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忠东：宏观经济政策三大失误

全国“两会”正在召开，当前的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复杂局面，成为各界热议的焦点。对策要想，但应建立在对以往经济政策的经验和教训加以正确研判的基础之上，尤其重要的是对教训和失误的总结。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但是，追思过去，联想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经济所遭遇的困境，我们不难总结出，三十年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至少有以下几点失误，值得深刻反思。

第一个失误：过度惧怕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会带来许多危害，比如使得物价上涨，削弱人们的购买力、影响消费预期、影响企业的生产等等。但国内外理论与实践都证明，通货膨胀也往往是经济繁荣的表现和动力，适度的和温和的通货膨胀甚至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因此，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大可不必把通货膨胀视为 “洪水猛兽”。可是，我国的理论界与领导层常常在实践中十分惧怕通货膨胀，从而过度宏观调控，造成经济滑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曾经历过多次通货膨胀，其中比较明显的发生在以下几段时期：

（1）1980年，当时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党的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这段时期，宏观经济迅猛增长、投资规模急剧扩大。同时伴随着严重的财政赤字和外贸赤字，使得1979年、1980年出现了明显的物价上涨，其中1980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6%。但是，经济增长速度也达到12%。

（2）1984―1985年，固定资产投资引起社会总需求过大，伴随着基础建设规模、社会消费需求以及信贷投放规模的急剧扩张，通货膨胀加剧。但同时1984年的GDP增长率高达15.2%，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纪录。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为13.6%，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3）1993―1995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国经济驶入了快速增长的快车道，出现了“四热”――房地产热、开发区热、集资热、股票热和“四高”――高投资膨胀、高工业增长、高货币发行和高物价上涨。1994年的通货膨胀率高达24.1%。但是，1993―1995年的平均年GDP增长率为12.7%，也是历史上较高的水平。1993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则高达26.3%，为改革开放以来较高的水平。

与上述情况相对照的是，在1998年、1999年物价指数出现负增长的所谓“通货紧缩”期，GDP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都比较缓慢。如1998年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仅增长了2.2%。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通货膨胀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必然产物，通货膨胀和经济高速增长往往并存。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速度也恰恰是在通货膨胀的时期最快。与此同时，通货膨胀是推动经济发展和调整经济秩序的重要动力。

实际上，失业比通货膨胀更可怕。凯恩斯主义对通货膨胀和失业率相互关系的经典表述是：通货膨胀率高时，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低时，失业率高。如果目前中国尚不能实现“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那么保证就业比遏制通货膨胀就更为重要，尤其是在出现经济危机的迹象时。因为就业是民生之本，中国社会的稳定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都要通过充分的就业来实现。对于普通居民而言，失业所带来的心理冲击远远大于物价的上涨。因此，以高失业率为代价换取一时的低通货膨胀率，是得不偿失的。

第二个失误：过度惧怕经济过热

所谓经济过热 （OverheatedE－conomy），是指经济的发展速度与资源供给不成比例。经济过热的背后往往是盲目的投资和生产资料的严重浪费，并容易导致产品堆积和经济泡沫，经济过热的危害不容忽视。但针对中国目前的国情而言，国家将过多的精力用于防止“经济过热”，则有矫枉过正之嫌，因为中国经济的特点恰恰是“怕冷不怕热”。

（一）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决定了经济将持续高位运行。

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具备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我国实现工业化、建立自己的现代化工业体系的过程。工业化完成的标志是拥有自主创新能力的装备制造业，而中国距离这一目标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仍然处在工业化的中期。

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经济运行的特点就是固定资产投资始终处于快速增长的阶段，并且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我国的工业化目前已经进入了重工业大发展的阶段，而重工业具有附加值高、投资规模大、投资周期长、产业链长、产业带动能力强等特点，这决定了我国现阶段的经济运行必然出现固定资产投资增加、生产资料需求旺盛、部分行业发展较快等现象，使得经济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维持高位运行。在这种情况下，过于担忧“经济过热”，必然影响我国工业化的进程。

（二）解决民生问题要靠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党的十七大报告曾经指出：“发展是硬道理，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对于中国而言，经济持续增长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基础。只有经济持续增长，企业才能实现较高的经济效益，才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人民生活水平才会稳步提高，社会才能稳定、和谐地发展。

有一种观点认为，过于依赖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带来了一系列的民生问题，因此将目前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归咎于经济增长。必须承认，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存在许多问题，需要改变单纯依靠投资、消费需求不足的格局，但应该看到，遏制现有的投资冲动，会造成失业率的急剧提高，不但不会提高居民的消费热情，反而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矛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解决民生问题必须要以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为前提。

（三）经济过冷比经济过热更可怕。

由于一直把经济过热作为重大的隐患，所以我国政府在应对经济过热、控制经济总量以及实施紧缩政策等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一旦出现经济停滞的局面应该如何应对？这恐怕是政府更应该多加考虑的问题。

