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前言

１．牛鸡之间

多年以前，当我开始写作文革历史的时候，我首先采访了数百位亲身经历了文革的人。把访谈和调查的重要性放在纸面材料收集之上，是基于我的一种评估，即文革时代遗留下来的纸面记录其实和文革史实之间相差甚远。大量的文革故事在发生之时没有被报告也没有被记录下来。由于纸面上的文革和实际发生的文革之间的巨大的裂沟，这种第一手的调查对于写出真实的文革至关重要。

感谢每一位受访者，他们花费了宝贵的时间，和我一起回忆和追寻往事。这种回忆在很多情况下是非常痛苦和难堪的。可是他们的道义感、勇气以及支持我的工作的善意战胜了心理深处的回避和恐惧。他们讲出了他们的记忆，有的还帮助我一起来搜寻历史。而且，他们中有的人不但讲述了文革中的事件和人物，也和我分享了他们的人生体验。

有一位受访的长者，是一名教师，文革中被定成“现行反革命”，在“劳改农场”“劳改”多年。他说，他在“劳改农场”作过很多活计，其中之一是放牛。

他的专业是工程，从来没有放过牛。开始的时候，他面对一群能够自主移动却又不会听与说人话的庞然大物，心里免不了紧张。过了一段时间，他发现牛群对他并无敌意，不会伤害他，还渐渐听随他的指挥。他们彼此相安。

农场里有一棵大柳树，附近的青草茂盛肥嫩。他常常带牛群到那棵大柳树旁边吃草。

后来，牛群中的一只牛老了，干不动活儿了。这只老牛因此被杀掉，是在那棵大柳树旁边被杀的。

自从那只老牛被杀了以后，他再带牛群去那棵大柳树附近吃草的时候，牛群停步不前，并且哞哞长叫，声音十分悲切。此后，他又试过两次，牛群依然拒绝去那里吃草，并且齐声哀鸣如初。他听了也黯然，从此就不再赶牛群前往那个杀了老牛的柳树下面去，不论那里的青草如何肥美于别处。多年以来，他心里一直暗暗纳罕，为牛的记性和坚持。

我听着，好奇地问：“牛记得那里是同伴被杀之处而哀鸣并拒绝前往？动物有这样的同情心以及记忆力？”

他说，牛确实是这样的。不过，别的动物却不一定如此。比如，鸡就不一样。在杀过鸡的地方，别的鸡照样嬉戏玩乐，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有时候，一群鸡中间有几只被抓出来宰杀了，拔毛开膛，一些肠子之类的被扔出来丢在地上，别的鸡奔来啄食，还互相争抢。

我听着，牛和鸡的行为的两幅画面在脑子里铺展开来，清晰而现实。我知道这位老师是在讲述他的一段真实的经历，而不是在有意编织寓言或者讽刺。这样的故事也不是可以凭空想象得出来的，除非有亲身观察，才能得知这样的细节。可是我在另一条思路上被触动了。

我听到这个牛和鸡的故事的时候，我想到了人。

对生活在文革后时代的普通人来说，我们都被置放到了在牛和鸡之间的某个位子。

大量的人在文革中受迫害而死。他们有的在公众场合被活活打死，有的在囚禁中被折磨死，有的在被殴打和侮辱后自杀，有的在饥饿疾病与精神虐待中死去。他们曾经是教师、父母、同学、朋友、亲戚、同事、邻居，人群中的一员。他们的死，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记忆？我们对他们的死，有过什么样的反应？为他们的死，我们作了什么？

抗议？同情？援助？沉默？扭头而去？幸灾乐祸？落井下石？作帮凶？作旁观者？遗忘？粉饰？致力于寻求事实及公道？……在文革时，虽然压迫深重，在种种不同的方式之间，依然有着或多或少的空间，由人选择。在文革后，关于记忆与记载事实，虽然受到很多阻碍，但是个人的选择空间毕竟比文革时代增大了许多，从而也更需要人给自己定位。

这位在劳改农场的教师观察到的对待死去的同类的牛的方式和鸡的方式，展示了两种模式，提供了衡量比照的参照坐标。

这个网站的建立以及与之有关的各种工作，包括调查和写作，也可以看成是个人的良知，在牛鸡之间的一种挣扎和努力。

２．死亡和文革

文革是有其“理想”的。简单地概括，就是要建立一种“一元化”的没有权力平衡和制约的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建立一种没有市场没有商品生产甚至没有货币的经济，建立只有一种意见和用一种方式表达同样意见的媒体，把全体人民变成像“螺丝钉”一样的连“私字一闪念”都不能有的“社会主义新人”，此外，为了革命的目的，可以殴打、关押以至杀死被革命领导人指为是“敌人”的人。

