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晓龙：“文化大革命”起因研究综述

“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浩大的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和社会动乱，已经过去二十七年了。二十七年来，一直有学者在不断地反思和探求这一民族灾难的根源。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中国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为什么会发生“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１９８１年６月２７日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文革”的起源作了简要的回答，是研究“文革”的指导性文件。但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的发生若从历史学研究的角度看，《决议》的结论就显得过于原则化、简单化了。因此，学者们并没有囿于《决议》的定论，而是从政治、经济、文化和心理等各个角度进行了积极的探讨。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文革”起源的研究一直是“文革”史研究中的热点和重点，从整个学术研究情况来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１９７８到１９８５年，可视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由于当时处于“文革”刚结束的特殊时期，所以主要是从政治上对“文革”进行总体反思，给“文革”予以定位，《决议》的发表为学术研究指明了方向，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这一阶段的学术研究，所以有很大一部份研究成果是对决议宣讲的延伸和具体阐释。从１９８６年到１９９５年为第二阶段。由于这一时期作为政治运动的“文革”的影响已经渐渐消退，所以学术界也开始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将“文革”纳入历史学研究中去，整体水平较第一阶段有所提高。但是，仍停留在单角度考察的水平，缺少一种综合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不少外国学者的研究著作被译介到国内，对于开阔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是不无好处的。第三阶段，从１９９６年至今，由于“文革”结束二十周年的到来，在学术界的整体努力下，同时由于国内学术气氛的日益活跃和西方社会学等研究方法的引入，所以在这短短几年，对“文革”起源的研究，呈现了系统性、广泛性、深入性、学术性的研究特点，水平较前两阶段有了明显提高。更有学者对“文革”起因的研究，进行了大胆而有效的尝试，把“文革”的发生纳入一个全新的理论体系去阐释，给“文革”的研究领域注入了一股清新的学术风气。

本文拟从几个角度把二十五年来学术界对“文革”起因研究成果作一综述。

◇经济动因说

由于“文革”是“左”倾错误的不断扩大和升级的恶果，所以对“文革”经济根源的探究，其实也就是在探求“左”倾错误产生的根源，主要有以下几个研究角度。

（一）当时中央领导人，尤其是具有强大号召力的毛泽东的空幻的经济思想，直接影响了我国经济决策的不确当性和经济体制的日益僵化和空幻性，进而产生了经济上的“左”倾错误，并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升级。研究者认为，当时具有浓重“左”倾色彩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决定了“文革”发生的基本条件――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而“文革”得以发生的重要原因――对党内对经济建设上的分歧的错误定性也根源于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个别党的领导人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的探索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富有“左”倾色彩的空幻模式。但是由于不能为中央领导集体接受，但又自认为是真理，遂将党内对此不同意见的争论误认为是党内阶级斗争的激烈反应，认为要建设他所推崇的带有平均色彩的理想社会、在中国实现“最纯洁最完善的社会主义”，必须清除某些障碍，而当时整个国家的不正常运转，客观上为他实现自己的经济理想模式，提供了可能。〔１〕

（二）来自中央的经济决策上的“左”倾错误，在某些人的鼓吹和渲染下，进而升级到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根本分歧上。研究者认为，６０年代过分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和僵化经济体制的弊病已经显露，中国的经济发展处在是否进行改革的岔路口。〔２〕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也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经济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坚持自己的“三面红旗”（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视商品经济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对立物，所以他对于当时出现在其它中央领导人中的不同意见无法容忍，并且由此产生了对中国可能出现资本主义的忧虑。为了进一步推行他的经济主张，他在考虑是否应该采取某种手段将出现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某些“非社会主义成份”予以清除。这也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原因之一。〔３〕

（三）还有研究者跳过了“左”倾错误这一环，认为导致“文革”发生的那些党内分歧和政治斗争都根源于当时严重的经济困难，又围绕着如何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而逐渐激化和升级。庐山会议由经济问题引发；八届四中全会上的斗争源于如何才能走出经济困境的意见分歧；“文革”的舆论先导说的就是人民公社的是非；人民公社化运动使我国生产关系发生变异，正是“文革”这场内乱赖以产生的经济根源。〔４〕

◇政治动因说

“文革”是一场政治性内乱，虽然始发于思想文化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因素影响，我们可将此称之为政治动因。根据研究者的切入点不同，可分为以下几个角度。

一、执政党建设上的失误。中国共产党作为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的执政党，其自身建设上的得失直接关系到国运的兴衰。而当时共产党在自身建设上，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严重失误，正是这些失误造就了“文革”。

１、国家领导管理制度上建设失误。在这方面学术界一直视为禁区，邓小平首次提出“文革”的错误与现行制度的弊端有直接关系。他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一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制度问题由于毛泽东在实际上没有解决，所以导致了“文革”的十年浩劫。（《邓小平文选》２９３页）正是由于这些制度问题的缺陷，使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组织原则不断受到削弱和破坏，让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而且由于他的个人专断是通过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原则来实现的，他把个人专断强加给集体，集体又往往接受了他的个人专断，这种无制约的恶性循环，造成了毛泽东的意志高于党规和国法，集体力量无法纠正他错误的不正常现象，他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任何人都阻止不了。〔５〕

还有研究者由此认为，这种制度上的缺陷导致了党内不同意见的产生，但被无限上纲为阶级斗争，甚至有人将这种斗争简单化为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个人政治较量，关于这一点，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更多地出现在外国学者的著作里。

