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少杰：“文化大革命”时期清华工宣队诸问题述评

“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下简称工宣队）1968年7月底进驻清华大学是“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且不带引号）的重大事件之一，并且标志着文革初期的重大转折。本文结合清华工宣队的个案情况，评述下列有关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背景

1967年4月，清华大学文革群众组织“井冈山兵团”分裂为兵团总部（团派）和四一四串联会（四派），两派围绕着如何评价文革前十七年、如何看待文革中暂时失落的广大干部和如何从事文革运动等，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并于次年4月下旬开始了长达百日的大武斗，造成了人员的大量伤亡和财产的重大损失。7月27日，毛泽东派出了由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组织的、数万名工人组成的宣传队进驻清华，旨在制止大武斗。事先并不知道毛泽东此决定的团派，拼命抵抗工宣队的进驻，在十多个小时里，打死5名工人，打伤731名工人和解放军官兵。这一事件直接震动了中共中央最高层。毛泽东于7月28日凌晨召见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批评了造反派激进学生的武斗及抵抗，从而一举扭转了高校文革群众运动的方向。

以“七・二七事件”为界线，表明了1968年文革进入了第三个年头，全国性的群众武斗不仅愈演愈烈，而且完全超出了毛泽东的意料，完全有可能从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手中失控的危险，已到了必须遏制和结束这种武斗的时候了。

1968年元旦，《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又一次发表了在文革中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声音的“两报一刊”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提出“加强无产阶级党性，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能不能自觉地克服派性，是在新形势下愿不愿做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标志”。次日，中央文革小组专门向全国发出学习此社论的通知。《文汇报》1月12日还发表了社论《论派性的反动性》，历数派性“十大罪状”。《人民日报》1月16日刊登了《以毛主席最新批示为纲发动群众围剿派性》一文的编者按语。看来，1968年似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力图结束群众派性以及群众分裂的一年。

因为，从1967年春开始，全国许多省、市、自治区群众的派别大武斗此起彼伏，绵延不断。所有这些武斗不仅给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巨大的损害，而且充分显示出了文革群众运动的诸多矛盾和弊端。更有可能的是，这些群众大武斗使文革走入了其难以意料的群众性“内战”。1968年春夏，已到了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必须从文革全局来加以遏制和结束群众大武斗的危机关头。从同年7月3日毛泽东签署批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制止广西壮族自治区武斗的布告，到7月24日还是毛泽东签署批发的由上述四大部门关于制止陕西省武斗的布告，再到7月27日毛泽东以派出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制止武斗的实际行动（“七・二七”），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中共中央基本上遏制住了全国群众武斗迅猛发展的态势，并且由此给文革群众运动注入了某种致命性的因素。

到了1968年春秋，文革群众运动已是千疮百孔、元气殆尽，仿佛已走入了历史的死胡同。因为，文革发动群众运动所必然经历或进行的武斗从根本上销蚀了文革群众运动的基础，并使文革群众运动走上了自我异化的不归之路。虽然1968年文革的焦点依然是群众性的问题，但是到了“七・二七事件”之后，群众性问题从文革大局中渐渐淡出。进入1969年，在文革后来的八年里，文革群众运动已不能与文革头两三年里相提并论。文革群众运动在“七・二七事件”达到了顶点之际，也就是其走向全面衰败之时。在此意义上，“七・二七事件”是文革群众运动的一个分水岭。因为，“七・二七事件”直接促使截至到1968年夏秋还依然存在和艰难发展的文革群众组织的衰落或消解。文革群众组织到了此时大有离心“无产阶级司令部”之虞。由“七・二七事件”所引发的对群众运动及群众组织所谓“多中心论”的批判和整肃，是给文革群众组织的致命一击。到1968年底至1969年初，全国大多数地区和单位的群众组织寿终正寝。

这主要是因为工宣队进入清华校内，向团派有关人员宣传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关于制止武斗的指示时，团派有关人员拒绝停止武斗和交出武器等，回答说：“我们不知道有毛主席的这一指示，我们只听蒯司令的！”这些人员怀疑毛泽东这一指示的可靠性，从他们内心来讲，即使有毛泽东的这一指示，他们也不会心甘情愿地听从。这种有悖于毛泽东个人崇高权威的所谓“多中心论”自然要受到否定和讨伐。《人民日报》1968年8月5日发表的纪念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两周年的社论，道出了“多中心论”的实质及危险：以毛主席为首的、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全党、全军和广大革命群众的唯一领导的核心……所谓“多中心论”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山头主义、个人主义的反动理论，它涣散革命队伍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妨碍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倘若各个部门、各个单位都要以“以我为中心”，全国有许多个“中心”，仍旧是无中心。这种思想如果听任下去，而不加以纠正，就会走到脱离以至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错误的道路上去。

对毛主席的每一个最新指示，都要坚决照办，彻底执行。理解的执行，暂时的不理解也要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加深理解。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群众，要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令下统一意志、统一步伐、统一行动。

显而易见，在毛泽东及“无产阶级司令部”看来，文革群众及组织与毛泽东的关系必须始终以毛泽东为中心。8月13日，《人民日报》转载《解放日报》的《统一意志，统一步伐，统一行动》社论的编者按中强调：批判“多中心论”关系到“要不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

