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益南：文革历史研究的若干课题纲要

（一）文革十年的全过程概况

首先须明白，文革，并不是一件事，不是仅仅一场运动，之中，它包括了十年中的各个不同阶段的“小运动”。

例如：

文革开始的一九六六年，其上半年的批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运动；

各地党政领导上联下串在群众与基层干部中抓“小邓拓”、“黑鬼”的“新反右运动”；

红卫兵产生与老红卫兵们的“红色恐怖八月暴行”；

将支持学生红卫兵大字报“炮轰”当地省市委的工人农民，打成“反革命”的事件；

造反派的兴起与夺权的状况、风起云涌的大规模的群众组织建立浪潮；

一九六七年年至一九六八年各省的武斗高潮；

“全国山河一遍红”各省市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前后状况；

所谓清理阶级队伍阶段；

下放干部的五七干校问题；

工人、农民“宣传队”进驻“上层建筑”时期；

一九六八年底红卫兵全部变为“知识青年”，同时统一退出城市并上山下乡的历史转折；

具有文革中某种阶段转折意义的“一打三反”运动；

批陈（伯达）整风；

从莫名其妙开始的抓五一六分子的运动；

林彪事件及一九七四年的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五年的反派性全面整顿阶段；

一九七五年底开始的批邓（小平）反右运动；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抓捕四人帮，等等历史概况。

有人总想只用一句话来概括说明文革及其性质，这怎么可能呢？

其次，文革整整经历了长达十年，比抗日战争的时间还要长，之中，更发生了那么多事情，参入者可数以亿计，涉及到所有的阶级、阶层，人事情况错综复杂，各种事件曲折非常，贯穿与凸现的思潮更是各有特色。若不纵观全局，弄清楚各种事件的来龙去脉起因终果，那无论用多么精辟的词汇语言，都是难以正确地评价文革中各种事件的意义与性质的。

例如：文革中，实际上至少是有二种思潮和力量交织在一块，进行复杂的表现：

（1）上层的政见与权力较量；

如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陈伯达、林彪、“四人帮”的先后被打倒；周恩来十年的坚守；邓小平二次复出；华国锋崛起。

（2）下层的借机申冤屈、反官僚、兴民主的风潮。

申冤屈――文革初期被打成“小邓拓”、“新右派”、“反革命”的基层群众、干部要平反的诉求；

反官僚――老百性对党政官员们在新中国十七年来所作所为的种种积怨不满，借用批斗“走资派”的形式进行；

兴民主――通过所谓“四大”自由（写大字报、大辩论、大鸣、大放）行使的却无法制程序的粗糙民主。

这二种思潮和力量时而分开各自进行，时而又混合在一块展示。

最后，以上层的政见与权力斗争的定夺告终，结束了文革。

（二）文革中高层人事与事件及其发展概况

文革的进行，实际是由若干条“线”组成展开的。其中，“主线”之一便是高层的人事变动情况。

例如：

整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事件；

一九六六年“五一六通知”制定前后中央会议的情况；

中央文革小组与中央“碰头会”机构的产生详细内情；

整死了贺龙的事件及当时的原因；

整刘少奇事件的详细来龙去脉；

突然提升而也突然被打倒的陶铸问题；

所谓二月逆流的怀仁堂会议；

七二O 武汉事件前后；

出乎意外并令人瞠目的王（力）关（锋）戚（本禹）事件；

杨（成武）傅（崇碧）余（立金）事件；

阎红彦张霖之等省委书记政府部长被迫害致死事件；

陈伯达挨整的真正实质性原因；

林彪事件问题；

康生称病的背景；

王洪文何以能当上中央副主席的缘故；

邓小平能够在文革中二次复出的经过与原因；

“九大”、“十大”中央人事组成内情问题等。

这些史实课题，有些情况尚未解密，故无法得知详情。但对那梗概、那说法，总还是可以逐渐弄清的。

（三）红卫兵运动

包括：红卫兵组织的兴起及情况；红卫兵队伍性质区别的情况及原因；老红卫兵问题；造反派红卫兵运动的发展兴亡情况；

之中，清华附中由张承志等人首先发起成立的红卫兵、以及天安门上向毛泽东赠送红袖章的红卫兵宋要武（彬彬）；北京的“联动”红卫兵、西安的“红色恐怖队”红卫兵；以蒯大富为头头的“首都三司”红卫兵；写出了《中国向何处去？》一文的红卫兵杨曦光（杨小凯）等，虽都是红卫兵，但他们在文革中，各自的情况与性质却是互不相同的。

红卫兵的问题，现在大致轮廓已基本清楚，需要着力补充了解的，是之中的详细情况。

（四）造反派问题

对“造反派”这一概念，现在的人们，包括一些经历过文革的人们，实际上也都是不太清楚的，而往往将文革中凡是参加过群众组织戴过红袖章的人，若其做了坏事，便一律视其为造反派。这，其实是有很大的误会。

