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中国经济出现灾难性下滑的可能性

中国经济内部的空虚程度，远远超出一般善良人士所能够想象的程度，出现灾难性下滑是非常有可能的。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声称中国经济面临/"崩溃的危险/"，这一危言耸听问题的提出，是值得我们谨慎对待和认真研究的。由于中国绝大多数人口都生活在温饱水平线上，经济急剧下滑将会危及他们的基本生存条件，进而影响到国家的稳定和安全，这件事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去关注。从居安思危出发，国家应该设立危机预警和管理程序，必要时国民经济应该断然转入反危机轨道运行，以遏止经济形势恶化趋势的自我加强，把经济不利因素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小。由于美国已经宣布中国为/"头号竞争对手/"，考虑到中国的幅员和人口规模，不仅不能有任何对外依赖思想，相反还要预防西方反华敌对势力的落井下石。

以企业经营的内外部环境为例，看一看最近20年我们破坏了什么，又建设了什么，是有助于自己得出判断的。在最近20年中，我们破坏的是国家和财政对企业的支持体系，但是并没有建立新的可以起替代作用的体系；我们破坏了广大民众对企业和国家的认同，但是并没有给少数的先富人群建立稳定的预期；我们的主流舆论破坏了艰苦朴素的建国传统，调动并大大膨胀了消费主义和精英主义的胃口，但是我们发现可用于经济发展的资源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少。

建设财政变成吃饭财政

从邓小平当家的第一年（1979年）起，中国就开始出现巨额财政赤字（170亿元），中国的赤字与西方国家不同，决不是仅仅意味着一个财政问题。因为在毛泽东时代的企业，一直依赖财政拨款进行投资、设备更新改造并提供流动资金，财政的紧张最先受损害的是企业所必须的资金支持。在毛泽东时代，财政支出之中，50%以上是基本建设投资和企业更新改造支出。但是遇到财政赤字之后，第一个所抛弃的/"负担/"当然不会是政府的各种开支，而是对企业的支持。到1983年进行中央银行制度改革，并实现/"拨改贷/"，北京有经济学界人士把这个过程通俗地形容为/"吃完财政吃银行/"，企业在已经无法从财政获得必须支持的情况下，只有转而去找银行想办法。

由于财政已经没有能力继续担负整合资源，支持企业的能力，因此改革特别注重发挥和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由于财政由/"建设财政/"转化为/"吃饭财政/"，在/"六五/"期间没有一个能源和原材料项目投产，/"七五/"开始出现全面的比例失调和紧张。以电力供应为例，七五开始在许多地方，企业已经强制进行每星期/"开三停四/"或者/"开四停三/"。为了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国家出台优惠政策，只要是办电厂，国家将保证按照商定价格给予收购。由于当时洋人还不太愿意大规模到中国投资，因此国内党政军公检法一起出动，响应国家号召来投资建设电厂，当然各级电力管理部门及其职工，更是近水楼台踊跃争先。由于刚刚从毛泽东时代过来，他们也都是穷光蛋，于是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银行，于是在各级政府的积极行动下，发电行业由长期的瓶颈状态迅速转入极度过剩状态，今天中国火力发电行业的机组年利用小时数不足4200小时（一年为8760小时），具有70%以上的提高潜力。与此同时，一个规模巨大牵涉到各级政府和电力管理机构的庞大利益集团形成，并盘踞在国民经济之上，虽然1990年代发生通货紧缩，但是武汉市居民用电价格仍然上升80%以上。1996年国家成立电网建设公司，也准备逐步实施/"厂网分开、竞价上网/"的改革措施，几年改革的结果是今天已经成立国家电力公司电网分公司，因为竞争上网的改革，无法保证既得利益集团的垄断利润实现。

这个企业吃银行的过程没有能够持续多久，首先是因为银行的/"商业化改革/"使得多方面的资金需求与日俱增，而企业并不能在获取贷款上占据优势，特别是在政治权力的影响和政府经商、房地产热潮的/"竞争/"之下。