以革命的名义，用国家的权力，通过“群众专政”的方式，文革迫害死了大量的人。

文革中对人的最大的迫害高潮有两次。一次发生在１９６６年，伴随着“红卫兵”组织的兴起，在所谓的“破四旧运动”中；另一次发生在１９６８年到１９６９年，在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和巩固过程中，当时称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１９６６年８月，在毛泽东的热烈支持下，“红卫兵”迅速由一个中学生小组发展为全国每个学校都有的文革组织。校园暴力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而开始。一大批教职员工被抓进“牛鬼蛇神队”中，遭到红卫兵学生的所谓“斗争”，实际上是被殴打和侮辱。一批教育工作者在所谓“斗争会”上被活活打死。不但有中学老师被他们的学生打死，还有小学老师也被他们的学生打死。这是中国自有学校以后两千年来从未发生过的暴行。

在文革领导者的引导下，校园暴力进而蔓延到校外。红卫兵学生走出学校进行抄家和毒打城市和平居民。在焚烧书籍和砸毁文物的同时，一大批所谓的“牛鬼蛇神”被打死，还有一大批人被从城市扫地出门驱逐到农村。这些被驱逐的人们中，有的在未到目的地之前就被打死在路上，有的在到达目的地之后很快死于饥饿于疾病，也有的在那里无法生存而自杀。

这场杀戮从８月初开始，延续了前后两个月的时间。全国的学校无一例外，都发生了对教育工作者的暴力攻击。仅仅在北京一地，就有近十万居民被驱逐，有数千人被活活打死。在象征革命的红色装饰的背景中，被害者的血淋淋的尸体被丢上卡车或者平板三轮车，驶过北京的街道，运往火葬场。火葬场的焚尸炉日夜燃烧，超负荷运作，却依然供不应求。他们的尸体堆那里发臭，然后被烧掉。他们的骨灰都被扔掉，没有保留。

１９６６年杀戮的主要特点是，被害者未经任何审判程序就被杀害，关于他们的死没有任何文字记录留下；他们不是由专业刽子手枪毙或者杀头的，而是被用棍棒打死或者用酷刑折磨死的；另外，大量的虐杀主要由中学生红卫兵执行的。十多岁的青少年当时有权对人施行酷刑、剥夺财产住房，直至杀死人。

两年之后，１９６８年，在一系列毛泽东亲自作了“批示”、修改或者“圈阅”了的“中共中央文件”的指导下，各层新建立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清理”的对象不是垃圾而是人。 一大批人被列为“审查对象”。全中国的每个“单位”，从高等学校到乡村小学，从机关到工厂，都设立了自己的牢房，把那里的一些成员关押禁闭在其中，时间可长达几个月甚至几年。因为文革当局把文革的打击对象，叫做“牛鬼蛇神”，当时的人们把这种每个工作单位都设立的牢房叫做“牛棚”。 学校和机关停课停工，早中晚三班从事“挖掘”“隐藏得很深的阶级敌人”。年纪较大的人会因为几十年前作过的事情成为“历史反革命”，年纪轻的人也可以为无心说的几句话而成为“现行反革命”。不小心弄脏了毛泽东的照片像章，因口误念错了标语口号，就是“罪大恶极”。早上出门去单位的人不知道今晚是可以回家还是将被关进“牛棚”。拷打、体罚、侮辱和心理折磨，有时在公众场合，有时在“牛棚”的门背后，持续发生。仅仅在北京一地，就有上万人在所谓的“审查”中被打死或者不明不白地“自杀”。

在“清理阶级队伍”以及它的延续“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中，出现了大量的“自杀”：尸体在水面浮起，鲜血从天花板上渗出，血和脑浆喷溅在水泥地上。跳楼，喝杀虫剂“敌敌畏”，割动脉，投水，摸电门，上吊，卧轨，各种可怕的方式被采用了。很多人是在被“隔离审查”时也就是被关在“牛棚”的时候死去的。他们生前与世隔绝，死后由看管和审查他们的人宣布是“自杀”的，没有遗书留下，也没有准许死者的家属查看尸体。在他们死后还以他们的名义开“斗争会”，他们的漫画像甚至尸体被放在“斗争会”场上。他们已经死了，还被诅咒是“畏罪自杀”、“死有余辜”。

