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继学：市场达尔文主义在中国

近几年来，有关“狼图腾”的书甚嚣尘上。似乎人类忘本了，忘记自己的野兽本性，丢弃了自己的狼子野心。泛滥的有关狼图腾的书中，作者们想要激发、唤起人们的争夺乃至残杀的野性。后来，我似有所悟，书作者大概是要人们适应整个生物界的通用森林法则！这究竟是作者观察现实给人们警示呢，还是作者在诉诸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也许并不是本最关心的事。事实上，与其说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复活，不如说它从来都没有死，而是在当今社会它更肆虐罢了。在国际事务中，有人这样解读当今世界发生的重大事件，在经济世界人们也作如是观。社会达尔文主义就这样冠冕堂皇地走进了主流思维，这是最令人担忧的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进入经济社会，成长出来的就是市场达尔文主义！

市场达尔文主义在中国活得滋润活得猖狂

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有没有市场？我的回答是，它不仅有广阔的市场，而且活得滋润，活得猖狂。多年来，人们对于社会达尔文主义都是十分警惕。浏览此间的文献资料我发现，最近以来人们的焦虑不是减轻了而是加重了。梳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中出现的许多重大问题，人们有理由怀疑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不是一直都在我们头上萦绕？从反思改革中披露出的大量经济矛盾看，说社会达尔文主义正在经济生活中复活，我看实不为过。

不过依据我的观察与分析，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决不是在原来意义的再生，而是以其新的形式获得复活。这种新的形式我称之为“市场达尔文主义”，一种将自然界的弱肉强食法则放任应用于市场经济中的主张与观念。

提起社会达尔文主义，人们并不陌生，它在自由主义盛行的时代，几经横行，曾经成为法西斯的帮凶。人文价值观的兴起，政府理性干预，在很大程度上矫正了它的负面作用。

面对生存压力，人类必然要做殊死斗争，社会达尔文论者提倡淘汰不适应者，并将其当作进步的一个必要步骤。一般认为，这一理论以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资本原始积累为观察背景。理查德・霍夫斯塔德在其著作《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1959）中向世人转述了，在人类社会淘汰不适应者与自由竞争时期产生的资本主义残酷竞争相联系。最能说明这种形象的例证就是19世纪末期工业革命时，那些“强盗式资本家”通过剥削劳动者进行残酷竞争，以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如果自然界通过个体竞争的方式进步，那么适者生存肯定是人类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关键。当然，霍夫斯塔德的书还涉及到其他利用达尔文主义作类比的情况。重要的斗争领域也许根本就不在个体之间，而在国家或种族之间，通过斗争来维护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以及奴隶制度。实际上，19世纪中叶发源于欧洲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正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找到了最适宜的土壤。但是，如果完全按照社会达尔文主义大腕斯宾塞的理论，听任社会沿着弱肉强食的道路发展下去，美国就不是今天的美国，或许早已因贫富冲突引发革命，或许在某个时候业已经济崩溃。事实上在美国，对于不平等的批判和主张政府抑强扶弱的理论一直存在，这就是人文主义、人道主义和自由平等精神，它也是植根于美国的近代思想传统。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美国盛行的同时，在经济、哲学、政治领域都有其对立面。不过在特定的时期哪一派成为显学，视社会最需要解决的问题选择而定。

在中国，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人类社会中无条件地进行自然法则般地强弱淘汰，从来都遭遇到弱势群体的强烈反抗，并理所当然地受到旷日持久的批判。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一理论被批得体无完肤，甚至有些地方还批得过了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也一般地被当作反面论调。时光进入公元1980年代后中国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以来，自由竞争理念在经济生活中获得极大空间，冲击了平均主义、端掉了大锅饭。财富分配规则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按劳分配不再是通则，而代之以多元化分配原则：即资本获利润，土地获地租，劳动获工资。由于对市场经济的驾驭能力与经验，由于对市场经济的理解与被误导，自由放任经常能够找到释放的空间与时段。但由于封建特权，等级，非民主，特别是权力资本的介入，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市场经济中找到了新的一种不平等的弱肉强食形式。如果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在诸多方面出现了问题，市场达尔文主义一定脱离不了干系。越来越多的认识令我担忧，市场达尔文主义的危害或许并不比昔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那种弱肉强食来得轻。

