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不能再投钱了，或把中国经济推向大萧条？

导语: 目前中国经济之所以这么困难，实际上是2008年推出的“四万亿刺激计划”时一波“天量”规模的商业银行贷款到了还款期的结果。对目前货币政策韦森认为要进一步量化宽松，以不支持实体部门（进行项目投资）而进行量化宽松，才能真正救实体部门。而供给侧管理，目前最重要的措施是减税，通过减税减少企业负担，让企业度过前几年贷款高峰所导致的还款高峰难关，这是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第一要务。

凤凰财经：2015年以来，央行已经多次降准降息，但是三季度中国GDP增速6.9%，6年来首次破7，很多人认为货币宽松的边际效应越来越小，您怎么看？

韦森：最近大家都说央行的货币政策无效了，降了5次准6次息，基本上没有什么效果，对这一观点我是持不同看法的。20世纪40年代，罗斯福政府时期的美联储主席马里纳・埃克尔斯（Marriner S.Eccles）说过一个非常重要的话:“货币政策像条绳子，只能拉，不能推”。这句话寓意甚深。

历史表明，在现代社会中，任何国家的货币政策都不可能推动经济增长。但是，反过来说，不合宜的乃至错误的货币政策可以非常有效地制约经济增长，甚至可以把经济增长或“经济复苏”给“勒住”。

在一国经济的发展阶段上，如果央行的货币政策不当，也可以加深经济萧条。1929-1930年西方世界的萧条，最初之所以经济和股市跌的那样厉害，在很大程度上与各国的货币政策有关。这当然也有其他原因，而且也是更根本的原因。

2008―2009年这次世界经济危机之后，欧元区各国之所有到目前为止复苏步履维艰，欧元区各国的经济复苏远没有美国目前那样强劲，至少在某些方面来说也给欧洲央行在危机发生后两三年中采取比较谨慎的货币政策有关。对此，伯南克在今年10月份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的一篇英文文章中专门谈了他的这一判断。

凤凰财经：您怎么评价我们当前的货币政策？

韦森：我的评价是这样的：自2014年年底以来，央行所采取的以降准和降低基准利率为主要形式的宽松货币政策是对的，但还远远还不够，也迟了一些。但是，央行的货币政策的直接效果已经发生了，这就是无论是贷款利率，还是存款利率，乃至上海银行间拆借市场的Shibor都下降了。

央行一年期贷款的基准利率已经下降到4.35%，一年期存款的利率也降到了1.5%，上海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Shibor）降到了2%以下。整体来看，尽管目前中国的货币市场的供给已经比较宽松。但是，比较世界其他发达国家的央行基准利率，我们的货币政策宽松力度还显然不够，央行的基准利率还是太高。

当然，最近也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失灵了，认为经济增速继续下行，甚至连新增贷款和社会融资规模增幅都不是很大。持着这种观点的经济学家，主要还是把货币政策当成“万能药”了。另一方面，这些经济学家也没有理解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央行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应该主要目标定位降低实际利率，减少企业的债务风险和地方政府的还款负担，避免金融风暴。

实际上，这些经济学家还是把降准、降息视作为刺激经济增长，保投资、保增长的“刺激药方”。他们还没有理解，在前一轮中国经济的超高速增长时期，一轮大规模靠银行贷款推动的高投资的结果是，各行各业的企业负债和地方政府的负债都很大，且在各行各业的资本边际收益率或言平均利润率都在下降的情况下，各行各业的产能过剩又使得中国的PPI连续44个月为负，这已经导致中国经济中已经产生了极强的“帕廷金效应”，即通货紧缩加重企业的还款负担。

从这个意义上讲，央行通过降准、降息，已经使许多企业的还款负担减轻了不少，也使地方政府的到期的债务负担减轻了一些，你又怎么能说央行的货币政策不工作了呢？

最近我一直在讲，从2007年全球的金融风暴为界看中国的经济成长阶段，才能更清楚地认清目前我国当为货币政策。2012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在下行，大量企业还款负担过重，乃至关门和破产。这实际上是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后上一届政府推出的“四万亿刺激计划”时一波“天量”规模的商业银行贷款到了还款期的结果。

2008年下半年之后，中国政府的四万亿刺激经济计划，从政府财政支出上来看，政府并没有掏腰包拿出多少钱。因为，这些年来，我国政府的财政赤字一直不大，2009年、2010年和2011年都没有超过一万亿过。所谓的“四万亿刺激计划”，主要是商业银行贷款所推动的。

当时，中国政府一说要来个“四万亿的刺激计划”了，你只要地方敢报项目，发改委就给你批项目，批下来项目，商业银行就来给你来贷款。搞基建，建新厂房，买新设备，大量的项目投资，大量的银行贷款和社会融资。

结果，这不仅使我国大量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负债急剧攀高，而且通过贷款创造存款，内生地产生了大量广义货币，使我国的广义货币M2在过去七、八年中净增了100万亿元上下。但是，大家不要只看到我们M2已经超过了135万亿元了，认为货币多得不得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我们所有商业银行的贷款余额。这更大，要远远超过以商业银行存款为主要构成的广义货币M2的。

