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砚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安格斯・迪顿的主要学术成果

北京时间10月12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微观经济家安格斯・迪顿（Angus Stewart Deaton）因在消费、贫穷与福利方面的研究贡献获得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声明中称：要设计促进社会福利、减少贫困的经济政策，我们必须首先理解个人的消费选择。没有人比安格斯・迪顿更多的增强了我们对此的理解。通过连接详细的个人选择和聚合结果，他的研究改变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

安格斯・迪顿，出生于1945年10月19日，微观经济学家，曾就读于爱丁堡Fettes学院，并在剑桥大学获得其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迪顿曾是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University of Bristol）的经济学教授，1983年转到普林斯顿大学，目前，他是伍德罗・威尔逊学院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国际事务教授和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经济学和国际事务教授。（Dwight D. Eisenhower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at the Woodrow Wilson School of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the Economics Department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他还是美国艺术与科学协会成员，计量经济学协会成员，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咨询委员会成员、盖洛普（Gallup）组织高级研究员，2014年入选美国哲学学会（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2015年4月入选美国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此前，他曾是世界银行研究审核委员会主席（2005-2006）、国际货币经济组织华盛顿访问学者（2006年10月）、哈佛大学经济系顾问团主席（2009年12月）、美国经济学会主席（2009）。

迪顿因为与John Muellbauer共同开发的近理想需求体系而为众人所知。他的主要著作包括：《经济学与消费者行为》，剑桥大学出版社；《了解消费》，牛津大学Clarendon出版社；《家庭调查分析：发展政策的微观经济方法》，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伟大的印度贫困辩论》。

他是1978年该协会首届弗里希奖（Society's Frisch Medal）的获得者、BBVA基金会经济、金融与管理知识前沿奖（BBVA Foundation Frontiers of Knowledge Award）获得者。

迪顿今年独享总额为800万瑞典克朗（约合111万美元）的奖金，他也是进入新千年以来，既菲尔普斯（Edmund Phelps）、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和去年得主梯若尔（Jean Tirole）之后，第三位独享经济学奖的得主。

迪顿的主要学术观点

金邵鹏在“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发表的文章中介绍迪顿的主要学术成果。

在学术界，迪顿最令人关注的文章是1980年与John Muellbauer合作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近乎完美的需求系统模型》（An 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两位研究者以柯布-道格拉斯、斯通和高曼的传统为基础，引入了一个与偏好最大化一致的需求等式的实践系统，该系统是根据需求理论推导出来的，可以用来描述居民对农产品的消费行为，估计居民在一定的可消费支出水平、通货膨胀水平以及价格下对农产品的需求量。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这篇文章被引用高达4000多次。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后，迪顿发表若干论文，证明主流消费理论无法解释二者之间的实际关系。迪顿认为，应综合研究个体消费如何随个体收入而变化，其变化关系与整体数据大不相同。迪顿的研究表明，分析个体数据是我们理解整体数据的关键，而迪顿的研究方法也日渐为宏观经济学所广泛接受。

迪顿最新研究强调，衡量单个家庭消费水平的可靠方法可用于揭示经济发展背后的规律。在横向和纵向研究贫穷时，迪顿的研究体现出了传统方法所不具有的重要价值。迪顿还举例阐释了如何利用家庭消费数据揭示收入与福利之间的关系，以及家庭内部性别歧视的程度。迪顿对家庭消费数据的研究有助于推动发展经济学从理论领域向实用领域转变，前者基于整体数据，后者基于个体数据。

以上，便是迪顿所专注的微观发展经济学。过去一些年，在Pranab Bardhan、T. N. Srinivasan、迪顿、Mark Rosenzweig、Abhijit Banerjee、Esther Duflo等的推动下，发展经济学有了新的面貌，其研究成为经济学的主流和前沿。在这一进程中，许多经济学家将自己的思想和方法融入到发展经济学框架中。

迪顿等人倾向于强调微观数据。迪顿获奖后，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甘犁在微博中写道：“迪顿主要研究发展中国家家庭的消费和储蓄行为，他的工作都是基于家庭微观数据。学术界对中国家庭经济行为的研究，包括中国家庭储蓄高居不下的原因的研究，因为微观数据的欠缺，严重不足。希望他的获奖，能够引起大家对微观数据的收集和公开的重视。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正在进行这方面的努力。”

而另外一些学者主要通过实验方法推进前沿研究，比如Esther Duflo等人。对此，迪顿似乎不以为然。2008年，他受邀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主讲当年的凯恩斯讲座，在题为《发展的工具》（Instruments of development）的演讲中，他全面质疑了“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 trials）能否为贫困问题提供任何透彻的答案。他认为，大量的随机对照试验研究充其量只回答了“某某政策是否有用”，而没有回答“为什么有用”；只要我们没有搞清楚“为什么”， 随机对照试验的所有洞察都将是肤浅的。（文/金邵鹏）

发展中国家怎么判断贫困？怎么衡量经济水平？

据“果壳网”的介绍，近年来，迪顿的研究主要关注发展中国家的消费和贫困。在这个领域他做出了许多贡献：指出消费数据比收入数据更可靠、更有用；提出了更有效的数据采集方式；如何消除当地物价差异影响；如何计算难以直接观察的商品和服务；如何协调个人数据和家庭数据的差异；如何比较不同国家的福利，等等。80年代，国家经济发展还主要是理论的推算；在迪顿等人的大力推动下，今天发展经济学已经是一门蓬勃发展的实验学科了。

