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忠：“文革”期间知识分子的精神形态与话语方式

「内容提要」“文革”期间，为思想改造运动驱使和政治斗争需要，知识分子从身份到思想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本文在对作家精神世界进行较为全面的考察基础上，将其区分为虔诚型、苦闷型、中间型、抗争型四种形态，并就知识分子话语权的丧失和集体创作方式推广做了深入探析，指出两者之间的同构互动关系。

在权威主义盛行的年代，从事文学艺术的知识分子主要面临两大任务：一是努力挖掘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资源，创作出更多的“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工农兵文学作品。二是以实际行动，全面完成从身份到情感的思想改造。前者因有延安文学经验和范本存在，建国后的文学创作基本上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期许和要求。后者的完成却要艰巨得多、复杂得多。尽管他们也曾真诚地投身大众，接受改造，但知识阶层属性的暖昧不明，注定他们处于一种诚惶诚恐的精神状态，心理上的不洁、动摇堪称是与生俱来。知识分子的这一原罪性定位，“与其说它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一个‘询唤’的姿态与许诺，但这样一种许诺如果不是‘等待戈多’般地永远延宕，至少是难于兑现并迟迟不临的”（注：戴锦华：《〈青春之歌〉：历史视阈中的重读》，唐小兵编《再解读》第150页，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半个多世纪以来，大部分知识分子在灵魂的炼狱中痛苦挣扎，虔诚地向工农兵学习，渴望思想改造的完成和脱胎换骨的实现，尽早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

一、知识分子精神形态分析

虔诚型知识分子：周扬，这位早在“左联”时期就已登上政治舞台的革命文艺领导人，建国后代表中共中央执掌文艺舵轮，按照党的部署，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组织领导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反右斗争等一系列文艺运动，紧紧地把自己绑在政治斗争的战车上，与思想改造、灵魂救赎的革命大潮共舞。周扬大概怎么也不可能想到，“文革”刚一开始，他这位习惯于紧跟形势的政治型知识分子竟首当其冲，被指责为“文艺黑线的祖师爷”，“扛着红旗反红旗”、以革命的姿态写反革命文章的资产阶级文艺代表人物。30年代起就“公然同毛主席对三十年代文艺运动的历史总结唱反调，攻击左翼文艺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把一条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文艺黑线说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路线，把一个资产阶级投降主义的‘国防文学’口号说成是无产阶级的口号”。三十年代文艺黑线，实际上就是“反对党和反对毛泽东同志的文艺路线”（注：阮铭等：《周扬：颠倒历史的一支暗箭――评〈鲁迅全集〉第六卷的一条注释》，《光明日报》1966.7.4.）。周扬问题已不完全是一个资产阶级文艺理论主张问题，而是一个有着政治图谋的反革命路线问题，“周扬这些钻进党内来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长期篡踞我国文艺工作的领导地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他们的真实目的是“为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准备条件”（注：穆欣：《“国防文学”是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口号》，《光明日报》1966年7月4日。），等等。从而多次遭到批斗、毒打，被关进监狱长达九年。尽管如此，周扬除了不断反思和忏悔自己思想不纯、革命意志不坚定等反革命罪证之外，从来都没有动摇过对党、对毛主席、对文化革命的崇敬与信任。据夏衍回忆，1975年当专案组通知他和周扬出狱时，他当天就回到家中，而周扬则提出给毛主席的检查还没有写完，要在狱中多呆几天，写完再回家，结果比夏衍晚出狱一个星期。获得自由后的周扬漫步在北京街头，见国家仍然处于贫穷落后状态，难过得流着泪对人们说：“十年过去了，北京仍然有这么多的破房子，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当我在关押期间，广播里说‘形势大好’时，我就想，如果把我打倒了，真的把生产搞上去，我宁愿被打倒。可是出来一看，国家如此贫穷，人民生活如此之低，真使我难过……”（注：露菲：《文坛风雨路――回忆周扬同志片断》，《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2期。）。

