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努力确立中国经济新常态

新常态仍待努力确立

对于经济大局现在最热门的话题就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现在亟需做的，是对什么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以及我们应当做些什么去适应新常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大家都在讲新常态，但它的内涵和外延却十分模糊。

近年来大多数人已经认识到，中国经济高增长、低效率、靠大量投资支撑的旧常态已经不可维持。它必然要过渡到一种新的常态。

那么，这个新常态具备哪些特征？有多种不同的理解。大体上在两点上比较一致：第一是GDP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甚至中速增长转换。第二是增长方式从靠投资驱动的粗放增长转向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的集约增长。

应该看到，这两者有着很不相同的情况。前一点，经济增长速度已经降低到了中高速，并将进一步降低，这是不争的事实，而且也取得了朝野共识。至于第二点，经济增长的优化、经济效率的提高，或者说增长方式的转变，却是一件尚未实现、有待努力的事情。

这样，我们就面临这样一种情况：如果增长速度下降过程中，效率没有改善，原来由GDP数量扩张所掩盖的矛盾就会暴露出来，而且会造成减速过快，加剧经济社会矛盾。因此，仅有增长减速而没有增长质量的提高，并不是我们希望见到的一种常态。相反，如果能够在增长减速的同时提高增长的质量，优化结构、提高效率，就能减轻增长减速的冲击，甚至能够在中速增长的情况下使人民得到更多的实惠。所以，在较高效率支撑下的中速增长，才是我们希望建立的新常态。

“三驾马车”分析框架的误区

研究增长降速，可以采取两种不同的分析框架。运用不同的分析框架，所得出的政策结论也会有很大的不同。

大致上从2009年开始，不知什么原因，在分析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的时候，流行起一种认为经济增长速度取决于消费、投资、净出口等“三驾马车”的需求大小的分析方法。也就是说，中国的增长乏力，是由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等三项需求造成的。只要能够把需求扩大到足够的水平，增长就能够重上台阶。

我认为这一套分析有重大的缺点。

首先，它用错了分析框架。十分明显，“三驾马车”分析法运用的是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如同大家所知道的，凯恩斯主义认为，需求决定了供给的边界，因此，产出总量等于消费、投资、财政赤字和净出口四项需求的总和。不过，凯恩斯是用这一理论框架来分析短期经济问题，拿它用来分析长期发展显然是用错了分析框架。

其次，用这个理论框架去分析经济增长的趋势所得出的政策结论，也是有问题的。因为消费、投资、出口需求有多大，归根到底是由一些客观因素决定的，并不取决于中国的愿望。以净出口为例，它最终取决于整个国际经济走势。过去中国对发达国家有大量的净出口，第一是因为在高消费、高福利导向下，西方国家的储蓄率很低，在储蓄和投资之间有很大的缺口，需要靠从发展中国家净出口来填补；第二是因为中国低成本的竞争力很强，能够在西方国家的净进口中分到一块比较大的“蛋糕”。全球经济危机发生以后，西方国家去杠杆化，提高了自己的储蓄率。这样一来，根据经济学的“双缺口模型”，只要这个西方国家储蓄跟投资的缺口越小，发展中国家净出口的可能性也越小。美国的储蓄率会有起伏，但是要想回到危机以前的水平，我看是不大可能的。另外，随着中国劳动者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产品的低成本优势也在减弱，因此在出口蛋糕中所占份额也会降低。

消费需求的提高，也不是以人们的愿望为转移的。例如有人说，城市化可以使消费需求提高，因为农民进城以后消费需求会有很大的提高，所以只要加快城镇化，消费需求就提高了。这里其实是把消费需求和消费愿望混为一谈了。在经济分析中所说的需求是有购买力的需求，是有钱做后盾的需求。所以要增加劳动者消费需求的前提，是增加他们的收入。而增加劳动者收入的首要办法，就是发展生产，提高效率。即使政府能够给予补贴，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是不可能使人民普遍富裕起来的。

在以往，每一次出现了速度下降，用“三驾马车”的分析办法算来算去，最后的结论就是进行强刺激，多发钞票，增加投资。2009年以后，用4万亿投资（两年）和10万亿贷款进行刺激，结果造成了增长率的短期回升，但货币超发、负债增加等消极后果也同时发生。2012年以后，又多次采用增加投资的办法刺激经济，但正面效果愈来愈差，负面效果愈来愈大，这使许多人认识到它不是个好办法。

