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尚全 袁训会:求解中国改革困局

作者:高尚全 袁训会发布日期:2016-05-12

「高尚全 袁训会:求解中国改革困局」正文

嘉宾简介:高尚全,1929年9月生于上海嘉定。1952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研究员、教授。长期从事政策研究工作,1982年起任国家体改委处长、副局长、中国体改研究所所长,1985至1993年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1999年,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先后被聘为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已毕业的博士生近30人。

不能因为经济增速放缓就“污名化”改革

袁训会:高老从事改革工作多年,并且多次参与中国改革重要文件的起草,是当之无愧的改革亲历者和见证者。

如果说前些年因为经济发展好,点赞改革的声音是绝对主流的话,那么这两年随着经济增速的放缓,改革似乎不再那么受欢迎了,甚至出现了不少污名化改革的声音,对此,您怎么看?

高尚全: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这是毋庸置疑的,前后两个三十年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的的对比足以说明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整体上都保持着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发展速度,即使是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我们国家这样庞大的经济体仍保持着6.5%的增长速度,比起世界上其他国家而言,仍然是高增长,经济增长的绝对值比过去也没有减少甚至更为庞大。

因此,所谓经济增长的放缓,只是很多人习惯了两位数的增长以后,对目前这样的中高速增长的一种心理上的不适应。当然,虽然整体上经济增长从长期的两位数高增长回归到中高速增长是一种比较正常的经济发展规律,但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的确也会在一定程度反映出我们具体的政策的科学性,但是并非是经济增长快就是好的,经济增长慢点就是坏的。

那种为速度而速度搞强刺激甚至为过剩产能加杠杆的高速发展显然应该是被否定的,而如果为了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牺牲一定的速度,比如因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降低发展速度,那反而是值得赞赏的。因此,仅仅因为经济增速的放缓而“污名”改革,是没有道理的。

中国的改革从来不是激进的

袁训会:十八大以来,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颁布了《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改革决心不可谓不坚定,但现实层面来看,改革成效似乎不是那么可观,您觉得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又是什么?

高尚全:中央新的领导集体成立以来,以改革推动发展的决心是有目共睹的。中央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到目前为止,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已经召开了23次会议,对改革进行了全面部署。中央没有回避以往一直绕路走的深层次的改革难点、焦点问题,针对性地出台了许多措施,办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和进展。

有些朋友之所以认为改革成效似乎不是那么乐观,是因为对改革成效的期望值较高,但是渐进式改革的特征就是润物细无声,不能指望一夜之间改天换地,中国的改革从来不是激进的。尤其是在当前错综复杂的改革局面下,核心的改革内容的推进,需要先一步步的清理周遭阻碍改革的枝蔓,所以改革的成效可能不会迅速显现,改革需要更多的耐心。

不过,这也并不意味着当前改革在具体推进过程中没有任何问题。推进改革的方法、重心,改革的落实、改革效果的评估等等都还有改进的空间,但上述这些都还只是技术性的问题,更关键的是,思想上还要进一步解放。纵观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历程,每一次大跨步的改革前进实际上都伴随着重大的思想解放,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90年代初小平同志南巡后的再次思想解放,都是改革的动力源[0.39% 资金 研报]泉,最终也都促进了经济的巨大发展。

与刚才讲的第一个问题结合起来,可以这么说,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是改革,改革的动力源泉则是思想解放。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当前改革的决心这个大帆已经扬起,但是还缺一点思想进一步解放的东风,只要有了思想进一步解放的东风,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就能够赶超前人,直挂云帆济沧海!

当前阻碍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力量非常大

袁训会:您曾经不止在一个场合谈到改革的阻力问题,今天来看,这个问题显得更为迫切了,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很多设计好的改革突然就推不动了。

高尚全:改革本质上是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和利益的重新调整来谋求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资源的重新配置和利益的重新调整必然会损害既得利益格局下部分人的利益。因此改革会遇到阻力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的改革已经进行了30多年,在不少关键的部门、垄断的企业等方面形成了权力和金钱相互抱团的既得利益格局,现在这种力量非常大。要打破这种既得利益格局庞大的局面,必须要有坚强的改革意志,刮骨疗毒的决心,才能改变力量对比,推动改革进步。

政治体制的改革更加敏感需要更充分的准备

袁训会:现在不少人会觉得改革最重要的阻力是政府部门利益集团本身,成立了由总书记挂帅的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难道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高尚全:实际上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转变政府职能和政府转型就一直是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对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政府部门利益集团,因为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政治架构本身会有惯性,需要进行改革。同时政治体制的改革更加敏感,需要更深层次的思想解放和更充分的思考准备。