从“写检查”反省到“无冤无悔”表白，周扬显然是从内心深处认为自己真的犯了错误，改造、批判、坐牢是不应该感到委屈的。在他看来，“思想改造”、“精神禁锢”、“捕风捉影”……这些对“文革”的指责、批判都是多余的。“文化革命”不仅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工农大众继续革命的需要，而且也是知识分子以实际行动融入革命集体的一次精神圣餐。在肉体和精神都遭受严重摧残的情况下（耳朵曾被打聋），周扬仍能够矢志不渝地从政治立场出发、从党的利益出发，坚持“用毛主席的话鼓励自己”，正确对待批评，“没有一点委屈情绪”。思想不能说不高尚，心态不能说不虔诚。是什么力量促使周扬如此忠诚于无产阶级专政事业呢？探究起来，主要原因为：首先，周扬从骨子里认为，毛主席是器重他的，党的方针政策是不会错的。主持文艺界工作期间，他多次被召进中南海与毛主席单独交谈，足见主席对他的赏识。当有人告诉他，“文革”后期获释出狱是因为最高领袖有话：“周扬一案从宽处理”，“鲁迅活着也不会把周扬抓起来”，“周扬问题仍是人民内部矛盾，工资照发，恢复党籍，安排工作”，更是感激涕零，所有的不幸、委屈、伤害都一扫而空。自己的一系列罪名不可能是党的结论，而很可能与江青有关。一次与毛泽东谈话，周扬就曾斗胆表示：“江青说的一些意见，不知哪些是主席的，哪些是她个人的。是主席的指示，我们坚决执行。如果是她个人的意见，大家还可以讨论。”（注：露菲：《文坛风雨路――回忆周扬同志片断》，《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2期。）其次，周扬从走上文学道路开始起，就不是一个“文人型”知识分子，而是一个有着急功近利思想的“政治型”知识分子，文学创作所倚重的个体意识淹没在政治家倚重的党派性、斗争性之中，思考、分析文学问题的向度多为党性纪律的一致、服从原则，1983年他在为《邓拓文集》写的序言中，仍虔诚地说：“任何一个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的作家，在根本立场上得应力求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但在特殊情况下，或者由于党的政策和工作发生了偏差，或者是作家本身存在着错误的不健康的观点和情绪，出现两者之间不一致或不协调都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党员作家首先应当相信群众、相信党，以严肃认真、积极负责的态度向党陈述自己的意见，决不可隐瞒和掩盖自己的观点，更不可把自己摆在党之上，以为自己比党还高明。另一方面，作家也应当在党的正确方针和政策的引导下改变自己的不正确的认识，使党的正确主张为自己所接受，所融会贯通，从而在思想政治上达到同党中央的认识一致。”不难看出，在周扬心中，“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是压倒一切的根本立场，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不可把自己摆在党之上”，“要相信党，相信群众”。这种非主体的仆从化行为的直接后果是自主性的彻底丧失，原罪感的进一步增强。

在“左倾”文艺盛行的年代，毛泽东的这段话是很流行的，“工人农民，尽管他们的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干净”。知识分子为了在革命队伍里找到一个位置，一方面要顶礼膜拜工农大众，唱颂歌、赞歌，表达积极向上的思想要求，什么“活，一万年，活在，伟大毛泽东的事业中”，“工农阶级真高尚，祖国山河披霞光”……。（注：何其芳：《何其芳文集》第3卷，第40页。）另一方面又要自轻自贱、自贬自责，什么“我们中间的许多人出身没落的封建地主或其他剥削阶级家庭，就教养和世界观来说，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投身于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但存在于我们脑子里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情绪和习惯都没有根本改变”（注：周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论文集》第2集，第103页。）。“我的‘斗私批修’并不好，尚有一个问题需要补批。……同志们都在祝贺我，但我认识到这只是革命的新起点，没有什么可满足的，只是斗争和改造的任务更加加重而已。”（注：郭小川：《郭小川家书集》，第225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工农崇拜与自贬自责双向同构使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为了跟工农兵一致，他们不仅简化思想、欲望、情趣，尽量使用单线、僵化的思维方式表忠心、示仆从，而且还努力获取粗糙鄙陋的外貌，包括红黑的脸膛、皱裂的皮肤、粗笨有力的手脚，如《隐形伴侣》中的郭爱军，为获得“工农气质”较重的男青年欢心，对方黑，她也想办法把自己变黑，太阳晒不黑，她就用手抠掉脸上的白皮肤。