研究长期增长走势更可靠的办法，是对驱动经济增长的三个因素：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生产效率的状况进行分析。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是怎么来的呢？主要是靠大规模投资。还有一些其它的次要因素。第一个次要因素是大量新增劳动力，也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蔡教授所说的“人口红利”。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效率的提高。改革开放对提高效率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一方面，市场化改革改变了城乡隔绝的状况，大量过去低效利用的农村劳动力和农村土地转移到城市，这种结构变化使资源的利用效率得到提高。另一方面，开放使我们能够通过引入外国的设备和技术，很快地提高中国的生产技术水平。因而，改革开放以后，生产效率提高对增长的贡献较之改革开放以前有了相当大的提高。

现在的问题在于，以上这些有利于维持高增幅的因素，有的正在缩减，有的正在消失。首先，新增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越来越小了，就像蔡教授在2006年就已提出的，根据他们前三年的调查发现，剩余劳动力无限供应的情况正在发生改变，“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其次，随着中国一般技术水平跟西方国家相接近，用引进外国设备和技术的办法去大幅度地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就变得不大可行了。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和其他一些研究者都得到大致上一致的结论，就是从21世纪初开始，中国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明显降低，并引起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

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在由现有资源状况和技术状况决定的潜在增长率降低的情况下，要短期拉升增长率，唯一的办法就是采取刺激政策，通过信用扩张向市场“放水”。但是就中国的情况而言，长时期采取刺激政策已经使宏观经济变得十分脆弱，蕴藏着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危机。

说到过度投资造成的风险，野村综合研究所的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写过好几本书来总结日本近年来经济衰退的教训。他在书中指出，日本的这次衰退，以至全球多次重要的金融危机，都是在泡沫破灭后出现的衰退，而出现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基础，则是资产负债杠杆率（负债率）过高的缺陷。在我看来，如果说西方国家资产负债表缺陷的主要成因是高消费和高福利，东亚国家的杠杆率过高则主要是由于企业和各级政府借债投资造成的。在目前中国资产负债表杠杆率过高的病象已经十分明显的情况下，某些政府机构和企业就会出现偿债困难，甚至“跑路”逃债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要做的是“去杠杆化”，控制和消解风险，而不是再做加法，采取“刺激”的办法提高杠杆率，这将使爆发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加大。

更何况2009年以来多次采取刺激政策，其效果递减已经变得非常明显。如果说2009年的4万亿投资和10万亿贷款还把2009年第四季度和2010年第一、第二季度的增长率拉高到10%以上，但2014年第二季度的1万亿左右投资只把增长率从第一季度的7.4%提高到第二季度的7.5%，拉升了0.1个百分点，第三季度又降到7.3%。经济学所说的“投资报酬递减规律”的效应已经充分显现。

以上分析说明，唯一的出路在于提高所谓“索洛余量”，即“技术进步、效率提高”对增长的贡献，也就是说，要优化结构，促进创新，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到集约的转变。

体制转型是发展转型的基础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或者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并不是一个新口号和新要求。从1996-2000年的第九个五年计划开始，就提出要实现这一转型的要求，只不过执行的情况很不理想。问题的症结在于发展方式转型受到旧体制的掣肘。

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先是国家计委提出需要进行增长方式从粗放到集约的转变。在后来的讨论中，人们总结了苏联转型不成功的教训，指出体制的转变是增长方式转变的基础。因此，“九五”规定要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一个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一个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在“九五”期间，由于执行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市场取向改革全面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取得一定成就。可是到了2001-2005年的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城市化加速这件好事在中国体制下却使各级政府大大增加他们手中掌握的土地等重要资源，于是许多地方，包括浙江在内都出现了政府主导的重化工业投资高潮。由于政府主导了重要资源的配置，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出现了逆转。

控制风险，保证全面改革顺利推进

“十一五”总结了“十五”的教训，再次提出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主线。但是由于“十一五”期间改革推进缓慢，虽然我们制定了一个很好的“十一五规划”，但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乏善可陈，以致中共中央在“十一五”最后一年的2010年发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的号召。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在当前情况下应当采取的方针，就应当是在采取措施保证经济不发生崩盘、不发生系统性危机的条件下，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推进改革上。因为只有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建立一个好的经济社会体制，才能优化结构，转变方式，确立由较高效率支撑的中速增长的新常态。

控制和消解风险，保持宏观经济稳定

中国宏观经济当局的负责人都在讲话中指出，目前中国宏观经济虽然存在不容忽视的风险，但总体上是可控的。我认为他们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只要采取正确的措施，系统性风险是能够避免的。

我认为，可以采取的措施门类较多，其中包括：

第一，停止对回报过低或者是没有回报的项目的无效投资。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基础建设投资不需要考虑近期有没有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