作为一个庞大的经济体，中国经济运行的特点是“怕冷不怕热”。如果经济完全没有热度，就必然有停滞不前的危险。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曾指出中国经济运行的特点是“刹车容易启动难”，刹车的主动权在政府，而启动市场的主动权则在企业和消费者。在遏制经济过热的过程中，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难免会打压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信心，信心一旦丧失，对经济发展将会是巨大的损害。

（四）过度依赖流动性（货币供应量）作为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标准。

由于过分惧怕经济过热与通货膨胀，我国货币当局又过度依据货币供应量 （尤其是狭义货币供应量）作为流动性过剩与否的标准。而这种观点是片面的。首先我国货币供应量居高不下的最大根源，在于居民储蓄存款的高速增长，但当前银行的信贷体制又造成很多企业贷款难，从而导致银行的存贷比不断下降。因此，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当前出现的所谓流动性过剩，尤其是广义货币供应量的不断提升，是目前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的产物，而不能作为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判断标准。正是在上述片面思想的指导下，才出现了半年前还是流动性过剩，而没过多久又成了“流动性不足”的怪现象。

第三个失误：对民间资本的开放晚了至少十年的时间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作为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各自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相对外资企业的蓬勃发展、国有企业的持续良性改革而言，中国政府对民间资本的开放却显得非常滞后，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改革与发展的进程。

（一）领先发展的外资企业与国有企业。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对外来资本便显示出了开放的态度。早在1978年，广东东莞便成立了第一家由港商投资的来料加工厂；1980年，香港企业家伍淑清注册成立北京航空食品公司，成为中国第一家合资企业。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外资在中国一直享受着“超国民待遇”，中国也连续多年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

在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来，对于国有企业的改革也一直没有停止过。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放权让利”，到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利改税”和“拨改贷”，到十四大报告提出的“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的改革一直是国家关注的焦点之一。特别是从1992年十四大召开到上个世纪末，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了以产权制度为核心的股份制改革和企业体制再造阶段，不但使很多国有大中型企业摆脱了困境，而且也使得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并且迈入了世界强企的行列。

（二）遭受冷落的民间资本。

相对于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国家对民间资本的放开和扶持，却晚了至少十年的时间，且一直存在质疑、争辩和政策的反复。改革开放之后，对于自发成长起来的私营经济，不仅在政策上一直存在禁区，而且在理论上也贯穿着激烈的争论，直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对于城乡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都要鼓励他们发展”，才正式从理论上阐明了个体、私营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

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直到进入21世纪，围绕着姓“资”姓“社”、私营企业主能否入党以及民营企业家“原罪”等问题，关于私营经济和民间资本的争论仍在继续。与此同时，由于缺乏公平的竞争环境和持续的资金支持，民营企业往往成为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最大和最直接的牺牲品。2003年以来，国家几次大的宏观调控虽然并不是针对民营企业，但由于未能注意到政策的差异性，使得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的积极性受到了很大打击。

直到2005年，国务院颁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即“非公经济36条”），一些垄断行业才允许民间资本进入，民营经济才真正从规则上取得与公有制经济公平竞争的机会。但是从政策落实的角度来看，直到今天，民间资本依然处处遭遇“玻璃门”。在市场准入、企业融资、财税政策以及土地使用等多个方面，依然遭受着不公平的待遇，要真正实现“国民待遇”，依然任重道远。

但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这种负面因素下，民间资本仍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近五年的年均增长率高达53%，大大高于国企与外企的增长速度，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可以想象，给与民营经济更大的发展空间，将会进一步促进中国经济的腾飞。

（三）压制民间资本必然带来效率的损失。

事实证明，中国的民营经济是极具发展活力和运行效率的经济组成部分：由于处于市场经济的最前沿，所以能敏锐地感受到市场的变化并作出反应；由于经营活动不受外界和上级的干扰，所以能最大程度地保障决策的迅速性和有效性；由于扎根民间、土生土长，所以对中国的国情和市场的情况比任何人都更为熟悉……更为重要的是，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在市场上产生了“鲶鱼效应”，民营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竞争效应，极大地激发了国有资本和外来资本的运行效率。事实证明，越是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人民生活水平就越高，政府的工作效率也越高；越是允许民间资本进入的领域，其活跃程度和发达程度也越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压制民间资本必然带来效率的损失，这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应该吸取的重要教训。

综上所述，过度惧怕通货膨胀、过度惧怕经济过热以及开放民间资本过度迟缓，可以被看做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宏观经济政策的三大失误。但改革毕竟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只有经历一次次失误甚至失败，才能摸索出正确的发展方向。目前蔓延全球的国际经济危机，恰恰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和经济格局的改善提供了良好的时机，“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本文来源：经济观察报；作者系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