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沙坪坝公园文革武斗墓地记

在重庆，在和歌乐山烈士陵园遥遥相望的沙坪坝公园里，在荒草和杂木中，有一片人迹罕至的墓地，它被一道长满青苔的高高的石墙围住，与世隔绝。

这是一个全国仅有的文革墓地，１１３座坟墓掩埋了４００余名当年武斗的死难者。他们中有年仅１４岁的少女，有被称为“校花”的女中学生，有年轻的母亲，她们和更多的他们――――握着枪和铁棍、刀、匕首等的儿子、丈夫、父亲――――交错地倒在这里。

３０多年过去了，如今，坟头芳草萋萋，那个动乱年代曾经的厮杀、哀号、枪声、颂歌和罪恶过去了，被鬼针草、尘土和高墙的阴影层层覆盖。

但是，与死者有关的人还活着。重庆文革派性斗争的波诡云谲、血雨腥风，还影响着他们……

“我为文化大革命坐了１５年牢”

周劲松，男，１９４５年生，原重庆“８・１５派”总负责人之一，曾任重庆市革委会常委，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１９７６年入狱，１９９１年刑满释放，现无业，靠亲朋接济度日。

文革前，我是重庆大学３年级学生。我卷入这场运动是从“四清”工作组留下来继续搞文化大革命，整重大校长、书记郑思群开始的。１９６６年６月，工作组把郑校长打倒，我不服。对郑校长，我印象很深，我是当时全校７个全优生之一，从他手里接过不少奖状；郑校长在食堂当着学生的面，把饭桶边地上的饭捡起来自己吃，从不骂人，讲究身教，以身作则。这样的校长被打倒了，我鸣不平，当场我就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关在重大阶梯教室隔离审查了一个礼拜。出来后，我自然就成了大家关注的对象。

那年７月１９日，工作组把郑校长转移，押到松林坡招待所继续关押，转移时被我看见了，郑校长头发零乱，只穿着短裤、背心，打着光脚板，走在水泥路上。一位老革命，７级干部，就被他们这样整过来整过去，连鞋都不让穿，７月份的重庆，有多热啊！我看不过，一喊就喊过来几百人，围住工作组的人质问，双方僵持了一阵，都不了了之。我再次成为焦点人物，再次被打为修正主义苗子、反革命。但不过半个月，工作组突然宣布郑思群校长畏罪自杀，就在松林坡招待所。我们一面向当地派出所报案，要求调查郑校长的死因，一面自发地围攻工作组。就从郑校长死的那一天开始，工作组就不得人心，重大师生反对工作组就有了群众基础。

为啥子叫“８・１５派”，莫名其妙的，我跟你讲，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５日那一天，重庆师范专科学校的造反派组织“排炮战斗队”、“轻骑战斗队”的负责人，到重大找到我，要求我们声援、支持他们。我当天就鼓动带了３０００多重大的师生员工到了师专，开大会声援造反派。这事就惊动了重庆市委，市委就派了副书记、副市长辛易之来师专，他代表市委宣布我们的行动是错误的，命令解散，但大家不服，就在沙坪坝上街游行，口号就是要搞文化大革命，坚决贯彻 “５・１６通知”精神，坚决执行“１６条”措施。这就是重庆文革第一次大规模游行的所谓“８・１５事件”。此后，各个单位造反派纷纷赶工作组，都跑到重大来搬兵声援，“８・１５”的名声坐大了。“８・１５派”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形成了。

１９６７年１月份全国各地造反派掀起了旨在夺权的所谓“一月革命”，重庆是２月２８日，４６个造反派组织发表了《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公告》，革联会宣告成立，掌握了全市党、政、财、文大权。革联会一把手是驻军首长，副主任由工人代表、农民代表、学生代表分担，我派了一个“副司令”去革联会当副主任，我自己没有当权，但我是支持革联会的。

成立了革联会以后，有人认为革命尚未成功，不要当官老爷，因此反对革联会；还有一种人认为自己没有当权，被革联会排斥了，也反对革联会。这些人就把人拉出去成立了“反到底派”，又称“砸派”。“砸派”当时有一个很出名的广播站，叫“完蛋就完蛋”，是林彪的话。

当时，四川的政治局面非常复杂：６０年代初，宜宾地委书记刘结挺、市委书记张西挺被李井泉主持的西南局打成反党分子，一直关押。１９６７年五六月间，刘、张获平反昭雪，复出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副主任。重庆两派围绕 “刘张”平反复出的问题加剧了分化，“８・１５派”反刘张，“反到底派”拥刘张。斗争越来越激烈，一直到后来武斗全面升级、爆发。

