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光：改革要让最大多数人利益共享

时间：2007年4月3日、 2007年4月6日

地点：社科院刘国光办公室

缘由

【桁林】本次活动是由院团委组织的，指派我来访谈并整理您的材料，通过一问一答的对话方式，介绍有关您的成长经历、学术成就、治学经验等方面内容，既展现社科院专家学者的风采，也为后生提供丰富多彩的人生经验。在如何做学问、如何选择人生道路，值得晚辈借鉴的地方很多。尤其是以学习为乐、不以学习为苦，我们从中很受教益。

这项活动自然有它的社会意义，我希望能把此项工作做好，尽可能地让年轻人从您的人生经验中得到启示。现在我初步拟了一个提纲，想和您商量一下。此项任务下达的时间很紧，但我仍希望能在轻松愉快的谈话气氛中完成，在不增添您精神负担的情况下努力做好此项工作。

【刘老】你们自己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不要因为我而耽误你们的事情。我不是英雄人物，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这些年做了一些事情，都是应该做的，可写可不写。我现在年纪大了，该休息休息了。

少遇世变

【桁林】我们是写给那些平凡的人看的，你的那些看似平凡的经历，对于那些在求学道路上苦苦寻觅的莘莘学子来说，更有咀嚼回味的价值，我们非常希望得到您的宝贵经验。

【刘老】那好吧，你看你有些什么问题。

【桁林】您少年入川的经历，我们一直很好奇。对一些细节叙述，出入比较大， 我们也想借此机会澄清一些事实，留下宝贵的资料。

记得1999年7月我陪您老去成都、重庆，回到阔别已久的母校。那个学校在合川县（今合川市）濮岩寺内。寺院有些年代了，环境很幽静，古木攀岩，是个读书的好地方。您是怎么入的四川？

【刘老】1937年， 日本借宛平之事发难， 大举入侵中国。我时年14岁，正在南京江宁中学上初三。11月日本军从上海打到南京，消息传来，人心惶恐，人们争相逃离。形势是非常严峻的， 父亲匆忙来学校接我回家，让我和堂姐跟着母亲逃难。于是我们三人乘洋轮，沿江而上， 至汉口转乘小船最后到达长沙，投奔湖南大学任教的姨父和干爹处。 父亲是外国公司的职员，不能马上走，只能随公司而动。那时的国民政府是一路西迁，很快地，汉口也保不住了，又迁往四川。一年后，广州失守，大半个中国沦陷。举国西迁，狼狈不堪，是国家的不幸，更是人民的灾难。

四处辗转

【刘老】12月底，父亲因公事终于来到了汉口。我们母子俩得到这个口信，又从长沙返回汉口，一家人团聚。这个时候，国民政府正往西迁，四川俨然成了大后方。人口和大批辎重物资都往四川方向疏散，很多人都选择重庆，汉口已经不是久留之地了。父母把我托给了姨妈（是后继的姨妈），继续沿江而上，去姨父的老家重庆。这样，我就跟着姨妈在1938年初到了重庆。我在汉口与父母告别，从此再也没有见母亲一面。没有想到这是最后一面。以后就开始了独立的生活。父母则于1938年4月经由京汉铁路到广州、香港，最后回到上海南京。后来战局相对稳定，日本人已经控制了华东，上海则成了孤岛。

少年入川

【桁林】俗话说少不入川。您不但入了，还在那里奠定了坚实的学业基础，最后从大山里走出，从此以后意气奋发，一路坦荡，实现了您的学者人生的梦想，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呢？

【刘老】母亲有一个朋友在重庆，我先是住到他们家，后来入学就住校了。

国民政府的教育部在逃亡的沿路上设有沦陷区流亡学生登记处，专门收留沦陷区来的学生。在汉口、宜昌、重庆等地先后都设有这样的机构，将一些失学、失散的学生登记在册。很多流亡学生知道后都前去登记了。我是到了重庆之后才去登记的，全国各地来的学生都有。我在重庆碰到了很多熟同学，我们都在重庆会师。 这么多学生，不教育不行，后来就组织我们这些学生入校教育。

我由于登记得比较晚，到了四、五月间才到江北县四川中学报到，后来四川中学改为国立二中。那时重庆经常受敌机的轰炸。我们在江北县文星场补了两三个月初中的课程，高中就迁到合川县去了。从1938年中一直到1941年7月，我在合川前后共三年时间。1941年高中毕业后，我考到西南联大，去昆明上学去了。

我的母亲去世时才四十几岁，年纪很轻，那时我只有二十二、三的样子，已经在昆明上大学了。家里一直瞒着我，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父亲才来信告诉我。

我们那时上学靠助学贷款，最后也没有还。许多学生有其他的接济，我的堂兄也在重庆，靠他接济我一点，后来靠当家教、当中学老师，有一点收入，那时的生活很苦。

大学回忆

【桁林】西南联大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在那种艰苦的条件下，培养了很多人才，是很值得大书特书的现象。

【刘老】西南联大是1938年开始的，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合成，1939年由湖南迁到了昆明。国内第一个翻译凯恩斯《货币通论》的徐毓是很好的老师，教我们高级经济学，陈岱孙是西南联大的系主任，教我们《经济学概论》和《财政学》，清华复校以后是清华的经济系主任。

