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琴煮鹤”诗案――老诗人邓均吾之死

老干长条倚碧霄，

虬髯红拂入挥毫。

金城柳是英雄种，

岂向西风一折腰。

这首绝句是老诗人邓均吾写的，题为《观人画柳》，刊载于１９６２年６月７日重庆《奔腾》文学双周刊第１６期上。

请今天的读者充分发挥想象力，允许你不择手段，挖空心思，看能够用什么办法将这首诗打成“反诗”。

我这个过来人认为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要这样做，必须有一股“史无前例”的超强龙卷风，还得设置一个经年跨岁地不断扭曲人心、泯灭良知的社会背景。而这种使上亿人遭罪的劫难毕竟过去快四十年了。

如果把时光倒转至１９６６年的春夏之交，也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强颁硬贯的时候呢？那可就是头脚倒置之世了。一时大风起兮，摧城拔木，任何匪夷所思的事都能出现。重庆市文联，那时不过是一个二三十人的小团体，邓均吾是备受文艺界尊重的老诗人，在这雷霆冰雹劈面袭来，文化人个个头上悬着一把大革文化命之剑的特殊时空下，他这首短短四句二十八字的小诗，经过推演，经过锻造，就骇然被打造成“反革命黑诗”了。邓老因此备受凌辱，以致在饱受折磨之后含恨以殁。对于重庆文学界来说，这一诗案，至今还是“了犹未了”的一桩冤案。

２００３年的抗阻“非典”，是一场全民战争，即使疫患已除，专家们还在紧张地寻找疫源，研究并制定防范机制，目的只有一个：为了人民福祉，吸取教训，绝不可让疫情再次肆虐。而“文革”之灾却在人间为祟十年，据始作俑者言，隔段时间还会再爆发。那么，它是何种疫源、什么病理造成的？怎样才能防患于未然？十年浩劫，兹体事大，好像难以着手。但具体到小小重庆市文联中的小小诗案，兴许倒能比较容易说清原委。为了防止这一社会恶疫变性再窜，是不是可以剖析一个标本，为这曾经恶发的社会痼疾留下一块小小的病理切片呢。

◇诗本事

邓老这首题画诗，写于１９６２年壬寅虎岁的阳春３月。

１９６１至１９６２年之交，正是那场导致非正常死亡上千万人的三年大饥荒的尾声。为了缓解灾情和总结教训，中国中央在１９６２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后，开始检查过去的政策措施，着手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等偏失，对“反右倾”等运动中受到批判、处理的一些干部、共产党员和群众进行甄别、平反。从农业“十二条”开始，在文化和教育科技方面也拟制了一些纠偏规定，知识分子头上那顶戴了多年的“资产阶级”帽子也被周恩来和陈毅宣布摘掉，承认其为劳动人民的一部分。根据这样的精神，在这年春风骀荡的３月中，美术家协会四川分会在重庆开了个气氛宽松的座谈会，把一些知名画家请来雅聚。祝酒中，重庆市文联和四川美协领导人，对过去反“中、下游”，拔“灰、白旗”，伤害知识分子感情的作法，说了些宽慰的带甄别性的话。对国画这一画种受到冷落表示了歉意，并答应要为陈子庄、冯建吴这样的画家筹办画展。目的是为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大家心情舒畅地共渡时艰。

尽管过去几年中有过物资匮乏，也有过过火批判，但中国知识分子是很能顾全大局，很讲“忠恕”之道的。既然有文化方面的领导人主动致歉，那还不是在以国士待我，而由是感激吗？陈子庄先生就感动得流了热泪，并当场展纸挥毫，画了一幅“老干长条倚碧霄”的春柳图，借以表达他“律回岁转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的振奋心情。

邓均吾作为重庆市文联负责人，这次雅集也是主宾，看到陈子庄先画柳树老干，桩头上残桠戟立，能使人意识到过去的严冬之冷和人为的芟伐太过；继而见画家挥笔画出了柔条，用似有若无的绿色点舒了柳眼，顿时就感到了瑞气葱茏，整个画面充盈着不可阻遏的勃勃生机；宣纸上的大片留白，也因此透出了天高云淡的亮色。邓老不由诗兴就来了。“虬髯红拂入挥毫”，就是借用文学形象表达画面黑白相生、刚柔相济给他的审美感受。更重要的寄兴是在思想层面上，邓均吾是老共产党人，看到在困难形势下，执政党和知识分子如此的肝胆相照，由衷地感到高兴。当时宣传中强调困难形势与“帝修反”的干扰破坏有关，号召中国人民在“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面前要自力更生、发奋图强。陈子庄的壬寅春柳，不正是形象地体现了这种骨气和志气吗？“金城柳是英雄种，岂向西风一折腰”，就是对这种风骨的肯定和赞扬。那些年人人皆知“东风压倒西风”这一口号，“东风”与“西风”是有其具体的不容混淆的指向性的。

