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南克：新兴经济体，要有所担当

大萧条一个重要原因是放水太少

张军：感谢您莅临此次上海论坛。您作为美联储主席经历了08年的金融危机，不知道这是不幸的还是幸运的。但我知道，实际上您做过很多有关美国大萧条的研究工作，也就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你觉得这样的研究是否让你更好地应对了08年的金融危机？

伯南克：作为一个学者，我认为是的，我曾在斯坦福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学习，当时研究了很多关于经济危机的课题，包括19世纪的金融恐慌，当然还有30年代的大萧条，这些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原因有几个。首先，2008年的金融危机从根本上来讲是一个金融恐慌，在结构上和动机上都和我们一百年前看到的情况非常相似。但是最近这场金融危机是在一个金融系统更加全球化，技术更加丰富和复杂的背景下发生的，因此，我们还是花了点时间才找到两者的相似之处的。我们看到银行挤兑和商业票据回购市场发生的事情非常相仿，跟19世纪的央行很相似，当时作为最后贷款人的央行，给银行提供借款来应对来自于存款人的需求，以此应对恐慌，而美联储则通过借钱给金融系统来应对恐慌，所以了解一百多年前的金融恐慌和2008年的金融恐慌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大萧条也让我们看到了货币政策的重要性。我在MIT读研究生期间开始研究货币政策，当时读的第一本重要的书是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写的《美国货币史》。事实上米尔顿・弗里德曼是我在斯坦福大学时候的朋友。这本书非常好，它提到，货币供应滞后，在通货紧缩期间危机频发，是导致大萧条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除了抗击金融危机，美联储也需要保证货币供应有所增长，货币政策支持经济发展，所以才有我们当时的种种举措。

同时，我也从大萧条中学到两个重要的教训：一是要稳定我们的金融体系，做好最后贷款人角色；二是要确保货币政策能充分地适应和支持金融体系。

张军：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你一再倡导美联储的目标应该是盯住通货膨胀或者有个通货膨胀的目标。这是从研究大萧条中所得到的经验教训吗？

伯南克：我们知道在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货币供应大幅减少而导致了美国通货紧缩，物价以每年10%的速度下跌，人们都不愿意消费，也不愿意卖东西,农作物价格暴跌，根本卖不出价钱，可见紧缩是经济萧条的很重要的原因。弗里德曼的建议就是增加货币供应，但货币供应和危机之间必须要做好平衡的。那么下一个合理的步骤就是设定一个通胀的目标，保证温和的通胀，但是又不给经济带来损害,避免过分大规模的通胀。最后，我们的负责人也支持了温和通胀的目标。

张军：美联储在经济危机时使用了非常规的货币政策手段，也就是我们说的量化宽松，您怎么看这些非传统的一些货币政策在保持金融市场所发挥的作用？

伯南克：通常来说货币政策靠调整短期利率来达到目的。在2008年的时候，短期联邦基金利率已经到了零，已经没有削减空间了，所以我们只能在别的地方下功夫。

日本的量化宽松在他们购买政府债券和提高货币供应的时候已经开始了。但是作为一个学者，我觉得因为日本的举措不算卓有成效，我不觉得他们是往降低长期利率这个正确的目标而努力的。

在2008年秋至2009年初，我们启动了大规模的量化宽松，就是QE1，大力稳定了金融市场，为实体经济提供了支持，因而09年下半年经济开始复苏。当时的经济开始缓慢增长，但我们依然担心会出现紧缩，因此做了第二轮和第三轮的量化宽松。虽然无法完全确定，但大部分学术研究表明这个举措对美国的经济的确起到了促进作用。

欧洲最近才开始量化宽松，如果我们把美国的经济与欧洲对比，实际上美国相比其它的发达经济体，例如欧盟和日本来说复苏速度更快。美国没有出现任何的紧缩问题，但是欧洲和日本都在面临这些问题。可见量化宽松并非灵丹妙药，但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一定程度上也是今天美国经济发展的原因。

张军：您也创造了一个名词叫信贷宽松，是想与日本的量化宽松有所区别，你认为美国的QE于日本银行的QE真有区别吗？

伯南克：是的，我们和日本的政策不同。日本非常关注货币供应，通过购买债券就可以有钱，但是这些钱在银行里面待着，并不是流通的。我们的目的是通过购买长期国债来提高长期的利率，来刺激信用的创造，因此我创造了“信用宽松”这个说法，而不是所谓的量化宽松。尽管人们称之为量化宽松，但两者是有差异的。

我们和日本也有差异，我们看到了安倍经济学有很多变动，其中有一个变动比较激进。我跟黑田东彦行长是朋友，我们也聊过这个，在一定程度上日本也是在参考美国的做法。尽管现在他们仍面临通货紧缩的挑战，但经济已有好转。

拯救华尔街 我当时很孤独

张军：作为美联储主席有些时候真的会面临一些困难时刻，需要做出困难的决策，那么对您来说这些困难的时刻指哪些呢？

伯南克：我当时也不知道会面临这么大的一场危机，我在2006年担任美联储主席，当时经济还在发展，没人知道会发生金融危机，所以我犯的第一个“错”就是毅然答应接受这个职位。

