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

七月一日是我们党的生日。党从建立到现在，已经有三十七个周年。这是中国人民和我们的党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经历曲折道路，而获得一系列伟大胜利的三十七年。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三十七年的时间不算很长，可是，人们看到，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在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旗帜下，中国人民已经在自己的大地上实现了翻天复地的变革，并且正在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突飞猛进地创造着自己的新生活。全国解放八年来造成的生产力，在某些方面说来，大大超过了过去几千年造成的生产力。这还只是我国生产力解冻的开始。可以预卜，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指导下，今后生产力的发展，将更加一日千里地显出新的面貌。

党的领导的成就，非常显著。因为我们的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南的政党，是在毛泽东同志的指导下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这样的党同人民群众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不论在革命方面或建设方面，都会不断地创造出使庸人目瞪口呆的奇迹。特别是在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之后，六亿劳动人民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大量日新月异的新事物的出现，乃是不可避免的，也将是我们现在不可能全都料到的。

几千年来被压迫阶级早已有过消灭人剥削人、创造一个没有阶级的幸福生活的原始共产主义幻想。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出现了多少次农民战争，其中许多英雄人物，就是想要建立一个/"有福同享，有祸同当/"的社会。但是，不论奴隶暴动也罢，农民战争也罢，由于当时没有近代的大工业生产，没有近代的工人阶级，人们不可能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因而也就不可能把自己的幻想变为社会的现实。

高举科学共产主义旗帜的，是近代工人阶级的伟大革命家和思想家，首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接着是列宁。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总结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和人类知识成果，发现了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证明资本主义的制度必将死亡，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制度必将起而代之。我们的党就是用这个共产主义科学，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把自己武装起来的。这个伟大的革命科学的正确性和它的无敌的力量，一天一天地继续为世界各国的大量事实所证明，也完全为我国的经验所证明。帝国主义者恨透了它，咒?着它，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附和帝国主义的咒?，而又极端卑鄙地加以各种歪曲，这些都不能丝毫有损于它的光辉。中国古代有人说得好：/"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

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只能给我们指出斗争的一般方向，给我们提出斗争的一般指导原理，而不可能给全世界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开一张能够医治百病的药方，说是吃了这个药方，病就好了，革命就胜利了，共产主义就实现了。他们不可能把全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得好好的，给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规定一个详细的方案，好让别人照章办事，坐享其成。列宁在新的历史阶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但我们也不能够向他提出这种要求。

马克思和列宁都是我们伟大的导师。我们必须认真地向他们学习。但是，革命必须依靠每个国家的人民自己去做，因此，各国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们在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去指导本国革命的时候，必须根据本国情况，对于本国的具体问题，进行独立的思考。不能这样说，有了马克思，有了列宁，就可以把自己的脑子封闭起来。恰恰相反，忠实于革命辩证法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经常要求工人阶级的战士们要随时保持清醒的头脑，深思熟虑，分别看待各种具体规定的事实；要善于用批判的态度去检查别国的经验；要认真地总结斗争的新经验，解决历史提出的新任务。总之，他们都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能停留在原来的地方，而应当根据生活，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这个理论。

修正主义者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一般指导原理，因而堕入叛徒的泥坑；教条主义者看不见地平线上出现的新事物，因而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在两条战线上进行斗争。

中国共产党从它诞生的时候起，就要求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任务。大家知道，毛泽东同志所以成为中国革命的伟大旗手，就是因为他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正确地，而且随着革命斗争条件的变化，不断地解决这样的任务，从而引导中国人民由一个胜利进到又一个胜利。

能不能说，在这个原来经济很落后的人口众多的国家中，解决这样的任务是一件很容易或很平常的事呢？当然，不能这样说。只要回忆列宁在一九一九年向东方共产主义者所说的一段话，我们就可以了解，我们在这里所遇到的复杂任务，是过去共产主义运动还没有遇到过的，而解决这样的任务，对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说来，又是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列宁是这样说的：

/"你们面临着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必须根据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情况来运用一般的共产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措施，必须看到农民的主要的群众，要反对的不是资本而是中世纪的残余，要根据这种情况来运用一般的共产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措施。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同时它又是特别崇高的任务，......。/"

/"你们必须找到特殊的形式，把全世界先进无产者同东方那些经常处在中世纪生活条件下的被剥削劳动群众联合起来。....../"

列宁这番话是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的一部分，是对当时俄国境内东部各民族的共产主义者而说的。但是，这些话的内容，在实际上超越了苏联的境界。在苏联境外的东方各国情况差不多都同样，即农民是主要的群众。因此，列宁所提出的任务--按照他所说，叫做/"极其巨大的任务/"--在实际上同样地摆在东方各国共产党人的面前。