是不是应当反击市场达尔文主义的肆虐？是不是应当遏制市场达尔文主义的猖狂。穷人还要有活路，弱者的生存权必须得到尊重。

市场达尔文主义的恶果与辩护者的无耻

在社会面上，浸漫着一种市场万能论幻觉。改革以来，人们就是奔着市场经济去的，这没有错。但是，将一切希望都放在市场上，仿佛市场无所不能，就有些过头。特别是在市场化进程中，那种放任市场机制肆意发展的主张，更是为改革失误埋下了祸根。市场没有了边界，市场没有了纠偏，便为市场弱肉强食打造了现代化平台。特别是当着权力资本介入之后，弱肉强食惨剧不断上演。──中国式资本原始积累，不仅重演了英国历史上那最残酷的一幕，大量失地农民，下岗工人，走私，逃税，而且权力资本的参预而令暴发户们谱写了用最短时间完成原始积累的荒诞历史。──在劳资关系上，演绎着资者更强，劳者更弱的悲惨故事。劳资之间的强弱不平等天生俱来，问题是我们微观与宏观环境，经济政策导向，管理方向与力度并没有在发展中加强劳动方应有权利，没有支持经济弱势群体，政策的结果是推动着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在城乡关系上，不是令两者的差距更小，而是愈益加大。从而导致城镇居民：年增速8％－9％，而乡村居民：年增速4％－5％。从总体上看，目前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只相当于上世纪90年代初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整整落后10年。连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都惊讶表示，城乡消费差距令人震惊。──最终的结果是：财富多的人（占城市居民的10％）占有全部城市财富的45％；财富少的人（占城市居民的10％）占有全部城市财富的1.4％。这就是过去人们常说的，少数人掌握了绝大多数财富，多数人却掌握着少数财富。我们的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超过0.4直逼0.47，已经跨越了国际警界线，进入收入差距较大的行列。我们必须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它从基本面上给出了经济生活中埋藏冲突与矛盾的权威判断，它与构建和谐经济社会是背道而驰的。──在我们当前经济生活中，有关放肆的弱肉强食引发的事件可谓时有发生。自去年以来渐出水面的“暴力维权”，是弱势群体对强权资本侵权的极端抗争；前此还发生开发商纵火烧死人的办法对付搬迁钉子户恶例；此起彼伏的敲诈、盗窃、抢劫、绑架与撕票，令人不寒而栗；富人进入黑社会的勒索名单，已经不再是西方大片中的演绎，而时不时地发生在中国大地。

当着社会公众参预反思改革时，一些人拐着弯地重新绕到市场万能论的立场上。你说医疗改革失败了，他说那不是市场化的错，如果市场化再彻底些那就会挺过去。你指出教育改革出现了严重问题，他说教育产业化在西方国家也有，如果教育产业化再彻底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你指出改革造成数千万工人下岗，他说人浮于事的低效率说明他们本来就不应该在岗位上，劳动市场的建立会提供新的就业机会。最近甚至有人激情指出，中国基尼系数攀升亦缘于市场化改革不彻底。总之，市场化改革中出现的任何问题，都不是市场本身缺陷或者市场极端发展所导致的，而恰恰是市场化不彻底，自由竞争不放任所引发的。甚至面对当前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居然也有人说，彻底的市场化会造就中产阶层，而最终解决贫富分化问题。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并没有错，但自由放任的市场路径难道我们依然要选择吗？

这里有一个重要差别，“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市场式的弱肉强食，在西方发达国家主要表现为公平竞争下的弱肉强食，而中国的市场达尔文主义，是不平等竞争造成的弱肉强食，它因权力资本的介入变得更残酷、更惨烈。我赞同下述判断：实际上中国目前特别值得警惕和注意的是不平等竞争下的弱肉强食，而不仅仅是公平竞争下的弱肉强食。在西方发达国家，公平竞争下的弱肉强食都要受到节制，在我国，不公平竞争之下的弱肉强食更要受到制裁了。

市场达尔文主义本身已经够无耻了，为其辩护甚至张目，将同样不得人心。

回归“人本”方能真正维护改革成果

市场达尔文主义的现实存在可怕，学者们的辩解却更可憎。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经济生活中的复活，就是市场达尔文主义。我十分忧虑地看到，这一思潮在中国正流行开来。在一些场合，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社会达尔文主义冠冕堂皇地成为当然学理。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展示了任由资本对劳动强食弱肉的发展，而最终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资本大厦倒塌的结局。英美发达资本主义之所以最终幸免于这种悲惨下场，并不是像有些说的那样是马克思的分析出了问题，而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本身在不断进行经济关系调整，不断抵制市场达尔文主义的冲击，不断地创造长治久安的经济机制。马克思当时分析的那一组充足条件不再充足，自然发展的后果出现新局。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现今的发达国家，远远不是经典意义内涵上的资本主义，尽管人们在称谓上有时还在沿袭。

一些敏锐的学者事实上早已觉察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抬头了，并进行过许多有益的探讨。这其中，我赞同盛洪《个人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一文中的许多观点，他在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个人主义，还是十分有趣的。不过新的人类文明仅仅在个人主义中是找不到答案的。因为人性具有二重性，作为个体，他天生俱来个人性、自私性，在社会行为中实现为个人主义，但同时，作为社会成员，他又拥有社会性、利他性，在社会行为中实现为群团主义。当然，如此抽象而又复杂的问题，远不是几句议论能说明问题的。它需要长篇大论，而又不是本文的任务。

行文至此，让我们怀着忧伤的情调来温习一下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达特的一段话：“如果没有不断的反对、抗议和改良的传统，以美国所处的时代和位置，其制度就会成为纯粹的弱肉强食的原始森林，大约不会发展成现在这样出色的生产和分配的制度，单是看一下税收制度的历史，就可以提示我们，在把社会开支让那些最能承受的人去负担这一点上，自由主义传统给我们带来多大好处。”促使一个社会的兴衰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于如何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显然，在最适宜社会达尔文主义生长的土壤的美国，这一主义都不能成为唯一的主导原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岂容市场达尔文主义主导改革与发展！

令人感到一丝欣慰的是，中央近年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旨在建设一个和谐的经济社会。敏锐的读者也许会意识到，这是一条与市场达尔文主义完全不同的路径。在这条路径上，充满阳光与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