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中国改革过程的逻辑

编者按：本文发表于香港《信报月刊》1995年10月。在20年前的这篇旧作中，作者概括了中国改革的进程，分析了中国改革的逻辑，并预测了未来十年到二十年中国大陆以及香港社会经济前景。这些分析与判断，今天看来仍有重要价值。

一、引言

香港经济与中国经济改革息息相关。惟其如此，各色各样的“小道消息”才会首先登陆香港。然而做生意，尤其是大生意，怎能仅靠“小道消息”呢？一则邓小平健康的消息也许可以让你在股市上小赚一笔，但不会使你的生意有长足发展。我们需要的，是金融分析家们所谓的“本质分析（fundamental analysis）”，而不仅仅是“技术分析”。因此当你在考虑“移居海外”，“死守香港”，或者“进军大陆”这类人生决策时，了解一下中国改革进程的内在逻辑是很有帮助的。所谓“内在逻辑”或简称“逻辑”，是从黑格尔语汇中借到中国大陆来的，意思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换句话说，这个规律不是党的总书记或其他什么权重一时的人物可以左右的。尽管历史归根结底是人创造的，但历史有它内在的逻辑。希望这一通“开场白”不会让你觉得“无聊”，或觉得我是一个“历史决定论者”。

这里要讨论的中国改革进程的逻辑，是理论在中国的应用，而所依据的理论，我在《信报财经月刊》1994年12月开始的连载文章和《二十一世纪》1994年12月，1995年4月的两篇文章里已经一一叙述过了。所不同的是，当我们应用一套理论于一个具体场合时，我们必须对那个具体的环境做特定的观察，必须尽心尽力去理解那个具体的过程。否则我们的理论应用很容易变成“无稽之谈”或“隔靴搔痒”这类的书生之见。要尽心尽力去理解中国改革的过程，并且用我们的理论去找出这个改革过程的内在逻辑，我们的理解必须从中国改革的“传统”开始。中国人办事情尤其讲究“传统”也就是“循旧例”。否则何以成“正统”?不成“正统”何以令天下服?也就是政策的“合法性”问题。所以我这篇文章，要从五十年代开始，替读者理出一个“传统”，然后引出九十年代的问题。可以认为，看问题的历史视角越长远，所引出的问题就越带根本性，也就是这里所说的“逻辑”。

中国改革的先驱者是谁?据我多年以来的看法，正是毛泽东本人。尽管我们可以给出许多解释，说明毛的改革是出于政治斗争需要。但我们无法否认毛，以其1956年党内文章《论十大关系》，开了中国改革的先河，也是接续了中国2000年理性实用主义的传统。读者现在大约是读过李志绥关于毛的那本著名《回忆录》了。那本书精彩的部分之一就是从另一个侧面描述了毛在写《论十大关系》时的对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否定。毛对集中计划体制和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否定导致了“大跃进”灾难。另一方面，毛在这篇文章里提出的许多思想，如“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处理好农业与工业，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关系”，等等，显然为以后历次改革提供了“正统思想”和改革的传统。毛对中国乡土社会的了解是深刻的。“中国革命的实质是农民问题”；“正确的战略是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在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关系中，农业是基础。”我们可以说，毛的这些思想根本就不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也不是正统社会主义的，而是地地道道中国特色的思想。而正是毛的这些思想奠定了中国改革过程的“实用主义”传统――“别管是黑猫还是白猫，捉到耗子就是好猫。”

但是中国的革命与改革同时还是经济发展或“乡土中国”工业化的过程。这是中国经济大大不同于苏联之处。这也是中苏冲突的经济背景。在工业管理方面，很不幸，毛过于浪漫和自信，他的才能主要是在艺术方面（文学，军事和政治都是艺术而不是科学）。而刘少奇代表着工业发展的正宗。陈云、李富春，则是党内公认的财经专家。于是党内政治斗争（“红区党”和“白区党”，“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以及十几个派系渊源），中苏两党长期的，始自中共建党之初的冲突，中美关系（中美交恶其实是国共两党逐鹿中原的后果），这三大因素阴错阳差，此起彼伏，构成了现代中国大陆一幕幕悲剧，喜剧，和闹剧的大背景。

既然中国人从来不是社会主义的“旗手”，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阻力就比苏联东欧小得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虽然这也不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后者强调“历史，逻辑，与真理的辩证统一”的认识论。说穿了，这是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无非是“利中有义，义中有利”，“江南熟，天下足”，“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仓秉实而后识礼仪”，“中体，西用”……李泽厚先生一句话概括无遗：中国人的实用理性。有了这么深厚的政治文化传统，中国农村的改革是早晚的事。所以在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之后，粮食增产就为改革提供了“正确理性”的标准。顺理成章，我们中国人的改革一定是“摸着石头过河”，“草鞋没样，越打越像”。还是开头那句话，历史是人创造的。中国的历史是中国人走出来的。而中国人走的路，是中国文明养育的中国头脑想出来的。梁漱溟说的好，人总是先有精神，才有实践。在文明社会里，不是单纯的“存在决定意识”，而往往是，意识决定了人的物质生活方式。

话又扯远了，回到正题。中国改革的这种思维方式就决定了“渐进的改革道路”。在渐进改革中，改革的方向不是事先看到的，而是由改革所遇到的主要问题决定的。所谓“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市场化改革所遇到的问题，往往是由市场机制的运行规律所决定和依次提上日程的。但是也有例外，如果不幸遇到例外，改革过程就会进入一条“死路”，诺斯（Douglas North）所谓的“锁入效应”。关于这些例外，读者读到这篇文章的结尾处自然会悟出来。