比如，长期以来经济学家研究了一个国家可能陷入的贫困怪圈：低收入的人吃不饱，就不能正常工作，于是收入始终上不去。如果对这些国家进行援助，能让贫困居民吃饱肚子，从而打破怪圈吗？迪顿的研究发现，收入增加之后人们果然吃得更多了――且慢，营养不良并不足以解释他们为啥低收入。事实上这并不是一个怪圈，只是一条线：穷导致吃不饱，但并不是吃不饱导致穷。

再比如，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有明显的重男轻女现象，但是到底是怎么个歧视法呢？一个明显的猜想是，女儿得到的资源比儿子少。但是这个猜想很难验证：你不可能每天和一家人坐在一起看看是不是饭桌上的肉都给了儿子，就算你真的去了，他们可能因为有外人在看就不好意思公然歧视。迪顿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看看当一家人有了孩子之后，成年人才有的那些消费（比如成人衣物、烟草、酒精）降低了多少，是有儿子降的多还是有女儿降的多。他发现，正常情况下男女没有明显差异――但是，一到家境不好、遭遇逆境的时候，女儿就要遭受明显的歧视。

迪顿：对外援助真的有用吗？

人文经济学会介绍，迪顿认为政府无效是贫困主要原因。在2013年的一篇文章里，他称国家能力的缺失――即无法提供富国人民习以为常的服务和保护是贫困和落魄的主要原因之一。迪顿在文章中反对富国对贫国的直接援助，认为援助会破坏穷人最需要的东西，即本地国家能力的发展，而穷国最需要建立起一个有效政府。文章内容如下：

在苏格兰，我从小就认为警察是朋友，需要时可以求助。19岁时我第一次来到美国时，我向一名正在时代广场疏导交通的纽约市警察询问最近的邮局怎么走，他爆出一连串粗口，令我愕然。此后我一直处于懵懂状态，把我老板的急件丢进了垃圾箱――我觉得它和邮筒长得一模一样。

欧洲人对他们的政府的看法大多比美国人更加积极，对后者来说，联邦、州和地方政客的失败和不得人心乃是家常便饭。但美国各级政府征收税收，然后反过来提供美国人的生活离不开的服务。

与许多富裕国家的公民一样，美国人认为法律和监督制度、公立学校、针对老年人的卫生和社会保障、道路、国防和外交、以及国家队研究（特别是医学方面）的重金投入是理所当然的。当然，并非所有这些服务都能尽如人意，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得到平等对待；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还是照章纳税，如果花钱的方式令一些人感到不爽，就会引起激烈的公共争论，而定期的选举也使人们得以改变轻重缓急。

所有这些可以说都是不言自明的，至少对有着高效政府的富裕国家居民来说是如此。但世界上大部分人口没有这么幸运。

在非洲和亚洲的许多地方，国家欠缺收税或提供服务的能力。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契约在穷国通常根本不存在――在富国也不完美。纽约警察只是有些不礼貌（至少还在忙于提供服务）；而在世界上很多地方，警察骑在他们应该保护的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从人民身上讹钱，或是代表权力机关把人民抓起来。

即使在印度这样的中等收入国家，公立学校和公立医院也频频出现旷工（并且不会受到惩罚）。私人医生给人们（认为自己）想要的--注射、打点滴和抗生素--但国家并不监管他们，许多从业者根本没有资质。

放眼发展中世界，儿童因为投胎到了错误的国家而死去――不是因为不可治愈的疑难杂症，而是我们在一百年前就知道如何处理的常见儿童疾病。只要国家无法提供常规母婴医疗，这些儿童就会继续死去。

类似地，如果政府无能，监管和强制执行就不能有效运行，企业也就难以经营。没有运转良好的民事法庭，就不能保证创新企业家能从他们的新思想中得到奖赏。

放眼全球，国家能力的缺失――即无法提供富国人民习以为常的服务和保护--是贫困和落魄的主要原因之一。没有国家与积极活跃的公民的有效互动，就很难形成战胜全球贫困所需要的增长。

不幸的是，目前富国在把事情弄得更糟。外国援助――富国对穷国的转移支付――值得称道，特别是在医疗领域，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但外国援助也破坏了本地国家能力的发展。

此点特别明显的是政府直接收到援助并且援助流相对财政支出较大（通常相当于一大半）的国家（大部分是非洲国家）。这些政府不需要与公民达成契约，不需要议会，也不需要征税系统。如果说它们需要对谁负责，那就是赞助国；但即使这一点在实际中也不可行，因为赞助国受到本国公民的压力（他们帮助穷人的愿望无可指摘），穷国政府需要多少，它们就得拿出多少，甚至还会多拿出些。

绕过政府、直接把援助给穷人怎么样？显然，直接结果会好一点，特别是对政府间援助很少能到达穷人手中的国家来说。而只要极少的钱――富裕国家每个成年人每天拿出15美分即可――就能让所有人都告别每天1美元的极端贫困线。

但这并不是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