那次壬寅雅集中，陈子庄的画和邓均吾的诗，是重庆文艺界的一段佳话：从艺术活动看是这样，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看也是这样。

◇诗祸

１９６２年春天的这股祥和之气，实在太过于短暂。由于“阶级斗争”大纛的高悬重祭，这年入秋，意识形态领域的气氛又乖戾起来。文艺界各团体被指斥成了“裴多菲俱乐部”，“跌到了修正主义边缘”。到了大革文化命的狂风乍起，根据那个由江青主持、据说含有最高旨意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过去一直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文艺运动，竟然被一条又长又黑又粗的“文艺黑线”专了政！按照这样的诛语，从北京的周扬到重庆的任白戈，全都在劫难逃，遑论重庆市文联中的作家、编辑。

风起之初，大约重庆市委也想不到自己竟会同各级党委一样变成“运动的重点”，在紧跟中也就一循旧规，先把文艺界的知识分子挑几个整了再说。派来整文联的工作组，是从市文化局和当时的“红旗单位”四川美协选调的。重庆文联和四川美协，是同一个党组领导。用一句俗话说，是同一根线上拴着的蚂蚱。但此时“文革”舞台上要他们扮演的角色是蜥蜴，自然也就迅速变色，本诸上命，把文联作为一条尾巴抛将出来，让它在大张挞伐中去蹦跳；以使更加重要的首脑部分得以逃到避风处，争得一些应对时间。

也不知这该叫悲剧还是喜剧，原来熟得不能再熟的文朋画友，在这“煮豆燃萁”开锅之前竟然变得来形同路人。工作组来到文联，也要像农村“四清”那样搞“扎根串连”，寻访“苦主”，然后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开“见面会”，号召拿起笔做刀枪，锄毒草，挖黑帮。既然长期以来被“黑线”专了政，文联中人除极个别外，几乎全都入了黑籍，负有原罪。所谓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形式的互查互揭，实际就是吠形吠影的互咬互噬。被指定入棚搞大批判的文联礼堂，天天腥气扑鼻，人人刺刀见红。角斗士们此时私心最为害怕的，是在这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混战中不要被圈定；一旦被圈，那就会百矢集身，被打翻在地还要再踏上无数只脚了！

横祸就降临到了邓均吾头上。

邓均吾，又名邓成均，笔名默声、微中，１８９８年出生于四川古蔺。他是我国著名文学团体――创造社和浅草社的老诗人，文学翻译家。早在上世纪２０年代初期，就在上海投身新文学运动，与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同编《创造》，发表了《白鸥》等新诗，出版了编、译书籍多部。抗战军兴，他在成都从事抗敌文协工作，协助车耀先编辑《大声》，１９３８年经周文、赵其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教育、新闻等职业掩护下进行革命活动，曾任古蔺地下党县委书记。５０―６０年代，历任重庆市文联秘书长、副主席、中国作协理事、《奔腾》和《红岩》主编，并长期兼任重庆文史馆馆长。

邓老在重庆文学界资深望重，虽然是重庆市文联唯一的副主席（西南文联撤销后，因重庆未开文代会，尚未选出主席和其他副主席），荣誉性却大于实质性，并不实际主事。无奈这场文化杀戮需要靶子，“文革”祭坛需要牺牲，从“三十年代文艺黑线”说，他是创造社时期的诗人；从民主革命说，他是抗战初起时的共产党人；从当权派说，他有领导人的名义。在成都已将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马识途、四川省文联党组书记李亚群、省文联主席沙汀“揪出来”点名批判的情况下，重庆不揪出个文联负责人能交得了差吗？因此工作组一进文联，就将邓均吾列入另册，只嘱他将诗稿交出供大家检查，不让和“群众”一起“学习”。这不明摆着是树的草垛吗？

在“疑义相与析”的号召中，诸如此类的大字报就出来了――邓老诗句中，“青年党领导”被断句为“青年党／领导”（竟想让“青年党”来领导，何等反动）；“家家办得好公粮”被分析为歌颂单干（为何不写“队队办得好公粮”），形容村景的诗句用了“武陵”或“桃源”这样的词汇，更是被上纲成为对现实不满，恶毒影射新社会是“暴秦统治”……