做为这个引论的结语，我想指出理解中国一切社会经济问题的三个关键环节：（1）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这决定了中国从来不会走苏联，东欧的工业化道路。中国的现代化只能是“乡土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中国的工业化问题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会是农民的问题，也就是说，是“土地问题”和“就业问题”。（2）中国毕竟实行了几十年苏联式集中计划体制，几千万吃国有企业饭的“工人贵族”，盘根错节的官僚体系，和几乎损失殆尽的企业家阶层。这是中国改革的初始条件，“基本国情”。（3）中国文化传统是东方的，不是西方的；是儒家主导的，不是基督教化的；是以家庭为核心的，不是以法律为准绳的；是“节制资本”的，不是“资本主义”的。这些看法，我已经在《经济研究》1992年5月和在《读书》1993，1994，及1995年的若干期发表的文章里说过了。下面的讨论，就是要把市场经济机制的逻辑结合着上面这三个关键环节，概括出中国改革的进程。然后，也许冒昧地预测一下未来十年或二十年中国大陆以及香港社会经济的前景。

二、1978-1984：中国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引出的基本问题

前面说过，中国改革的基本思路是渐进的，问题导向的。原因复杂的文化革命进行到七十年代后期时，农业生产的危机已经不容忽视，这就是当时所谓的“粮食危机”。解决农业危机的办法是传统的。“与民休息”“轻征薄赋”“无为而治”。在共产党内则有刘少奇、陈云在六十年代初期实行过的“三自一包”和减低农业税的政策。从那时的自留地和包产到户延续出来的新的改革政策就是七十年代末的“家庭责任制”。而从“轻征薄赋”转型出来的，则是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这两项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最初是在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占主导的“鸟笼”之内进行的改革。但是它们引出的问题和为了提高经济效益所采用的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则导致了对“鸟笼经济”的突破。

家庭责任制虽然几度演变，但其基本的产权涵义是清楚的：每一个农民家庭有权在一定时期内使用一块土地和做出生产决策，有权支配本户劳动力，有权使用集体所有的大型农机具和水力设施。在保证上缴实物或货币形式的农业税，集体积累和卖公粮之后的“剩余”归农户私有。在这种财产权利安排下，几乎马上就出现了"种粮专业户"和责任合同的"转包"。那些劳动力不足或生产技能差的农户可以把自己的土地转包给那些善于种粮食的"专业户"并与之分享由于专业生产而得的利润。把土地转包出去以后，这些农户干什么呢?市场分工的原则使他们变成了各种各样的专业户（植树专业户，养鱼专业户，运输专业户，种子专业户，盖房专业户等等）。从各种专业户发展到乡镇企业只是时间问题。经营规模取决于两个主要因素，一个是市场所提供的规模经济效益的大小，一个是企业家才能的大小。而这两个因素的发展在当时的中国农村需要时间和政策投入。

专业户的出现是农村经济改革开始突破鸟笼经济的第一个信号。因为"鸟笼"的前提是自由市场经济不能抢了国营经济的饭碗。而专业户的规模经营直接威胁到国营商业，建筑业，农机服务业等等的"饭碗"。所以在八十年代初期，国内政策人士曾就是否允许土地转包进行过争论。一方面，专业户及后来的乡镇企业的市场占有率迅速扩大。另一方面，在技术上非常强大的国营企业的效率下降与亏损增加，这两方面因素是促使政府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主要动因。但是最早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是鸟笼子里面的"放活"。例如奖金制度的恢复，岗位责任制，厂长责任制，利润留成，一直到"国有制鸟笼"的极限被突破，那就是上缴利润的承包制（意味着所有"剩余"归企业所有）。

另一项改革措施---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后果是增加了政府财政负担。一方面收购农产品的支出大幅增加，另一方面在"统购统销"体制下，农产品在城市里的销售价格要维持低水平。这种"价格倒挂"引起的财政困难是稍后进行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另一个主要动因。由此引出的改革最初也是在鸟笼许可的限度内进行的。这就是八十年代初期的所谓"价格调整"，稍后的提法是"理顺价格"，直到最后，又变成一个突破鸟笼经济的提法，那就是"理顺价格机制"（由计划机制转变到市场机制）。

由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引起的这一系列问题，尽管已经威胁到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却没有遇到政治上的强大阻力。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引言里说过的中国人所信奉的实用理性的哲学---"猫论"。曾几何时，中国与苏联的领导人都在为粮食短缺性质的农业危机发愁。而八十年代的中国第一次出现了所谓的"仓容危机"（各地没有足够的仓库存放收购上来的粮食），也就是粮食过剩性质的农业危机。中国政府再一次从"江南熟，天下足"这条千年不易的"资治通鉴"验证了其"合法性"。

三、1984-1988：中国工业经济体制改革引出的基本问题

中国的工业经济体制改革虽然正式开始于一九八四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政治上获得确认），但是如前述，它的前奏曲早已在农业经济体制改革时鸣响了。工业经济体制改革的两个主要内容，也就是前述由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引出的国营企业的"松绑问题"（管得太死）和理顺价格机制的问题。或者用国内经济学家如吴敬琏先生的话，叫做"放权让利的改革"。

对于前一个问题，当时现成的一个改革方向是已经在首钢试点的上缴利润承包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