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0年代的/"洋跃进/"过程（改革怎么能够没有政绩呢？），这个过程中，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等产品成为投资热点（因为在毛泽东时代这些都是紧俏货，价高利厚），其生产能力急剧膨胀，几乎每一个中等以上的城市都建立了生产工厂，今天这三种产品的生产能力闲置已经达到90%以上，这些投资都是从银行获得的贷款，并且银行已经永远无法指望收回了。

这个投资过程的失败，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国家宏观失控，行业总体规模和生产能力大大超过必要的限度；二是市场无节制开放，国外产品的更新换代（如机械表被电子表和石英表所替代）快，有的工厂还没有形成实际的生产能力，产品的市场寿命就已经过去。此外，成百条电视机、汽车和摩托车生产线的引进，也让人吃惊。今天，世界电视机生产能力为7000万台，其中4000万台生产能力在中国，整个中国的市场容量不足2000万台，生产能力闲置50%以上。特别需要指出，这一个/"吃完财政吃银行/"的过程，就是中国改革最辉煌的年代，也是今天几个行业破产，大量生产能力闲置，投资无法收回，进而导致今天银行坏帐比例接近40-50%的根本原因。

不公平竞争的政策条件对国企的杀伤力

进入1990年代，以银行资金支持企业扩张的道路已经走到了尽头，新的经济增长点定位在/"招商引资/"上，内部潜力没有了，所以开始进行调动外部积极因素的工作，这个过程被人称为/"合资合营卖土地/"。所以对外开放必须上升到新的高度，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就是这一思想的系统和权威的表述，大量的国计民生重点行业对外资进行开放，土地批租和出让成为新的潮流，每个地区都大量跑马圈地，建设各种名目的开发区，无一例外地这些建设资金继续来自银行。这个过程固然会给银行带来新的坏帐，但是这个时期的更重要影响是优惠政策（特别是减税政策）的全面推广，因为招商引资需要这样的吸引力。作为招商引资政策的必然性后果，原来还具有生存能力的一些国有企业开始大规模地遭遇不公平竞争，国企的竞争环境进一步恶化，/"洋重复/"在优惠政策的帮助下挤跨了/"土重复/"，更多的企业进入难以为继的困境，银行的坏帐进一步增加。

作为中国主流的精英主义经济学家，开始鼓吹国企没有市场竞争能力和生存能力，是中国银行坏帐的生产基地，是不可能具有市场赢利能力和生存能力的，应该坚决地予以发卖，而且在亏损企业无法出手的情况下，要先卖赢利企业，这就是所谓的/"靓女先嫁/"。按照政府高官的说法，这一次是改革进入了/"最后的攻坚阶段/"，要坚决地/"砸破三铁卖国企/"，对工人要买断工龄，对企业资产要全面出售，实现/"产权明晰/"。

没有给富人建立稳定的预期

目前对国企的出售非常彻底和坚决，虽然中国目前富翁不多，购买企业的实际能力有限，但是这一过程仍然非常顺利。因为职工工龄作价和企业负债抵消，再加上一点点价值低估，大致上许多国企就能够顺利地出卖了。如一个企业的资产净值为1000万元，职工工龄合计3000人-年，净负债500万元，如果按照每人年1500元买断工龄，合计工龄核减购买价格（因为工龄通常并不即时支付给工人，而是由企业继续承担工人的养老保险等）450万元，再减去负债500万元，因此只要支付50万元就可以购买这一企业的全部产权。这样一个企业到手之后，按照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说法，已经是产权明晰，具备完全的市场竞争者资格了，新的企业主应该全心全意来打理这个企业了，企业不久就可以蒸蒸日上了。但是新的企业主面临一个巨大的难题，如果要经营好这个企业，必须具有相应的技术、资金和市场拓展能力，只要是原来的产品还不过时，技术方面问题不大，市场拓展方面也大致上可以实施比以前更加彻底的向销售人员倾斜的分配政策，问题还是在于资金方面，原来的国有企业经常面临的流动资金周转困难，现在仍然存在，除非新的企业主实力雄厚，但是基于中国的现实，这样的人即使有，也是少数。看来新企业主的难题并不比原来少，程度也不会更轻，因为从目前银行的信贷制度上看，对私营企业贷款许多条件远远比对国企苛刻。因此大致上可以认定，新的企业主要经营好到手的企业，面临的困难仍然非常多。但是如果不是死脑筋，回过头来想一想，就会是大路朝天了。因为手里已经掌握了上千万的资产，无论是变卖还是抵押，都可以迅速进行变现，对于企业的负债和对工人的工龄保障，假如企业破产，都可以合法地予以解除。最后实际上是新企业主面临一个巨大的诱惑：把企业变现然后破产，可以实现巨大的效益，同时却能够避免经营方面的困难。有人说：产权的有效性在于建立稳定的预期，可是国企在出售之后，新的企业主不仅没有稳定的预期，却相反面临巨大的诱惑。这个情形用通俗的语言表述就是：新企业主面临巨大的玩不转企业的现实困难，但是在损害企业债权人（银行和职工）利益的前提下，却可以依照合法的程序下套现大量的利益。