后来，从“隔离审查”中回来的幸存者讲出了他们身受的肉体和精神的折磨，主管“牛棚”者中有人泄露出其中一二真情。从中可以知道，很多“自杀”其实是“他杀”，是把打死了的人丢往楼下，或者悬挂在房梁上。即使是那些在最后确是由他们自己的手结束了他们的生命的人，也是在受尽侮辱和拷打之后，在绝望中才那样作的。导致他们杀死自己的原因不是因为清高和孤傲，而是那些“审查”的方式难以想象的下流和残酷。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是文革中最为阴暗恐怖的季节。与１９６６年的“红八月”杀戮相比，迫害变得更加有系统也更加旷日持久。大量的“专案组”被建立起来。这些“专案组”人员到全国“外调”，深夜审讯“审查对象”，用所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定案”方法恐吓威逼被“审查”者，

并且强迫他们写下了大量的“认罪书”和“检讨”。这些文字材料一直密藏在各“单位”的“档案室”里。一所中学，就会有几个麻袋之多。但是在１９８０年前后，这些材料都被火烧了。

在其他的各种名目的“运动”中，还有大量的人被迫害而死。而１９６６年夏天的“红卫兵”杀戮和１９６８年冬天的“革命委员会”杀戮，是文革死亡的两个高峰。在这个网站上被记录的文革受难者，绝大部份的人都死于这两个文革的死亡高峰期间。

死亡于同一时期中的人们，他们的死亡模式都很一致。比如，死于暴力性“斗争会”上或者死于“隔离”。

“审查”的“牛棚”之中。这些死亡模式清楚地和文革的步骤直接相连。他们的死亡不是个别的孤立的案例也不是出于意外事故，他们是作为文革的特定部署的打击对象而被杀害的。

这种大规模的对人的迫害，实际上是文革的最主要的场景。对大量的人的生命的残害，是文革的最主要的罪恶。

在对人的残害方面，文革和希特勒屠杀犹太人，和斯大林迫害“古拉格群岛”上的囚犯，性质、规模和程度都是相近的。它们之间最大的不同，是文革的这一方面的真相，被写出来的还非常稀少。由于不被记录和报告，文革的这一方面因此被淡忘。

３．记录每一位受难者

从人类文明的早期开始，人们就开始记录死亡。在中华文化中，传统地用地面的圆锥形土堆来标志坟墓，纪念死者。文字发明之后，死亡记录被刻在石碑上，被铸在青铜上，被写在竹简上，更大量地被记录在纸面上。记录死亡有各种各样的目的，死亡记录也有形形色色的意义。但是总的来说，与死亡不被记录相比，记录死亡意味着对死亡的重视，纪念死者意味着对生命的尊敬。

对于那些被杀害的人，自从有了社会的司法系统以后，更是一直需要记录的。这种记录不仅是为了死者，也是为了生者。如果人的被害变成一件无足挂齿的小事，如果害人者的罪恶不被记载，这样的杀戮会不受拘束无所阻碍地重演。为活着的人的安全保障，被害者的死亡和对害人者的惩罚必须被记录。这也是千百年来人们记录这一类死亡的动机之一。

但是，文革受难者的死亡却很少被记载。

当我开始探索文革历史的时候，我一次又一次地被这些未被记录未被报告的死亡深深震动：不但为这些死亡，也为这些死亡的不被记录和报告。

文革死亡是极其残酷和恐怖的。在很多情况下，受难者不但被害死，而且不是被用枪弹或者大刀一下子杀死，而是被虐杀的。他们被用棍棒和铜头皮带抽打至死，有的经历了长达数个小时甚至数天数月的各种酷刑。同时，受难者往往被杀害在公众场合。杀戮可以在学校和街头大张旗鼓地进行。参与杀戮者，不仅仅有成年人，还有未成年人，甚至小学生。

文革杀戮从来不是秘密，却又不被记载。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

在文革时代，受难者的名字没有被报导或记载，他们的骨灰没有被准许保留，是对他们在被剥夺生命之后的进一层的蔑视、侮辱和惩罚。在文革之后，权力当局只允许在报纸和书籍上发表了一些在文革中受难的极高级的干部和社会名流的名字与生平。大量的普通人的受难被排除在历史的记录框架之外。

关于文革死亡的记录的缺失，使得文革的整体图景被歪曲了。其实也可以说，为了歪曲文革的大图景，需要在历史写作中对文革的受难者忽略不计。大多数文革受难者的名字的湮没，也使得对文革灾难的原因的探索变得无关紧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