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震撼世界，这是悲剧，防止悲剧重演这个观点我是赞同的。我为文化大革命坐了１５年牢，我负了责。

１９６７年４月２３日，两派组织在北碚、重钢等地辩论，发展成动拳头、砸宣传车、广播器材等事件。

１９６７年５月２３日，两派人员在重庆石油学校发生武斗，双方从动拳脚升级到使用钢钎、铁棍、匕首。是月武斗之风蔓延全市：重庆医学院、嘉陵机器厂、西南师范学院均发生了使用这些武器的武力冲突。

１９６７年６月５日至８日，西南师范学院两派发生武斗，全市两派分别派数千人参战，揭开重庆大规模武斗的序幕。

１９６７年７月８日，两派武斗组织在红岩柴油机厂发生冲突，打死９人，伤近２００人。这次武斗中双方首次使用枪弹。这次事件被称为“打响重庆武斗第一枪”。从此，重庆武斗全面升级，从使用小口径步枪、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手榴弹到动用坦克、高射炮、舰艇，从巷战到野战，规模越来越大，死的人越来越多，正常的社会秩序完全被破坏。１９６７年７月３１日至８月６日，荣昌县两派共７００人左右参加武斗，死亡７８人。同年，８月８日，望江机器厂造反派用３艘炮船组成舰队，沿长江炮击东风造船厂、红港大楼、长江电工厂及沿江船只，打死２４０人，伤１２９人，打沉船只３艘，重创１２艘；８月１３日，两派在解放碑激战，交电大楼及邻近建筑被焚毁；８月１８日，沙坪坝区潘家坪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死亡近百人；８月２８日，歇马场发生３０００多人的大武斗，双方死４０人，杨家坪街道被毁近半，武斗双方死亡１００人。”

１９６７年７月、８月、９月，山城重庆变成了血雨腥风的战场。

“我一直在抚摸身上的刀伤枪伤”

陈卓（化名），男，原重庆某中等学校“反到底派”头头，１９６９年入狱，１９７２年释放，现为房地产商人。

我本人直接参加了武斗，从１９６７年打到１９６８年。我当时是学校“反到底派”的狗头军师（笑），同学们都喊我“参谋长”。我身体一直比较弱，弱不带兵嘛。

我惟一一次带兵是１９６８年６月２９日至７月１日这次３天３夜的激战。６月２９日，“二和尚”跑到我们学校来搬救兵，他是建设厂技校“砸派”的头头，他指挥的建设厂“砸派”与“８・１５派”干起来了。当时武斗打了一年，死的人太多了，战斗队员都产生了厌战情绪、恐怖情绪，都不愿去。我当时出于强烈的派性荣誉感，勉强把２００多名战斗队员集合起来，说谁愿意跟我去的就出列，有７０多个人出列。我们全副武装，甚至把解放鞋带取下来串着子弹夹挎在身上，省得在战场上换弹夹耽误几秒钟的战机，这是一种拼到底的态度。当时，我的脑海里不断地浮现着陈辉（革命烈士，死在渣滓洞）的名言：“战士的坟墓比奴隶的天堂更明亮。”当时大家的心情真的很悲壮。我们在杨家坪参战，打了３天３夜，我们这一边惨败，我带去的７０多名战斗员当场牺牲了４个，还有７个被对方俘虏后也全遭枪毙了。

“二和尚”在撤退时睡着了，怎么都弄不醒，结果也被对方俘虏枪毙了。与他同时被俘的还有一个同伴，那个同伴是建设厂的子弟，他父亲是“８・１５派 ”的，因此那个同伴得救了，没遭父亲的阵营枪毙。“二和尚”是建设厂技校的学生，是资阳人，无人说情。我一直记得“二和尚”来找我搬救兵时的样子，穿着蓝色学生装，拴根牛皮带，铜扣锃亮，腰间插着一把驳壳枪，脚上穿着解放鞋，挽着裤管，中等个，短发，方脸，威风凛凛，但脸色苍白。

这次战斗，我们这一派也枪毙了对方４个俘虏，其中两个是我亲自俘虏的。我为此内疚、忏悔、痛苦了几十年，因为我无法忘记他们当时被俘虏的那一瞬间的目光。他们当时端着冲锋枪站在车间一台机床边，混战中我退进了这个车间，一发现他们我凭直觉判断是“８・１５派”的，立即冒诈我是“８・１５派”的，他们把枪背起来向我走近，我马上就――那一瞬间，他们的目光充满了悔恨、恐怖、绝望。两人都有３０多岁，是工人，我想他们一定有儿女、妻子――― 这几十年我一直因此而得不到解脱，永远得不到―――这是兽性的恶，在现世中不会也不应该被宽恕。重庆武斗最惨无人道的事就是互相杀俘虏，这是全国武斗过程中最黑暗的一幕，是我们这一批人心灵上永远的污点，它不会被时间磨灭。

