在这里所考察的是19世纪中叶的法国，乡村的政治影响毕竟不如城市。代表乡村社会关系的“第二帝国”之所以能够建立，乃是由于城市的各敌对阶级暂时达到了势均力敌，刚好让“第二个波拿巴”钻了空子。但在新中国，乡村经济本来就占绝对优势，再加上土地改革使乡村居民一度变成了“耕者有其田”的小农，激活了他们的政治热情，乡村的政治影响一开始就大大超过城市。由此可以断言，新中国即将建立的“小农的王朝”将比19世纪的法兰西“第二帝国”更接近于古代的东方专制帝国。

那么，“小农的王朝”究竟是什么样的王朝呢？在《政变记》一文中马克思写道：“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本性说来，是全能的和无数的官僚藉以立足的适当基地。它造成全国范围内所有一切关系和个人齐一的水平。因此，它也就使得有可能从一个最高的中心对同样的群众在一切方面发生同等的作用。它消灭着人民群众和国家权力之间的贵族中间阶梯。所以它就引起这一国家权力及其直属机关的各方面的直接干涉。”这里，马克思指出小农的王朝是全能的和无数的官僚藉以立足的适当基地。在新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们在这一基地上很快就转化成为自我服务的大官小吏，从而使中国共产党从一个革命政党转化成为一个排他性的利益集团──权力贵族。同时，马克思又指出：小农的经济地位使得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这里，马克思指出小农的王朝要求有一个权力无限的最高主宰。在新中国，这一要求通过各种途径把中南海的主人──“伟大领袖”毛泽东──实际上推上了皇帝的宝座。虽然，和袁世凯不同，他没有龙袍，也不需要龙袍。

下文考察小农的王朝的这两个要求在新中国实现的过程。

三、新中国的干部与群众

新中国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与政府构架基本上模仿苏联，而那时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还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人间天堂”。因此，当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发动土地改革、改造私营工商业时，人们（包括许多共产党人在内）理所当然地认为，它是在按照马克思的蓝图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新社会。然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借以实现的物质基础──现代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却并未随着这一声炮响送过来。考虑到这点，就不必惊讶共产党政策的实际社会效果远远偏离了“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新社会”这一目标。

新中国通过土改消灭了地主阶级，又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资产阶级。但是，即使不考虑当时的社会结构，仅从物质生产的角度出发也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阶级和阶级斗争不会因此而消失。要在新中国建成社会主义，就得发展现代工业，就得有社会分工，应用科学技术，由此而需要各种不同才能的人才，就会形成多种多样的社会关系；作为这一切的必然结果，就会形成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然而，要认识新中国的阶级斗争，我们必须还原当时的历史。

按照官方的说法，在土改中被没收了土地、在土改复查中被没收了所有浮财的地主，仍然还是地主；不仅如此，他们的子女、子女的子女，世世代代仍是“地主阶级出身”，受到和地主一样的政治待遇。而事实上，“土改”之后地主和农民的经济地位已经没有什么区别，这两类人的区别仅在于历史。至于地主子女和农民子女的区别则仅在于血统。在世界历史上，“阶级”是按经济情况划分的，只有“种姓”才按血统划分。因此，土改之后“地主”这一称谓不再是指一个阶级，而是指一个种姓了。而新中国自1949年以后的所谓“阶级斗争”，实际上乃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种姓迫害”。这种冒称“阶级斗争”的种姓迫害，一直掩盖着真正的阶级压迫与剥削。另一方面，这种荒谬的种姓迫害，还使得阶级斗争学说在中国名声狼藉。中国共产党人用自己的实践极大地败坏了马克思主义的声誉。

然而，在这一时期，真正的阶级压迫与剥削本身也是隐蔽的。首先，在完成“三大改造”之后，从小商店的店员到大厂矿的经理，从小学教师到大学教授，从火车司机到交通部长，都是国家的“干部”，即官僚和职员。在发达的资产阶级国家，官僚只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并未单独构成一个阶级。但对于像中国这样农民占优势的国家，情况怎样呢？

马克思在《政变记》中曾这样论述上世纪的法国官僚：在君主专制时代，在第一次革命时期，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官僚是为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进行准备的手段；在复辟时期，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期，官僚是统治阶级的工具。但在上述所有时期，官僚都力求达到了个人专制。到了“第二共和国”时期，由于城市中相互对立的各个阶级一时间势均力敌，乡村的社会关系暂时占了优势，官僚们的这一目的终于实现了，他们本人成了统治者。

由此可见，官僚本人成为统治者乃是乡村的社会关系的特征。在农民占优势的国家，乡村的社会关系一直处于优势，因此官僚本身一直就是统治者。在这里，官僚与农民乃是乡村社会关系的两个方面，既与资产阶级相对立，也与无产阶级相对立。在这种意义下，“第二个波拿巴”和他的同僚乃是当时法国农民的代表。但是，第二帝国的“一大群富贵豪华的官僚”作为农民的代表者，并不是农民领袖或农民在议会中的代表，他们组成一个“和社会各真实阶级并列的人为等级”。

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大多出身于农民，在建国之前，他们在乡村过着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进城”之后，由于地位的改变，由于乡村的政治影响，他们很快形成“一大群富贵豪华的官僚”，但是似乎不能说他们组成了一个“和社会各真实阶级并列的人为等级”。这是因为，在法兰西“第二帝国”，除了官僚这个“人为等级”之外，还有一个由社会各真实阶级构成的公民社会。但是在新中国，原有社会中最有活力的部分已经被干部等级制度所吞并。除了“干部”，社会上就只剩下市民和农民了，而这些居民则被称为“群众”。针对这种情况，可以说新中国的基本阶级结构就是“干部”与“群众”的两极对立，其中的一极是“富贵豪华的官僚”，即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另一极则是极端贫困与无权的广大的农民群众，而工人、知识分子、市民、一般干部（特别是农村的基层干部）就成了两极对立的中间阶层，这种社会结构使得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呈现出最纯粹、最极端的形式。

四、新中国的农民与工人

人们说，1949年的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即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世界历史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原是摆脱封建桎梏、铲除封建不平等、建立资产阶级法治社会。而1949年革命的结果却与此背道而驰：它建立的干部等级制度把旧社会的剥削者与劳动者之间的不平等以新的形式固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