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颖：中国高速城市化背景下的垃圾治理困境

摘要：垃圾现象作为“硬币的另一面”，折射的是国家的发展、民众的物质生活和时代精神的变迁。消费的狂欢带来大量生产的同时也导致大量垃圾产生，然而垃圾不会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就此消失不见。它通过生态循环，或者是一阵风，就可以回到我们的社会生活当中。

消费社会兴起与垃圾的大量生产

垃圾无处不在却不十分引人注目。一种商品或食物的使用价值在被丢弃后旋即宣告结束，它们被迅速清扫、转移、运输，离开人们的生活空间和城市的公开场合。然而垃圾并不会随着丢弃而消失，它是发展的、消费的、洁净的、便利的现代城市生活的另一面。

过去三十年，中国创造了惊人的经济奇迹，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民众的消费生活也发生了史无前例的革命：消费品种类繁多，不断推陈出新。一次性用品、智能电子产品在带给人们便利生活的同时，他们短暂的使用周期也制造了大量的垃圾；繁多的商品还带来多种包装物，它们则在以更快的速度完成从商品到垃圾的转变；而在“刺激内需”、“电器下乡”，“结婚要有房和车”等梦想口号的感召下，更多的商品被生产出来，而刺激消费也意味着刺激“丢弃”。消费有快感，丢弃似乎也是一种乐趣，在时尚和潮流面前，“丢弃”不一定是因为商品不再具有使用价值，人们更多的是通过“丢弃”和消费的行为在塑造着消费者的新身份，但与此同时，大量的城市“固体废弃物”（municipal solid waste）也被制造出来。

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2004年中国固体废弃物年产1.9亿吨，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了全世界第一的垃圾生产大国。到2012年，据《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的统计，全国的生活垃圾总量已经增加到了2.39亿吨。尽管垃圾生产量如此巨大，却并未引起太多人的注意――或许更多的时候，人们甚至将此当作一个发展的指标。但不可轻视的是，垃圾已经构成了中国环境治理和城市管理的一个严峻挑战，国外学者更是将生活垃圾带来的问题称为城市化过程中的“废弃物危机”。从08年至今，笔者持续关注和研究与垃圾相关的问题，并在北京和广州两座城市做田野调查，对象包括普通市民、环保人士、城市管理工作人员、相关科研人员、相关企业家、清洁工人、拾荒者、废品收购站经营者等，本文将基于此检视中国当下的垃圾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和文化现象。

转型中国的“垃圾”生活史

美国学者Susan Strasser在其著作《废物与需要：垃圾的社会历史》4当中，书写了英、美的垃圾历史。她指出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垃圾”是个相当晚近的范畴，垃圾及其有关的生活实践、处理方法、法律和规定，都是随着历史发展而变化的。在农业社会中，废旧的物品都会被尽量再造和再用，直至工业社会，人类生产生活当中本来循环的物质流动系统才成为了一个单向的系统。可以说18世纪到20世纪经济系统变迁的历史，也是“现代的”垃圾制造历史。曾经，对旧物的改造再利用的各种技能，是生产和家庭生活中人人必备的，对男性而言，擅长维修甚至令人联系到一种“男性气质”，而女性若擅于修补、再造，甚至是创造性的再利用废弃物材料，也能令她们成为更加令人敬佩的家庭主妇。在19世纪，和商业销售系统并行的，是一套废旧材料的回收网络，但这个回收体系随着火车、汽车等新型交通运输和销售系统的兴起而衰落，“新的就是更好的”的消费文化兴起，人们逐渐相信，基于技术升级和风格革新的商品更新换代是必须的。与此同时流行起来的还有“清洁”、“方便”的观念，以及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而生产的商品，如一次性的卫生巾、餐巾纸等。在此基础上，一套要购买、丢弃、更新而不是维修、重复利用的“垃圾文化”才逐渐形成。

在中国，生活垃圾的大量产生同样与工业化和现代化有关。作为后发国家，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消费社会发展的速度更快，具有一种压缩的现代性（compressed modernity）的特征，在几十年间，社会变迁更加迅速，相应的城市问题、环境污染问题也更为突出和集中。