几十年来，我一直在反思文革，一直在抚摸身体上的刀伤，枪伤。

这次武斗结束后几天，１９６８年７月９日，两派在江陵厂重燃战火，双方动用坦克、大炮、轻重机枪激战，附近民宅被炮击成千疮百孔。也是当月上旬，两派还分别在杨家坪、大坪、重庆医学院、二四二部队、五一技术学校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均出动水陆两栖坦克、舰艇、三七炮、四联高射机枪、野战炮等重武器。上述地区民房、单位建筑、器材设备遭重创，两路口至杨家坪无轨电车网被打烂，全线停运１年多。经过上述几次大规模激战，重庆“８・１５派”彻底控制了局势，“反到底派”全体成员及其家属总计数十万人集体分批疏散，逃离重庆，“大清洗”的谣言像瘟疫一样倾压山城。

在逃到成都后（成都是以四川大学“８・２６派”为首的造反派天下，“８ ・２６派”是欢迎重庆“反到底派”的），弱不带兵的１８岁的陈卓再次纠合从重庆逃来的２０００多名红卫兵，因为人多枪少，他们拦截火车一路狂飙杀往四川绵阳、广元，找当地驻军要武器弹药，准备杀回重庆，被驻军拒绝，从而避免了一场更大的惨祸。

１９６８年９月２３日，重庆市革委、警备区发布命令，严令一切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无条件上缴一切武器弹药、运输车辆；拆除武斗工事、据点；解散专业武斗队。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５日，两派宣布撤销总部，解散组织。

“我跪在地上向死人请罪”

法官某某，男，５６岁，原文革武斗中“砸派”成员，已退休，离开家庭，独居在郊区，过着很无奈的日子，自嘲生活混乱，３次拒绝采访，最后却不过老战友的情面，终于对我们打开了话匣。

提到沙坪坝那个红卫兵墓地，我实在太熟了，不想说，太伤感了。（沉默）当时，我在要害部门工作，因为一个同学的弟弟在化龙桥读书，我经常到他学校去看他，文革前我们就很熟了。后来运动开始，加上观点相近，我自然就加入了他们学校这一派（砸派）。

１９６７年７月２４日，这天下午，他们学校的学生拦截了一辆路过的“８ ・１５派”车辆，并扣押了随车人员和一位军代表。我向来不主张乱抓乱打，经过我的劝告，他们把人放了，但军代表因为时间晚了，当天没走成，继续被扣押。晚上，我得到情报：重庆大学“８・１５派”抢了武装部，得到了许多军用装备，并且准备攻打我们这边的学校，因为学校所在地化龙桥是重大到市区的必经地，所以从技术上考虑，重大“８・１５派”非拔掉这个钉子不可。这天晚上，大家都很紧张。凌晨３点钟左右，我看见夜空升起了３发红色信号弹，知道“８ ・１５派”进攻开始了。大约４点钟，我听见枪声，从声音判断，有冲锋枪、机枪，还有极少量的土制炸弹，这些火力一直在外围打到天亮。我们这一边都是冷兵器，仅有４支小口径步枪，其中３支不能用，只有１支可打。对方不摸底，以为我们沉着打埋伏，直到天亮了才冲进来，打死了１０个学生，他们也死了１个。

我和另一个同学躲在宿舍房顶，他同学脑门子上中了一枪，死掉了，我成了 “８・１５派”的俘虏。

从７月２５日到国庆节前，我当了２个多月的俘虏。我被押到沙坪坝公园挖过十几次墓，主要是处理掩埋那些对方不愿处理的尸体，都是高度腐烂、臭气熏天的尸体。我们要跪在这些尸体前，首先低头向尸体请罪，然后清洗创口，注射福尔马林，给尸体打扇子驱赶蚊虫、苍蝇。

管理我们这些俘虏埋尸的人叫郑志胜，他是重大学生，因为出身成份不好，为了证明自己革命的彻底性，他要求来墓地负责，当时“８・１５派”派想在那里建自己派别的烈士陵园。郑为了争表现，一方面非常真诚地同情己方的死难者，一方面绞尽脑汁残酷折磨俘虏，所以我们背后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尸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