西南联大到1946年算是正式结束，我正赶上最后一年毕业。于是，我们搭乘西南联大的复员车回家。 八年没有回家乡，学业又刚完成，自然是回家心切。当时正值战争刚刚结束，社会很不安定。从昆明到湖南，一路上是崇山峻岭，一卡车、一卡车的学生从后方往东运，途中很不安全。我们在卡车上打出巨幅标语，上书“流亡学生还乡、江湖好汉留情”，所幸一路没有出什么意外。走了一个多星期，终于到达长沙。再从长沙坐火车到武汉。在武汉，我们搭乘国际救济总署的难民船，在船上做服务员，最后回到南京，回家了。

八年、回家，回想起来真不简单。

师生情谊

【刘老】大学毕业后，我本想去清华当助教，但名额有限没去成。我的老师徐毓建议我先考研究生。我五、六月回到南京，七、八月就到上海考清华研究生了。徐毓是上海人，当时还留在上海，我去找他，以后就做了他的研究生。就这样，我来到北平（那时的北京叫北平）。当时内战形势空前紧张，我们只有沿海路到达北平。这时的北平、天津都是一座座孤城，周围都是解放区，犬牙交错。我在北平只做了两个月的研究生，徐毓指导我念书。后来我就到天津南开大学去当助教了。什么原因呢？

南开的教务长陈序经有一次来北京，他也是西南联大的老师，主动要人，他说战后南开缺教员，需要人，问我愿不愿去。这正是我所求的职业。于是，我找徐毓商量，征求他的意见。他说，你去吧，在这里做研究生也是看书，而只能解决你的吃饭问题，你到那里也可以看书，还有工资。他同意我去。就这样，我于同年12月到南开经济系做助教，一直到1948年。当助教，虽然钱少，但比穷学生要好些。

【桁林】您是怎么离开南开、又到了南京中央研究院的呢？

【刘老】从南开到中央研究院是陈岱老介绍的，陈岱老写了推荐信。我因为家庭的原因，调回了南京，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任助理员。后来新中国成立，选拔去苏联留学，也是陈岱老、南汉宸面试的。 陈岱老前面说了，是西南联大经济系的主任，后来清华大学复校以后，又是清华的经济系主任。 南汉宸时任第一任人民银行行长。

新中国第一批留苏生

【桁林】您赶上了新中国选派第一批留苏学生，您对那段经历有什么印象？听说您学习非常用功。

【刘老】当时，中国要派一批同志出国留学到苏联。中国科学院通知我，到北京来考试，考试地点设在北大。经过了考试和政治审查、制装后，于1951年10月到了莫斯科。第一批就派出了一百多个人，各种专业都有。钱信中是卫生部部长，他带队，也去做留学生。中国科学院派了四位同志，有学数学、物理的，学经济的就我一人。我是新中国派到苏联学习经济学的第一个人。当然， 冯玉祥的女婿罗元铮早在1948年就在列宁格勒学习经济学，他应该算是第一个。但他不是我们国家正式派出去的，是因冯玉祥黑海失事而留下来的。我算是我们政府第一次派出去的。以后就多了，第二批、第三批等，后面还有多个。

我在莫斯科经济学院当研究生，先是补习俄文、补经济学的课，看指定的书，看研究报告，很少上课，主要是自学，写研究论文，参加计划经济教研室的活动。研究工作主要是在列宁图书馆，离我们住处相距几站地，每天一清早啃几片包，就到图书馆一天。整天都在图书馆里头，那里写东西也很方便，那几年都是这么过去的。也参加学校的活动、中国留学生的活动，其他时间都在搞研究。基本上都在莫斯科，偶尔到列宁格勒去一下，还有就是夏天到休养院、疗养院。大规模旅行只有一次，即1954年夏天由苏联共青团组织的中国留学生到伏尔加河考察，有半个月时间，沿着伏尔加河一直到达斯大林格勒和里海的港口。

创作的第一次井喷现象

【桁林】您回国后到六十年代初写出了许多很有份量的论文，受到同行瞩目。这主要是在苏联学习积累的发挥，还是跟着孙冶方搞调研的结果？

【刘老】都有关系。我当然受到苏联所学知识的影响，那段时间着重研究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但它又不是空的理论，而是以中国为背景，针对“大跃进”过激、比例失调等时弊，从正面来总结，实际上是针对时弊。但是，表现形式完全是理论化的，不涉及具体。当时也不好讲现实，而是用理论形式表现出来，如速度因素、速度和比例关系，固定资产投资和折旧关系，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积累和消费的关系，这些都是现实生活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为什么要研究简单再生产？本来简单再生产不需要研究，但那个时候拼设备，连简单再生产都不能维持。

从学术氛围来讲，也有这样的条件。我回国之后大概有三年时间主要协助苏联专家毕尔曼，调查我国工业流动资金、货币流通等方面问题。1958年初，孙冶方来经济所，他鼓励我们搞研究。一方面他是很欣赏我，另一方面，我也很配合他。他刚从统计局调到经济所来，当时统计局请了一个苏联统计专家索波里来中国讲学，讲的正好是我所学的国民经济平衡。孙冶方就要我作为这个系列讲座的翻译和讲材整理机构组的负责人。索波里不单是讲平衡表，而且讲理论，讲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涉及到了整个再生产的规律，这些内容正好是我熟悉的。结果，孙冶方很有兴趣，我也很有兴趣，相互之间是很默契的。我正好是研究这个领域，恐怕是最契合的人。1958年下半年，我们成立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研究组，杨坚白是组长，我和董辅是副组长。国家统计局也建立了相应的平衡处。我们一起到河南调查粮食实际产量、消费和投资失衡状况，当时认为是消费转化为积累出了问题，题目就是孙冶方出的，他提出了许多现实问题。1961年，平衡组还在杨坚白的带领下赴辽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