《人民日报》的上述社论，不仅是对以团派为代表的文革造反派激进群众与毛泽东的互动关系的一个总结，还体现了毛泽东本人把这种互动关系加以转化。而这种转化恰恰来自上述群众愈发不可收拾或难以驾驭的大武斗，这种转化还使上述互动关系发生了不同于以往的、几乎是质的改变，即毛泽东已不相信他昔日所发动的并且所依靠的上述群众，结束了那种由“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文革初期无序的运作模式。毛泽东不但给几乎所有高校的文革群众派出了直接领导者，而且至少还把教育界的造反派群众当成了文革对象。这一点最主要地表现在毛泽东派出工宣队接管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全国所有高校文革运动领导权的做法上。

在向清华大学派出工宣队的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通知：中央决定对教育部实行军事管制，成立军事管制领导小组。进入8月以后，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加速进行教育界等领域的文革转折，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例如，8月5日，毛泽东把巴基斯坦朋友赠给他的芒果转送给清华工宣队，以示慰问。8月15日，毛泽东还接见了该工宣队的代表。这些举动给整个工宣队以极大的鼓励。8月25日，毛泽东批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该通知说：“中央认为，整顿教育，时机已到。”（注：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第161页，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决定向全国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派出“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领导全国教育界的文革。到8月底，北京的59所大专院校全部进驻了工宣队。到1968年底，不仅全国大中城市的学校或教育部门，而且中国科学院、文化艺术单位或部门及出版社，甚至还有一些军事院校，都进驻了工宣队。

1968年8月，毛泽东发出了“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的指示，这意味着他把工人阶级置于知识分子之上的领导阶级，并且表明他把整个知识分子列入了文革的对象。这不仅直接由于“七・二七事件”给教育界的文革带来了决定性的转折，而且通过清华大学等高校的武斗，使毛泽东深切地感受到，已不能依靠教育界的激进造反派来“完成”教育界的文革任务。根据清华大学这个典型，毛泽东指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注：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第163页，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到了1968年8月，毛泽东已使文革的对象不仅包括1949年前学成和1966年前学成的所谓旧知识分子以及所谓走资派，而且演变扩大为文革初期曾作为文革先锋的红卫兵学生及青年知识分子。

根据清华“七・二七事件”的意义和影响，毛泽东指示姚文元写出“宜有一篇指导当前政治的文章”；根据毛泽东的两段重要指示，姚文元于8月22日给毛泽东送去了《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认真搞好斗、批、改》一文，并附言说：“……不知能否作为社论或署名文章在《红旗》用。”（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53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毛泽东对姚文元的文章做了三次认真细致的修改，把题目改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并加上了“姚文元”的署名（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53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从此以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作为“毛主席最新指示”被大加引用。8月25日，《红旗》杂志第2期（次日，《人民日报》转载）发表了姚文元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作为文革的头号笔杆子，姚文元对毛泽东的文革新战略做了详细的发挥和阐释。

姚文元先是做了一番警告：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首先要保证“毛主席的每一个指示，工人阶级的最高战斗指挥部的每一个号令，都能迅速畅通贯彻执行。必须反对‘多中心论即无中心论’、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等破坏工人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反动倾向……我们国家中，不允许存在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相对抗的任何大的或小的‘独立王国’。”对此，姚文元还煞有介事地拿前北京市委的所谓“独立王国”为教训。毛泽东在审阅到此时加写了下面这段话：“全国各地那些被资产阶级分子所把持的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里的公民们，也应当研究这个教训。”（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52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姚文元不点名地以清华大学文革两派的分裂及武斗为事例，总结道：“单靠学生、知识分子不能完成教育战线上的斗、批、改，及其他一系列任务，必须有工人、解放军参加，必须有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注：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第163页，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言外之意。以青年激进学生为代表的一类知识分子已不能适应文革或者完成文革任务了。

进而，针对一些抵触工宣队进驻高校的论调，姚文元进行了驳斥，指出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最可靠的保证”。姚文元厉言惧色而又不点名地对文革新形势下的“蒯大富式的人物”大加斥责：“那种把工人当成‘自己’以外的异己力量的人，如果不是糊涂，他自己就是工人阶级的异己分子，工人阶级就有理由专他的政。”（注：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第163页，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紧接着，毛泽东加写了下面这段话：“有些自己宣布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知识分子，一遇到工人阶级触动他那个小小的‘独立王国’的利益的时候，就反对起工人来了。这种叶公好龙的人物，在中国还是不少的。这种人就是所谓轻视工农、爱摆架子、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物，其实不过是现代的一批叶公而己。”（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53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姚文元的此文是文革“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清华文革两派对立和武斗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的表态，是对“七・二七事件”所带来的文革战略转折举措的总结。此文已表明，“无产阶级司令部”已不信任“蒯式人物”之类的“革命知识分子”了，这种人物曾几何时因反对文革伊始的工作组而被提携重用，而如今却因反对工宣队而为“无产阶级司令部”所恼怒和遗弃。

姚文元的文章表达出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关于文革战略新转折的历史性断定：“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地方，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占领那些‘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这样，成堆的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健康空气、作风和想法就可以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