显然，金融危机在2008年秋走到最糟糕的时候，2008年9月份雷曼兄弟倒闭，有人说是我们放任它倒闭的，其实我们做了非常大的努力，但我们没有任何工具，没有法律权威去阻止这件事发生。一旦它发生了，金融系统也开始恐慌，谁也不肯借钱出去，整个系统都停滞了，而经济也开始受到影响。那是相当可怕的一周，雷曼兄弟、AIG、许多保险公司，还有四五家巨头企业都濒临倒闭。

雷曼兄弟倒台之后，下一个面临倒闭的是一家叫AIG的保险公司。跟雷曼公司不同的是，我们最后帮助了AIG。当时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抵押贷款，雷曼倒闭是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的抵押物，但AIG不一样，尽管它亏了很多钱，但它是一个万亿级的保险集团，有许多下属的保险公司可以抵押，所以我们借给他们850亿美元的贷款，因而他们可以偿还赔款并最终幸免于难。

但我记得最难的一天是周二下午，我和美国财长鲍尔森去见布什总统的时候。我说，总统先生，我们得在这个金融危机中贷款850亿美元给一家濒临倒闭的保险公司。布什总统问有没有其他选择，我说没有了，这是唯一的选择，这家保险公司跟整个金融系统都有关联，不然我们就得面临大萧条了。布什总统说，如果这样的话，他也会全力支持，但我得和国会汇报。

我和鲍尔森安排了当晚与国会十来位资深成员会谈，并且也给整个国会写了信。我们跟他们解释我们在做的事情，为什么要做这些，提供这些贷款的必要性是什么。他们也问了许多问题，问这个决策是否行之有效，能不能把钱收回来，等等。我们只能回答，“我们也不知道，但希望如此”。

会议之后，在场的一位资深议员就看着我们说，伯克南先生，还有财长先生，感谢你们过来告诉我们那么多资讯，但是我也希望你们知道，今天晚上任何人在这里说的话，都不代表国会赞同你们所做的事。他说，这是你们的决定，你们自己承担责任。

我当时倍感孤独，觉得非常艰难，因为我不仅要与金融危机做斗争，还要和政治做斗争。当时所有人都不喜欢我们，但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整个系统就会崩盘。两周后我去巴西圣保罗，他们说一开始好像一切都风平浪静，但是一下子雷曼兄弟倒了，整个经济都停滞了。可见不仅美国如此，它已经演变成一个全球危机了。所以如果时光倒转的话，我还会做同样的事情。只是政治实在太麻烦了。

张军：有人说你们让雷曼倒闭，但却拯救了AIG。你刚才讲到了AIG的情况。但你也曾经说AIG这件事让你感到非常生气，是什么原因？

伯南克：我最开始没有意识到，但随着时间推移，发现AIG亏损非常多，我们只好多次重组。AIG让我们花费了最大的政治成本，因为大家都对它非常震怒。而我们愤怒的原因是因为AIG下了一个很糟糕的赌注。他们的基本策略就是，如果事态变好了，他们可以赚很多钱；如果变得更糟，政府反正会来救我们。后来这种事情的确也发生了。

当然我们除了帮他们收拾烂摊子，也没有别的办法。但AIG的所为的确非常不负责任。保险公司就应该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风险管理和危机应对，但AIG没有很好地保护自己。在危机面前他们亏了很多钱，没有办法支付各种费用，然后只好找政府。像我说的，对我们来说成本是非常大的，因为公众很愤怒，而之后我们也没办法做其他应该做的事。

张军：我顺便说一下，AIG的格林伯格是复旦大学的好朋友，他那个时候是什么角色？

伯南克：哦？是吗？格林伯格当时已经卸任CEO了。他也无法阻止公司这么做，我并不是说他的不好，但是当时也没办法终止他们。

耶伦女士的经验比我更丰富

张军：刚才来这里的路上你说你不能对你的前任和继任者发表评论。但说到这里我还是想听听你对你的前任格林斯潘和继任者耶伦的评论，你们的关系应该不错吧。

伯南克：我2002年从普林斯顿大学去了华盛顿，我之前是大学教授，一直在学校里，从来没想过要当主席，以前也没有在政府任职。2002年过去的时候，担任美联储的董事会成员，董事会主席是艾伦・格林斯潘。大家都称他为“大使”，因为他份内工作做得非常出色。

我记得在2006年成为主席的时候，我非常担心，因为格林斯潘声望非常好，做他的继任者我诚惶诚恐。所以当我刚开始上任的时候，我经常强调说我们会延续许多之前的政策，美联储也有很多的人才，我不希望别人认为我是唯一在经营美联储的人。事实上我也做到了默默无闻，因为我女儿秋天去上大学的时候，她的室友问，你父亲是做什么的，然后我女儿说我父亲就是美联储主席。她的同学就说，“你的爸爸是亚伦・格林斯潘？！”有一段时间其实没有人知道我是谁，所以一开始第一年要建立起自己的声誉挺不容易的，当然随后名声也随着我的工作而逐渐建立了。

现任主席珍妮特・耶伦女士的经验比我更丰富，因为她之前一直担任官员，曾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也担任过美联储副主席，所以我跟她已经共事了三年，整个过渡非常顺利。一年前我离职接任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执行我们当年共同制定的政策，包括利率政策等等，都在不断推行，所以很顺利。我觉得耶伦女士非常出色，也是非常睿智的经济学家，我们的工作关系很紧密，而且彼此沟通也很顺畅。我非常高兴她是新的主席，我也可以退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