毛泽东同志勇敢地而且非常杰出地在中国革命中解决了这样极其巨大的任务。

毛泽东同志善于考察和探索中国的各种特点，而毫不受公式主义的束缚。不是从公式出发，而是从实际出发。毛泽东同志思想的最主要特色，就是在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紧紧结合起来。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普通群众的智能，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在新的环境中，增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百战百胜的威力。

在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斗争中，在为争取中国两个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的斗争中，毛泽东同志同各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潮，同那种从右的方面来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那种从 /"左/"的方面来的冒险主义、关门主义，进行了毫不调和的、激烈的斗争。他胜利了，因为真理在他这边，因为他提出了党的正确的路线，提出了符合中国人民利益而不断地鼓舞中国人民前进的宏伟理想。

事情是很清楚的：如果没有正确地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样的任务，如果不是毛泽东思想在同各式各样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如果中国革命不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前进，那末，也就没有现在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

毛泽东同志所解决的问题是多方面的。现在我在这里就若干对于整个中国人民的事业带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来说一说。

毛泽东同志在民主革命时期的首要的、特出的贡献，就是他分析中国的具体条件，认为必须在乡村要建设和发展革命的根据地，把乡村革命根据地作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和农民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的联盟的主要形式，并且把这样的根据地看成是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的出发点。过去有许多人按照西方从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一系列的经验，按照中国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的经验，造成了一种认为革命起义总是要从大城市开始的观念，而人们通常总以为游击战争只是正规战争的附属或补充。毛泽东同志推翻了这些不适用于中国革命条件的老观念，提出了以革命的乡村包围城市的新观念，提出了把游击战争放在中国革命中的战略地位的新观念，提出了在革命中经过游击战争把全民武装起来的新观念。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些新观念使党的领导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之后，得到新的斗争方向；随后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又发展了和丰富了这些观念，而终于使中国人民和我们的党能够在一九四九年赢得全国的胜利。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解决了在中国具体条件下由农民个体所有制过渡到合作所有制、由资本家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一系列的带根本性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在革命根据地时代，毛泽东同志就已经总结了农民群众劳动互助组织的经验，看出这类互助组织已经存在了社会主义的萌芽，看出这类互助组织能够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加以推广。全国解放之后，毛泽东同志继续总结这类新经验，而当全国的土地改革结束不久，就提出必须以贫农和下中农为核心，按照自愿的原则，在农民中普遍发展临时互助组织以至常年互助组，并在互助组的基础上，逐步地和大量地发展半社会主义性质（土地入股、共同劳动、统一经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认为这种半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社是自然地、不勉强地吸引农民走向完全社会主义化的主要过渡形式，并从而打破了原来一些同志认为没有农业机械化就很难实现农业大规模合作化的老观念。关于资本家所有制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区别了官僚资本家所有制和民族资本家所有制。对于前者，在解放时就已经采用没收的办法；对于后者，则采用逐步改造办法和各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使资本主义的企业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的企业。总之，不论在农业手工业方面或资本主义工商业方面，都是结合自上而下的革命和自下而上的革命，都是大量地，而且普遍地推广多样性的过渡形式和过渡办法，并且因此使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改造得到了出人意料的极其迅速的胜利。

毛泽东同志打破了我们中间一些同志认为解决所有制问题就是已经解决了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谁战胜谁的问题的老观念，而认为除了解决所有制方面谁战胜谁以外，还必须进一步地、彻底地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否则，在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就就还是不巩固的。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进行猖狂的反革命进攻，人民内部关于两条道路的大辩论，证明了毛泽东同志这个论点。当人民群众全面地展开了反右派的斗争之后，当人民内部经过整风运动，大鸣大放，全面地分清大是大非之后，就出现了全民性的共产主义思想大解放的新局面。

还在江西根据地时代，毛泽东同志即已提出了又革命又建设的正确方针。在抗日时期，毛泽东同志继续坚持了这种方针。特别是随着一九四二年开始的整风运动之后，在一九四三年，毛泽东同志提倡的大规模生产运动，大大地壮大了解放区人民的物质力量，准备了在解放战争中消灭蒋介石反革命军队的物质基础。在经济、财政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总是把依靠群众发展生产的问题放在第一位，批判了那种单纯依靠行政而脱离发展生产轨道的片面财政观点、片面分配观点的错误。

全国解放以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是交错着前进的。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特别是从农业合作化方面所开始的种种迹象来看，指出了中国劳动人民发展生产力的浩大的、无穷无尽的潜在力量。一九五五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一篇按语中这样说过：/"将来会出现从来没有被人们设想过的种种事业，几倍、十几倍以至于几十倍现在的农作物的高产量。工业、交通和交换事业的发展，更是前人所不能设想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也是如此。/"因此，他在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中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解决后，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是整个经济和文化建设的规模和速度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的问题，是/"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于是概括地提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总方针、总路线。而为着实现这样一个总方针、总路线，毛泽东同志又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问题。

在我们一些同志的脑子里面，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似乎以为这里已经不存在什么矛盾，特别是人民内部，更似乎以为不存在什么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