目前中国经济之所以这么困难，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在前一波四万亿刺激计划的推动，中国的制造业集聚膨胀，结果是各行各业大规模的产生过剩。企业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煤炭、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家电产品等等几乎所有行业都产能过剩，这也是PPI已经连续44个月下降的主要原因。企业负债如此严重，还款期又到了，以PPI为负形式所表现的通货紧缩又致使“帕廷金效应”螺旋式地加重。

在这种情况下，在中国经济的这样发展发展阶段上，央行不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能行？故我这两年在不少场合不断地讲，央行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因为其目标，首先当是降低实际利率，减轻企业的还款负担，救许多在关停和破产生死线上挣扎着的大量企业。能达到这一目标，应该说货币政策就工作了，就相当不错了。

凤凰财经：前两天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刘鹤到广东调查，发现仍然产能过剩，有好多的僵尸企业。如果央行再货币再宽松的话，那会不会更加产能过剩？

韦森：这代表了一大批经济学家的观点，包括我的好朋友许小年教授等等，他们大致都持这种想法。这些经济学家认为，现在中国的各行各业产能都大量过剩，而过剩的企业大都落在一些落后的传统产业，所以，在目前的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上，仍应该采取比较紧的货币政策，迫使一些产能过剩、负债过重的企业退出，该倒闭的就叫它们倒闭。一些僵尸企业，还不了负债，就应该让它们破产倒闭。这样才只能实现腾笼换鸟、产业的转型升级。

但是，我自己对这个想法是不甚同意的。为什么呢？现在我们提出来以创新驱动来实现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理念上是好的，方向上也是对的。但是，要知道，创新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事情，而且主要是企业的事情，是企业家的事情。不能指望大学生还没毕业，就都去创业、搞创新。

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37年来，中国快速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动力源，就是一大批企业家的崛起。这些企业家大都是从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中走了出来的，下了海，创办了自己的企业，或承包了企业，也有的是从原来的乡镇企业自发成长起来的。不管原来干什么，他们在各行各业拼搏了二三十年，建立了很多很大的企业。他们在实际经济部门从事经营，更知道在本行业以及临近行业中创新的机会和可能。

经过30多年的创业，一些企业――尤其是在2007至2008年四万亿刺激计划引领下盲目扩张的那些企业，发现本行业的产能过剩，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或者以低于成本价卖了出去，还不了银行贷款，企业面临关门、倒闭的窘境。谁之过？责任要完全由他们来负吗？现在要看着一大批企业关门倒闭吗？

话说回来，即使这些在各行各业艰难挣扎和打拼的企业家，发现了新的创业机会，但是现有的银行贷款还还不了，工人工资发不出去，哪有资本和资金以及可能和能力再去搞创新升级？但问题是，一些还没有毕业、还没有找到工作年轻人，难道比这些在各行各业闯荡多年且在企业生死线上挣扎着的企业家更有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

近代以来，无论在什么国家，发明与创新，主要来自于企业，来自于企业家。因此，只有现有的企业和企业家能在目前还款负担极重，而又产品卖不出去的恶劣环境中挣扎着存活下来，他们未来才能创新，才能实现企业和产业的升级和“腾笼换鸟”。

一大批企业家存活下来，他们才更能知道未来要生产什么，该怎么开拓新的市场。最近，国务院号召要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愿望无疑是好的。但是，最近我一听到这个口号，我马上就联想到了1958年大跃进时期的“全民大练钢铁”的口号，也使我马上记起儿时田地间遍地小高炉，四处冒狼烟的“全民大练钢铁”的情景。

总之，我的看法是，在目前的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上，政府的所有宏观政策，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汇率政策，都应该尽最大可能保现有企业不让它们倒闭，能保多少保多少。当然一些企业确实是在前几年盲目扩张得太厉害，企业负债极重，产品又卖不出去，变成了现在大家所说的“僵尸企业”。

国内应该有一批这样的“僵尸企业”。实在它们的负债还不了，该倒闭的就得倒，这是不能救的，这也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铁律。但是，目前全国各地的大量中小企业，现在已经是关停倒闭的一片一片的了，这十分不利于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也会造成当下的失业以及农民工拿不到所欠工资等大量社会问题，且更会伤害这一代和下一代人的“中国企业家精神”。

因此，我们政府的宏观政策，包括货币政策、税收政策，乃至汇率政策，都要首先考虑救这些频临倒闭的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而不是再盲目上项目、扩大政府推动的投资，去搞什么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现在企业都关停的一片一片的了，谁还敢去再创业，谁还有能力再去创新？

根据上述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的判断和最近自己的一些观察和思考，我在一些年会上提出了对目前央行货币政策一点个人看法：要进一步量化宽松，以不支持实体部门（进行项目投资）而进行量化宽松，才能真正救实体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