苦闷型知识分子：如果说周扬、郭小川、何其芳、丁玲等人出于对革命事业的虔诚，以一种自贱自责、感恩戴德的心态自愿接受“思想改造”，身体虽然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但并没有将其视为一次精神上的“受难”与“折磨”的话，那么茅盾、叶圣陶、曹禺、艾芜、刘白羽等人面对不期而遇的政治风暴，则表现出一种难以排遣的哀怨与愁闷，他们或者心存疑虑，不知所措；或者惊恐万分，精神几近坍塌。有“流浪文豪”、“中国的高尔基”之称的四川籍作家艾芜，文革开始不久就沦为造反派的搜捕对象，为了躲避灾难，他东奔西藏，先是找到二女儿，躲进四川医学院的空教室里，后又隐姓埋名藏到郊区的一家电影院楼上，1968年的除夕之夜，因害怕连累妻子儿女，虽近在咫尺，艾芜却不敢回家。

与艾芜、孙犁有着相似精神苦闷的还有战争时代曾出生入死，长期担任战地记者，深得叶剑英、罗荣桓等革命将领赏识的刘白羽，以及一生追求进步，忠诚于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曹禺、沈从文、萧乾、丁玲、流沙河等人。“他们逼着你招供，供了以后不但别人相信，甚至连你自己也相信，觉得自己是个大坏蛋，不能生存于这个世界，产生自卑感，觉得自己犯了大错，不要写戏了，情愿去扫街”（注：田本相：《曹禺传》，北京十月出版社1988年版，第425页。）。曹禺的这番话可谓是思想麻木、精神崩溃的真实写照。

中间型知识分子：从思想的倾向性上看，一生都有强烈“庙堂情结”的郭沫若大体介于虔诚型和苦闷型之间，急功近利的政治诉求使他天然地对革命情有独钟，从“革命文学”的倡导到“讨蒋檄文”的发表，从抛妻别子回国参战到走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历任过政协副委员长、政务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等要职。郭沫若始终表现得对党一片赤诚，不仅拥护文艺政策的工具化、阶级化，而且还冲锋陷阵，发起、参加批判运动，勇当意识形态斗争的排头兵。“文革”刚一开始，他就站出来宣称：“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泽东思想，没有用好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所以，有时候阶级观点很模糊”。（注：秦川：《郭沫若评传》，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1967年6月5日，亚非作家常设局举行会议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郭沫若朗诵自己的诗作：“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正是在这种决心式表白指导下，他写作了有着极大个人偏见的颂歌式作品《李白与杜甫》。

但是，这一切并没有使郭沫若置身于“文革”炼狱之外，知识分子的人文道义和艺术良知，以及家庭的一系列变故使他陷入深深的苦闷之中，虽然对党的忠心依旧，但面对日益升级的迫害运动，不满与无奈之情时有表露。1968年4月26日，郭沫若在北京农业大学读书的爱子郭世英被一伙红卫兵作为“反党分子”关押在私设的牢房里，四肢反绑在椅子上，惨遭批斗与毒打，后来竟被反绑着双手从三层楼的一个窗口投下，坠地身亡。得知儿子遭绑架的消息，郭沫若正在陪同周恩来总理接见外宾，考虑到周恩来当时处境的艰难，他没有请求总理出面干预。事后，当于立群哭诉着责难他时，郭沫若满怀悲哀地呻吟道：“有什么办法呢？”从这无可奈何的慨叹声里，我们不难体味郭沫若当时内心的怨愤。几年后，批林批孔运动发生，江青、张春桥等人多次上门，威逼他写文章，承认抗战期间所写的剧本和论著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是“反毛主席的”，并且诱导他著文批判秦相吕不韦。郭沫若心里明白，江青等人的真实目的是要他参与影射批判周恩来的大合唱。郭沫若当然不能屈从，但又无法公开抵抗，只好报之以沉默。在忧愤、郁闷中，一代文豪终于卧病不起，在医院里度过了最后的岁月。

同郭沫若一样，当批斗之风横行京城的时候，茅盾亦被周恩来列入经毛泽东同意的被保护者名单。尽管如此，报纸上还是经常有文章点名批评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