例如，红卫兵中有造反派，但造反派却并不等于红卫兵。

造反派的确批斗过人确整过人，但一九六六年8月前后整死了老舍等人，抄家批斗了民主党派人士与各位高级知识分子，打伤打死甚至杀害了“黑五类”分子等，却都不是造反派所为！因为，当时，还没有什么“造反派”。造反派的产生，是当年10月之后的事，而造反派有权力与实力首先可以批判的对象，还只是所谓“走资派”，而其时，则已是当年年底的事了。

造反派是如何兴起的？为何说造反派最初是因为自己被打成了“右派、反革命”，才奋而造反了的？造反派都是由一些什么样的人组成？造反派在文革各个阶段中，都扮演了一些什么角色？

而文革，对于造反派的人们，到底是福，还是祸？

扫去蒙在造反派身上的种种“莫须有”，实事求是地评价造反派在文革中的是非，是文革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章节。

（五）文革中的群众组织及其兴亡情况

从清华附中创立了红卫兵组织后，文革中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便纷纷产生建立。

对文革中群众组织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到文革中派别的“春秋战国”状况，更可以看到文革运动中的复杂性。

之中，各群众组织的政治态度却是不一样的，主要有“保守”与“造反”之分，当然也还有中间态度的组织。

由此及彼，若在研究中能感知到文革中派别的“春秋战国”复杂性状况，你也就可以理解到今天发生在中东各国中那些旗号繁杂的阿拉伯游击队武装力量，为何总是各吹各的号，而不能统一对敌。也可以体会到，一九八九年五月中、下旬的天安门广场中，原本怀着同一个目的的大学生们，在短短的时间内，为何竟就分裂成了七个小派系团体，而不能统一行动，有计划的先行撤出天安门。

由蒯大富为首的北京“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与上海“工总司”是全国造反派组织的典型；但，一个是红卫兵组织，一个是工人组织。

而北京红卫兵“联动”与武汉“百万雄师”，则是全国保守派组织的代表。

还有一心一意只为自己那个阶层争取生存权的一些群众组织，如临时工合同工的“全国红色劳动者统一造反总团总司令部”、知识青年要求返城的“湖南红一线造反司令部”。

复员军人也有过一段单独建立组织的时期，他们也分保守与造反的不同观点，如保守的湖南“八一兵团”与造反的“红旗军”。不过，这类组织存在时间很短，中央很快下令不允许复员军人单独成立群众组织，他们便都一一偃旗息鼓了。

（六）文革中极大侵犯人权、迫害公民的事件

这之中包括文革初红卫兵打杀所谓“黑五类”（“地、富、反、坏、右”身份的人们及其子女）的暴行；如北京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西安红色恐怖队红卫兵的暴行。

还有，文革中如北京大兴、湖南道县一类悲剧：在农村的政权机构的支持下，一部分农民，公然成千上万的杀害地主富农等四类分子及其子女的大规模恐怖的血腥屠杀事件。

在文革中的“揪小邓拓”、“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抓五一六分子”等运动中，数以百万计的普通公民，从文化名人老舍，女共产党员张志新，到普普通通的青年遇罗克，都是这些事件的受害者。

常常有人指责文革是“法西斯”的再版。的确，就是这类暴行，在人们心灵上留下了太深重的阴影伤痕。全面的公?颜庑┍?沂录??院笕宋抟墒且患钦鸷沉夹牡木?尽?r

不过，也应说一下，这些，却远不是文革的全部。若以这些暴行做文革的代名词，那对文革的认识也就太不完整了。

同时，这类事件，毕竟不是在文革中才发生出现，也并非从文革才开始。

例如，早在江西苏区时的肃所谓“AB团”、延安整风中发生的“抢救”运动及王实味冤案、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等等，就都属令人惊心的大规模极端侵犯人权的问题。

（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一九六八年12月，数以千万计的红卫兵，身份被转换为一个新名称：知识青年。

知青下乡并不是从文革才开始，一九五五年河北省的邢燕子就早已做了知识青年下乡当农民的代表。但是，作为一个强大阶层的产生，“知识青年”队伍，则无疑是从一九六八年12月起，才形成的。

知识青年的故事虽已有了很多，但从文革、从红卫兵运动、从造反运动这些背景上来看，则仍还有很多事值得研究。

一个普通的县城教师李庆霖，为下乡知识青年的因境，上书毛泽东“告御状”的事，似乎不应被忘记；而“白卷英雄”张铁生的故事，也有实事求是详细澄清的必要。当时张铁生交白卷的原因，真正的事实并不是现在人们所说的反对读书学文化，而是反映了一批在乡认真务农的知识青年们，对那些不必务农却能凭种种办法回城上大学的现状而心理不平衡的个人激奋看法。