根据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说法，只要是企业产权明晰，企业主就一定会认真关心企业的赢利能力和管理监督措施的落实，企业就一定会好起来。这一说法看起来与共产党的核心理念直接对立，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的说法针锋相对，宣扬只有资本家才能救中国，也好象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最新版本，但是这些理念都受到政府高官和权力部门的全力支持。

苏联的解体导致旧经济体系的终结，加上俄罗斯采用休克疗法，曾经使得俄罗斯的大部分企业丧失生存能力，长期无法正常运转，进而导致俄罗斯经济出现崩溃式下滑的教训，是值得国人深思的。今天大量的国企出卖，同样面临着一个同样的问题：大多数企业在转手之后无法正常运转。在这样的深刻教训面前绝对不能掉以轻心，考虑到中国绝大多数人口在温饱线上生存的事实，如果中国社会出现俄罗斯那样的经济状况，其后果就要严重许多，很有可能根本就不是我们所承受得起、并且是敢于设想的惨重代价。

企业经营需要社会力量支持

作为一个常识，企业经营一定要具有三个方面的能力：技术（含软的方面―-合格人员、硬的方面―-技术装备）、资金和市场。但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不厌其烦地告诫国人，只要是企业主有一个真诚关心自己利益的态度，企业就一定会自动具备各种经营要素，而且还宣称这就是所谓的/"与国际接轨/"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听起来好象西方没有从来发生过/"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一样，今天在西方还是资本家们自己在当家作主。

以前我们学习马列主义经济学，总是说西方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垄断资本和银行垄断资本的融合过程，产生了金融寡头。今天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的观点，按照西方发展经济学的词汇，叫做已经完成了/"金融深化/"的过程；反过来中国因为落后，或者是因为毛泽东时代人们的无知和耽搁，这个过程并没有完成，换句话说就是，中国的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还很不成熟不完善，还需要一个长期的努力和建设过程，所以企业经营者要到哪里去寻找资金来支撑企业的发展和壮大呢？好在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都还用不着担心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由财政给他们发工资，是纯粹的消费者。

出于对现代企业制度的强烈向往，和/"与国际接轨/"的真诚，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比西方人士更加信奉西方的新自由主义，他们坚持不懈地宣称：政府必须放弃干预、银行也要谨慎，市场竞争都无一例外是/"孤胆英雄/"的奋斗结果。中国企业经营状况不佳唯一重要的原因是产权不明晰，只要是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国所有企业都将会欣欣向荣。甚至是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方面的缺陷，都会在一夜之间解决，企业会自动地从市场上，获得企业发展所需要的一切必须的支持。

因为发展中国家没有强大的市场体系，足以支持本国企业整合必须资源，顺利进行生产和市场活动，所以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进程，第一步都是从国家充当经济发展的资源整合力量而开始的。正如萨米尔-阿明所指出的/"外围国家追求发展的每一步，都指向社会主义/"。但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已经成功地说服人们相信，公有制和社会主义是中国贫穷和落后的唯一原因，如果不改革这些，中国不仅已经陷入/"崩溃的边缘/"，而且将永远没有实现富裕发达的可能性。至于在中国企业失去了财政扶持之后，又没有相应的市场体系可以依赖的情况下，如何进行生产和竞争的问题，反正不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的问题，他们毕竟不受企业雇佣，他们的身份是政府官员、政府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或者是大学的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