在个体和家庭的层面，由于快速的社会变迁，我们甚至可以在同一个家庭的几代人当中，听到在美国跨越两个世纪的“垃圾”故事。对于老一代人而言，“露天垃圾池”并不陌生，同样熟悉的是垃圾池里焚烧垃圾带来的大火、浓烟和烧焦的气味。在老社区里，依然可见曾经广泛使用，如今被封锁的“垃圾道”――为方便高层居民倾倒垃圾，住户直接从本层的垃圾道口倾倒，垃圾就能经由道中直接坠落地面，与之伴随的是一层的住户对于夏天垃圾道令人不快的气味的记忆。在很多城市，垃圾都曾经仰赖清洁工人挨家挨户的摇铃收集，听到铃声就把垃圾送出来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和这些陌生的垃圾收集处理设施相比，令年轻人感到更加难以理解的，是老一代对于“节约”、“节省”的执着，以及积攒废物的那种略显固执的生活习惯。老一代则“看不惯”年轻人的浪费，对他们而言，不再匮乏，绝对不是抛弃“厉行节约”、“克勤克俭”等“美德”的理由。

中国当代艺术家宋东在其装置作品《物尽其用》中展示了他的母亲一生积攒的各种物品。这个展览看起来蔚为壮观：上百块没有用过的肥皂、上百个牙膏皮、几百个空的塑胶瓶和玻璃瓶、不计其数的碎布头、各种材质、粗细、长短的线卷，还有各式早就不再使用的脸盆、热水壶、花盆、铁钉、棉被、小板凳、刷子等各式生活物件。宋试图理解母亲近乎病态的“囤积癖”，这种坚决不丢弃的习惯，可能与曾经的物质匮乏的生活经验有关，实际上类似的做法在老一辈中国人当中相当普遍。不过还有另一种更为积极的态度和理由：很多老年人强调，把这些年轻人眼中的破烂留下来，是因为“有一天可能有用”，实际上他们也确实常常能够在后来的场合使用到这些东西：旧的袋子和盒子，减少了对新容器和包装物的使用，旧物被分解为零件组成新的物品，或成为修补的材料。这种“DIY”精神，和Susan Strasser在美国的前工业社会以及工业社会初期观察到的非常类似。当然，节约还有一个显著的理由就是节约开支。而积攒的废品也可以卖给收废品的人，换取一点经济收益。

对垃圾态度的改变，实际上表现出一种伦理的变迁，不同的围绕垃圾的生活实践和惯习（habitus），背后是对于物质世界的理解和价值判断，以及相应的伦理观念，比如：“这些东西是什么？是否具有/有多大价值？以及应该被如何对待？”不同世代的中国人，对于这个问题常有对立分歧。可以说，对于不同的群体而言，“物”具有不同的价值，“垃圾”意味着不同的东西，对物品不同的使用和处置方式，折射着时代的道德和价值观，这是快速的社会发展和文化变迁带来的必然结果。但有时候表面上相同的实践，实际上也可能出于对物质世界不同的理解和价值伦理观念。笔者曾经目睹过一次有趣的“相互误读”：在广州美国领事馆的一次面向中国公众的环保主题讲座上，美国领事向观众们赞叹：“中国人很环保，你们更多的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很多人习惯自带水杯，重视对水电的节约，还没坏的东西不会轻易丢掉。”中国观众听完大笑：“我们不是‘环保’，只是舍不得花钱！”

现代垃圾管理：城市的排泄系统

现代的城市垃圾管理系统的产生，同样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当中逐渐发展起来的。根据Susan Strasser的研究，在美国，关于“垃圾应该如何被处理”，“究竟谁有资格和义务管理垃圾”的问题都有明确的规定，而这都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渐形成的。目前，全球的垃圾处理普遍以“无害化处理”为标准，这是一种对垃圾现代化的、科技化的处理方式，包括对垃圾的收集（垃圾桶设置、垃圾中转站）、运输（特殊运输工具、运输路线）以及终端的处理（卫生填埋场、焚烧厂）。这套系统一般由市政府及其相关的环境卫生部门负责，和排污系统一样，作为基础设施，是现代城市管理技术的一部分，共同维系着一个现代城市的运转，好比城市的“排泄系统”。