尽管揭批者说得血泡子翻翻，满嘴是毛，但从掌握“斗争大方向”的工作组看来，还是没有抓住要害，难以取得战果，便鼓励继续深揭狠挖。

重庆市文联作家群中，恰好有两位特殊人物，他们在重庆解放前夕有过坐牢的经历，重庆一解放，他们就开始写作控诉国民党集中营关押、刑讯、屠杀政治犯的文章，以后便一直按组织的安排向青少年作宣传讲演，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在这样的基础上继续受命写作，并从纪实之作转为文学创作，终于在有关组织部门、文学大师和出版单位的鼎力扶持、帮助下，于１９６２年出版了引起轰动效应的“党史小说”，他们也因此被组织调入重庆市文联。成为专业“创作员”（指《红岩》作者罗广斌和杨益言――编者）。在文联环境中，他们更表现出党务工作者的干练和政治警觉性。还在“文革”酝酿之时，他们就得到江青的“亲切接见”和关照，还曾在狠批“文艺黑线”时被用作雹击夏衍等“修正主义分子”的石头。他们回到重庆后，开口闭口“江青同志”如何如何，“文艺战线”怎样怎样。因为得风气之先，“文革”一开始，他们就闻风而动，以“左派作家”的姿态，在文联公开提出：文联主办的文学刊物《奔腾》上毒草占４０％，存在“黑线专政”问题，必须严加追查。

不过，他们也有些不虞之灾的顾虑。因为在他们那部小说成书过程中，一直受到重庆市委特别是组织部门的支持，也多方得到文艺界前辈的扶掖帮助，而有关的领导干部和作家，在“文革”前夕和“文革”风暴初起时竟纷纷落马成了“反党分子”、“黑帮”，这很有些使他们紧张，不得不写出大字报和“揭发材料”，以便“划清界限”。既然对周扬、夏衍、任白戈、沙汀、马识途、萧泽宽等都可以抹下脸来“反戈一击”，又何吝于对３０年代的老诗人下狠手呢？

因而，工作组一号召，他们就冲杀上前了。在他们看来，陈子庄的画和邓均吾的诗，出笼于１９６２年春，其中必有微言大义。用这种政治眼光作刀，他们一下子就从诗的第三句中解剖出了反骨。原来，“金城柳”出典于桓温，桓温是东晋时带兵之帅，他在西征北上途中看到当年种的柳树已经成围，而他统一中国的功业尚未实现，不禁泫然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将东晋时的桓大将军拿来和今天的现实一加比附，不是也有一个转战大西北的彭大将军吗？彭德怀在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被定成了“反党集团”、“右倾机会主义”头子，１９６２年，正是被伟大领袖认定有人大刮“翻案风”、“黑暗风”的时候，恰在这时，陈子庄画老干新枝，邓均吾的诗写“金城柳是英雄种”，不正是与彭德怀翻案之心暗通而遥作呼应吗？

这样的上纲批判，因符合运动的期求目标，工作组听来就有些味道了，稍加鼓励。“左派作家”又在邓诗的第二句上有了突破性发现：“虬髯红拂入挥毫”，所写何人何事？据唐人传奇，原来隋末大乱，在群雄中有位虬髯客，想与李世民争天下而没有得手，只好去海外称王，退出争夺前曾与李靖、红拂谈过：“此后十年，当东南数千里外有异事，是吾得事之秋也。”在１９４９年争天下失败而被赶下海的不是蒋介石吗？台湾正好距北京数千里，蒋介石正是在１９６１、１９６２年之交叫嚣反攻大陆，不正好与虬髯客所预言的“得事之秋”暗相契符吗？这就是要害。抓住这个要害来个顺藤摸瓜，竟然发现陈子庄曾在军阀王缵绪那儿当过幕宾，教他家的孩子画画。虽然陈子庄在成都解放时对王缵绪作过策反，使其脱离了蒋介石集团，但王缵绪又在１９５７年越境外逃时被抓，这难道会是偶然现象吗？根据这样的政治投影，陈子庄在解放前的身份就颇可疑，他在１９６２年所画杈桠森然的老柳就更可疑。现在又有了邓均吾的诗来点题，这不是在公开为蒋介石反攻大陆作舆论准备吗？在“左派作家”的揭发中，还把蒋介石是在１９６２年某月某日叫嚣“反攻大陆”，邓均吾是在几天之后抛出“反诗”，详加对照，说得清楚而又具体。“黑画反诗”也就如此这般地“铁证如山罪责难逃”了。

请不要以为这是热昏发烧者的谵语。把全国几亿人都发动起来搞“文革”是为的什么？《五一六通知》说得明白，是为了把党、政、军、文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都揪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