当然，李、张二人后来发迹后的政治活动，则是另外的事。

知青运动中，还有一个曾确是激情燃烧的分支，现在被人了解得很少，那就是到缅甸参加共产党人民军的那批青年人，即勇于牺牲自我而输出革命的格瓦拉主义在中国的实践者。那些人后来有的回国了，有的却已长眠在异国，有的做过缅共人民军的高级干部；还有一些人，当革命理想不再存在时，则做了后来“金三角”的大毒枭。

作为中国知青的一部分，人们不应忘记他们。

（八）文革中基层政权的变动情况

文革十年，并非就只是“四人帮”横行的十年，更不是什么造反派掌权的十年（上海除外）。

实际上，除了中央最高层，在省以下基层政权的变动是有过多次的。但是，有一个铁的事实：那就是，除上海外，大多数老干部（领导干部）在文革中，被造反被夺权下台的时间很短，不到三年；而有七年以上的大部分时期，仍是在位的掌权者，不论他是以党委书记身份，还是以革委会主任副主任的面貌。

解读文革，不认识到这一点事实，就无法正确认清很多事情。

当然，在高层，象彭真、薄一波、杨尚昆那样一囚禁就是十年的老干部，也是不少的。不过，相对全体，他们仍为极少数。尤其在省以下基层，老干部被关被囚十年的事，则是罕见的。

（九）发现与展示文革中因思想而获罪受害的英魂们

虽然因思想因言论而获罪受到迫害的事情，并非是空前绝后而文革才有的，但文革中，对思想与言论的镇压，对中华民族优秀精英的镇压与迫害，的确是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高度”。

人们现在都已知道了张志新、遇罗克、王申酉等英魂，但是，是不是还有一些遇罗克式的优秀青年，仍被掩埋在文革历史的尘封中而未见天日呢？

例如，一九七五年，某市有几个二十来岁的青年人，有工人有教师，就被以“反革命集团”予以枪决与判重刑。而他们还在走进审讯室内，与预审官辩论的依据，却全部是马列主义的书籍，张口闭口的理论则是工人当家作主的巴黎公社精神。然而，文革结束快三十年了，这些青年人却仍寂默地长眠在“反革命”的档案材料中。

这些青年的真实面貌，究竟如何呢？

研究文革历史，反省文革，为我们民族的英魂铸建思想丰碑的要点之一，便是要让他们一个也不拉的再现并屹立于历史的画页中。

（十）文革中知识分子的地位与份量

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虽然从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起，便日益下降。而到了文革中，更是跌落到地板的水平。因为文革首先的第一刀，便是从文艺戏剧（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而从一九六八年七月工人宣传队进驻与管理学校、以及所有属于上层建筑的文化科研单位时起，知识分子的整体地位，则再次被打压。

这的确是文革中知识分子阶层有过的真实历史。

然而，这却还不是历史的全貌。

文革中，知识分子并不是有些人以为的那样，就完全是一个象“地富反坏右”那样受压迫被专政的阶层。在文革中，知识分子整体上确丧失了其原有的优越地位，“知识”的优势条件也被无知偏见所抹煞了，但是，他们却还并不是社会的“贱民”，不是“专政对象”。

尤其，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是一个统一的阶层，在文革中也是如此。

既有吴晗、老舍、翦伯瓒那样遭迫害的知识分子，也有姚文元、聂元梓、杨荣国那样一度春风得意的知识分子。并且，在群众组织的头头中，不论保守派，还是造反派，也都有着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参入。尤其，在社会下层，他们中相当多的人，还是群众反官僚兴民主初级运动的有力支持者与参与者。

如果“文革”仅仅只是一部极左路线专制体制对中国文化及其有文化者的反动与迫害的历史，那么，包括造反派以反“走资派”的名义，批斗了几乎所有基层当权者在内的行为、出现在全中国范围内的要“打倒一切（当权派即领导干部）”的思潮，就不可能在那么长的时期中存在，并能有千百万群众（包括部分知识分子）共鸣卷入其中。

文革后长期流传已久的，在文革中所谓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的说法，将知识分子列为了“地富反坏右……”另册表之末位，以证明知识分子在文革中是最受打击最受迫害的群体。

然而，这其实是一个编造的说法。

一九七四年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就不同意对某位知识分子排挤之事，所作的“老九不能走”一语，是借用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座山雕的一句挽留胡彪（杨子荣）的台词，将那位知识分子比喻为剧中的胡彪（杨子荣）而示意应重视知识分子。因此，这“老九”实为挽留意义的比喻，而不是什么阶级阵营的排行，不是“四类分子”、“黑五类”称呼的延伸。

因此，全面地还原文革历史中的知识分子地位与形象，对如何正确发挥知识分子推动社会前进的各极作用，而扬弃知识分子阶层的种种天生不足，相信只会有益处的。

2004年6月9日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