中国现代化的垃圾管理（waste management）系统与安全卫生的“无害化处理”设施发展相对滞后于垃圾问题的产生。根据环保部报告， 2001年，政府才开始调查和监测全国范围内的垃圾处理厂；对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的关注和控制，则从2001年参加国际POPs“斯德哥尔摩公约”开始8，也滞后于污染物本身的生产。2002年，中国出台第一个有关城市生活垃圾的规定，而至此为止全国只有大约低于一半的垃圾得到了“无害化处理”。但直到2007年，针对生活垃圾管理的各个方面的法规才陆续出台。根据《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12年)》和《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2012年)》，2012年中国城市的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为84.83%，县城（不包括农村其它地区）的无害化处理率为53.97%。

在政府开始尝试建立现代化的垃圾治理体系之前，垃圾给中国城市带来的问题已经开始显现。垃圾为什么会造成污染？这里首先需要解释什么是环境科学中所说的“无害化处理技术”，它指的是在处理过程中通过技术控制垃圾的污染，“科学填埋”、“卫生填埋”和“无害化焚烧”就是其中主要的一些方法。但“无害化处理”是一个技术的概念，它是时代性的、也是局限性的，实际上并不等同于彻底杜绝污染。此外，处理设施向大气、土地排放的污染物还可能造成“二次污染”。这些设施也是有风险的，虽然风险是个“概率”问题，但是一旦发生，比如失火、液体泄露或者爆炸，可能为环境带来的更大的危害。

当然，更显著的污染来自于没能被纳入无害化处理的垃圾。首先，随意弃置的垃圾会带来难闻气味和公共卫生问题。此外，得不到无害化处理的垃圾当中的有害物质，如重金属和有毒化学物，会在垃圾中分解、析出，随着渗滤液进入土壤、地下水、乃至整个生态系统。露天垃圾焚烧，还是目前被公众和媒体持续关注和热烈讨论的雾霾问题的一个污染源。焚烧垃圾制造的不仅仅是烟气，其中的含氯物质还可能在焚烧的过程当中合成致癌物质，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污染物就是“二英”。

另外，在政府的正式处理体系之外，垃圾还有一个去向，就是非正式的回收领域，一个发达的从回收到处理的产业链，这是一个庞大的“非正式经济”网络（informal economy）。这个产业链的底层是拾荒和废品回收大军，通常由流动于城市的农村移民组成。他们有的直接从垃圾里面捡拾、挑选，有的从居民手中收购，经过简单的分类处理和累积后售卖给规模更大的回收网站，而回收网站会再累积、转卖给更大规模的回收中心。在这个过程中，回收者通过劳动使得本已经“零价值”的垃圾重新具有了使用价值，使垃圾最终变成原材料，进入回收再造厂的手中。这个产业的存在，确实节约了能源和物质，为制造业提供了成本低廉的原材料，使得更多的物质重新进入了生产和消费系统。然而，由于这个产业链是处于灰色地带的非正式经济，低端的作坊和回收网没有被纳入监管，整个网络没有很好的污染控制，从回收、分拣、处理到再利用，都存在二次污染的隐患。在处理再造的过程中，例如电子产品的拆解、塑料的再生，有毒物质都有可能在缺乏有效技术控制的情况下被排放，进入空气、土壤和水源。另一方面，底层的劳动者在这一过程中受到剥夺，他们为回收厂创造低成本的原材料，但是作业环境恶劣，容易导致健康问题，却缺乏劳动保障。此外，拾荒者们还要承受因为每天跟垃圾打交道而带来的污名化和歧视。在北京，来自四川巴中仪陇、河南固始的拾荒者、收废品人从1990年代起就陆续来到北京，很多人已经来京二十多年了，然而除了有限的几个老乡之外，他们几乎不认识任何人，也从来没有坐过地铁，没有进过市区。实际上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经济能力，京郊某村的垃圾/废品从业者，在2008-2010年间，个人收入可达到1500-5000元每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