２、理论指导上的错误。党没有坚持以至背离实事求是的路线，使“左”倾思潮在党内泛滥，并且日益系统化、理论化、正统化。〔６〕虽然“左”倾思潮根源于经济问题，但是它在政治领域得到恶化，并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使党在执政理论上形成了以阶级斗争扩大化为中心的思想。继反右派运动、庐山会议、八届十中全会之后，“左”倾错误逐渐升级，并在１９６５年把阶级斗争的重点转移到党内，斗争矛头直指党中央领导人。在“文革”中，这一错误观点更加发展，被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正是这种“左”倾的错误指导思想，直接导致了文化大革命。〔７〕

二、领袖个人失误。毛泽东视“文革”为他对中国人民两大贡献之一，甚至高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但是历史已经证明“文革”是他的悲剧。毛泽东对于“文革”的发动和完全失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虽然一直有人认为不应把“文革”的发生归因于领袖的个人失误。但是，各种研究著作中却无一例外的把毛泽东置于“文革”的主角的地位，“文革”的发生与毛泽东个人的确是有很大关系的。我们不否认晚年毛泽东依然怀着良好的愿望，在谋划建设一个“新世界”，这在《五・一六通知》（主旨在“破”）和《五・七指示》（主旨在“立”）中体现了出来。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的“砸烂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主观意图。他在相关文件中所构画的社会主义，是一个逐步消灭分工、消灭商品的平均主义社会。这一蓝图为他的“文革”失误作了最好的注脚。其失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不切实际的“左”倾经济建设思想。主要是指在“三面红旗”上的错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已经被实践所否定。他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是１９５６年反冒进的反命题，带有浓厚的“左”的色彩。“大跃进”是当时中央领导中“左”

倾错误的产物，是被作为１９５７年整风运动之后必然要出现的“经济建设高潮”提出来的。其实当时全党工作的重心实际上并没有放在经济建设上，对国民经济的“跃进”是从政治的推测和政治的需要出发，对经济发展规律和我国经济基本情况的认识很不足，可以用“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八个字来概括，伴随着它的是高指标、瞎指挥和浮夸风。后来一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给这一路线的错误性质作了鉴定。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也是毛泽东发动的，这个“一大二公”的组织形式，寄托着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的空想。这种“空想”成了“三面红旗”的灵魂，而“文革”的发动则是为了维护“红旗”，实现空想。〔８〕

２、愈演愈烈的斗争哲学。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本来把矛盾置于“事物运动的根本原因”这一特殊的、主要的地位，而毛泽东则作出极端的、简单化的概括，他声称：“无产阶级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而其斗争哲学的核心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毛泽东说：“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看待一切、分析一切。”自１９６３年开始，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一种阶级斗争“情结”，即把任何情况都当成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处理任何事情都将其视为阶级斗争。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在“文革”前的一系列斗争中，毛泽东建构了一种以阶级斗争为出发点分析形势的思维模式，这是一个凭高度想象力虚构一幅阶级斗争图画的模式。〔９〕毛泽东发动的“阶级斗争”一次次升级，直到文化大革命。他对阶级斗争的论述，带有一种随心所欲的非理性化的概括性，诸如“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运动“过七八年”就得“再来一次”。〔１０〕

最值得注意的是，自从他反右派犯了严重扩大化错误之后，毛泽东一直没有觉察，甚至还把党内上层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不同意见看成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其实，他始终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更没有弄清楚什么是修正主义。灾难性的后果就是文化大革命。

３、对国内外政治形势的错误判断。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要解决国内的政治问题，但是“鉴于苏联变修”、从“反修防修”出发的。他是把“文革”当作“反修防修”的一场重大的实验和演习来进行的。他的这一思想和理论来源于他对５０年代后期以来国际形势的主观错误判断。具体来说，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和“波匈事件”的严重误解，是他进行反修斗争的重要契机；毛泽东以自己的“左”倾的理论观点和实践经验去评判别国党的内部事务，把社会主义改革看成是推行“修正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这是他下决心在中国推行“反修防修”，发动“文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中苏论战的发生和对国外修正主义的批判严重影响了毛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严重影响了全国的政治生活。〔１１〕

４、对个人崇拜的默认和接受。在这里我们要分清个人崇拜和维护领袖权威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我党历史上包括毛泽东同志一直反对搞个人崇拜。在１９５８年三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同志说过要区分“两个个人崇拜”、“两个反个人崇拜”的话，他说有的人反对个人崇拜，是反对崇拜别人，而要别人崇拜他自己。但是，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动荡和一些别有用心的野心家的鼓吹和制造现代迷信，毛泽东开始默认和接受这种迷信，最终在全国人民心中形成了对毛泽东个人的非理性的、近乎狂热的崇拜。〔１２〕有的学者认为，当时的社会就需要个人崇拜。把“文革”与宗教活动联系起来看，这二者在人们心理上是有共性的，即要寻求超自然力的庇护，以解除外部世界的危机和恐惧。这就唤起了对救世主的渴求，为个人崇拜的狂热铺上了心理之路。另外，中国传统的心理定势――圣贤期待――也起了催化作用。固然这也是原因，但毛泽东个人的接受同样不可忽视。〔１３〕

５、对知识分子的轻蔑和仇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