总书记担任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增强了改革的士气和力量,有利于啃这样的硬骨头。但是战术上肯定要作充分的准备,有些复杂的问题并非一朝一夕能够解决。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五位一体”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转变政府职能必将取得重大的进步。

中国改革是吸取文革教训、反思文革的产物

袁训会:另外,从这几年的国情舆情来看,质疑改革方向的声音也渐渐多了起来(如重提阶级斗争),而现实层面发生的一些事情也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响应这种声音,这就导致各个阶层民众的不安全感进一步加剧,也就是说中国的改革似乎不再有一个坚定的方向,很多事情充满了不确定性,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高尚全:中国的改革一直是坚定地向市场化、法治化的方向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依法治国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至于说在这个大方向、大潮流中有些杂音、有些波折,也是只是历史洪流中的涟漪,不足为虑。

袁训会:结合上一个问题,今年正好是文革发生50周年,民间有一些纪念,但官方似乎有意淡化处理,有人指出,当前改革出现的一些问题正是没有彻底反思和总结文革教训所导致的,站在改革的角度上,我们应该如何看文革?

高尚全:关于“文革”是非的问题,早在1981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已经有明确的论断,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也严重地混淆了敌我”,“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决定》非常明确地指出,文革“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关于文革的这些评判,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变,中国的改革本身就是吸取了文革的经验教训,反思文革的产物。改革的不断推进,中国民主法治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就是对文革最彻底的否定。

改革需要政府发挥作用但也要规避被部门利益主导的风险

袁训会:当然,改革除了要明确方向之外,信心也很重要,因为去年金融市场的动荡,不少人对政府主导金融改革的能力产生了怀疑,您认为应该怎么看?相关的问题是,改革如何规避错误和风险?是否允许试错?

高尚全:金融市场是成熟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领域之一,金融可以有效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金融的风险溢出效应又能造成整个经济的崩坏。防止金融市场发生系统性风险,是金融监管的重要目标之一。金融监管又是世界性的难题,即便在美国这样金融发达、金融监管体系比较完备的国家,也发生了由华尔街引发的世界性的金融危机。

我国的金融体系和金融监管能力都有待改革和提升,特别是去年,发生了因为监管本身触发的股灾,今年年初又因为不适当地引进熔断制度,再次导致股市的崩坏。这都说明,我国金融监管能力乃至国家治理能力都亟待提高。

至于谁来主导的问题,金融体系的改革需要政府来发挥正确作用,如果完全放任,互联网金融当前的混乱状况就是前例。要考虑的一是如何在政府主导的同时符合市场的需求,二是如何剔除政府主导过程中的官本位。那种不考虑市场后果一刀切的官本位监管政策已经在去年股灾中造成极其负面的效果。

现在经济下行较大,中央出台了简政放权的一系列措施,取消各种资格认证考试、要求各种协会与部委脱钩,鼓励万众创新、大众创业。创新创业离不开资本市场的支持,但是有些人现在又搞出了什么从业认证资格考试,看不出有多大的正面意义。

从此事也可以看出,中国的包括金融改革在内的改革需要政府发挥作用,但是非常容易被部门利益所主导,要规避这样的风险,必须依靠两条道路,一是要让舆论有充分的监督空间,二是司法系统要公正,不被权力压制,最为敏感的市场主体有足够的勇气对部门滥权提起诉讼并能够胜诉。

1980年代何以成为中国改革的黄金年代?

袁训会:今天有不少人怀念1980年代的改革风气与劲头,您作为那个年代改革的亲历者,如何看待这种现象?80年代的改革真的有那么好吗?

高尚全:1980年代的确是改革的黄金年代。从中央到基层,从机关到社会,大家都很有改革的激情,充满着改革的氛围。

当时的物质条件并没有现在这么丰富,市场环境更远没有现在宽松,那时还有投机倒把罪,之所以很多人怀念那是的改革风气和劲头,主要是因为三点:一是经历过文革的人们摆脱了压抑,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思想又非常开明,勇于改革、开门纳谏,人们在政治上、思想上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和自由;二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粮食丰富,物质生活有了改善,既得利益又不明显,每一个人都有很强的改革获得感;三是年轻人在逐渐松动的计划体制下没有很大的生存压力,商品经济的发展又给年轻人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那时的年轻人也就是当下的社会中坚力量自然会对1980年代的改革有所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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