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勋：求索自治，垂范后世

2012年6月12日，印第安纳南部小城布卢明顿，一位78岁的老人驾鹤西去。她是一位伟大的学者，一位卓越的老师，一个大写的人。

她就是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印第安纳大学政治学讲席教授，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迄今为止唯一一位获此殊荣的女性。

尽管得知Lin――这是我们对埃莉诺的昵称――罹患胰腺癌有些时日，但她仙逝的噩耗传来之后，我还是不愿意相信。就在不到一个月前，我还和她通过邮件，她回信还是那么及时，语气还是那么乐观，怎么会走得如此突然？就在去年八月中旬，我前去看望她和先生文森特（Vincent Ostrom）时，她依然凌晨开始写作，依然精力充沛、神采奕奕，怎么会如此快地离开我们？

虽然我知道埃莉诺身患绝症，但我从未直接询问过她的病情，因为她是一个极为坚强的人，不想让别人表达同情和怜悯，更不想让疾病影响自己的研究工作。她亲近的同仁和继任者麦金尼斯教授几个星期前告诉我，她正以一种积极乐观的姿态面对自己的绝症并竭力与病魔作斗争，希望我不和她讨论病情，只交流学术研究。熟悉埃莉诺的人都知道，她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工作狂，她不想让任何事情影响自己的学术志业，包括这个可怕的不治之症。

在患病期间，她一如既往地上课、写作、开会、指导学生，与来自世界各地的访问学者交流，甚至还长途旅行到英国、印度等地。就在她首次化疗之后的第二天，她还坚持参加了一个全天候的讨论会。几天之后，她准时出现在了课堂上，尽管她课堂的后半段与化疗时间存在冲突，她仍然引导学生讨论了一个多小时，之后若无其事地赶赴医院，剩下的上课时间由两名学生引导讨论，学生们大受鼓舞，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就这样一个视学术为生命、对弟子和同仁关爱备至的学者，离我们远去了。在她仙逝之后的第一时间，印第安纳大学校长麦克洛比说：“印第安纳大学失去了一座无可替代的宏伟宝藏。”“终其一生，埃莉诺通过其开创性的研究，给这所大学带来了荣耀……。埃莉诺对其学生的关爱以及对同仁提供的不懈支持，将留下一笔远远超出印大的永久遗产。他们（夫妇）对印第安纳大学的慷慨贡献异乎寻常，包括埃莉诺的诺奖奖金在内，捐助达数百万美元。”

与埃莉诺分享诺奖的著名经济学家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这样评价她：“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是一个大写的人，一位鼓舞人心的教师与同仁，一位造诣深厚的社会科学家。……我很荣幸与她分享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们将永志不忘她的为人为学。”

埃莉诺1933年出生于洛杉矶，大萧条的经历对她的成长影响深远。由于家境并不宽裕，她幼时帮助家人种些吃的。她中学毕业后希望读大学，但家人和社会并不支持，因为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女性在教育和职业领域并不受欢迎。但她坚持申请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并用三年时间完成了学业，课余时间靠教人游泳赚取生活费，毕业时手里只有八美元。她工作了几年之后决定读研，遇到的仍然是冷嘲热讽，但她是一个执着坚毅的女性，于1965年拿到了政治学博士学位。

在那个时代，女性找工作遇到歧视是常态，她追随丈夫文森特到印第安纳大学布卢明顿分校，先是获得了一份临时教职，而后获得了正式职位。正是在这里，她与丈夫一起开始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学术成就。他们是这所大学里的传奇人物，出了名地勤奋，每天早上四点钟起床写作，几十年如一日，笔耕不辍，硕果累累。埃莉诺从一位受到歧视的女性，成为阿瑟・本特利讲座教授。她从不服输，她的学术成就和领导才能，使她当选为美国政治学会、公共选择学会等知名学术组织的会长，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和国家科学院院士，获得密歇根大学、洪堡大学、苏黎世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2009年她又以第一位女性的身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拥有了一个学者几乎可以梦想的所有荣誉。

但她从不自大，从不打算停止手中的工作，从不打算停止与学生切磋和交流。她撰写了一稿又一稿，批改了一篇又一篇论文，从不厌烦，甚至自得其乐。为了更好地和学生们交流，并帮助他们在学术之路上不断成长，她和丈夫于1973年创立了“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工作坊”（Workshop in Political Theory & Policy Analysis）――前不久印第安纳大学为了表达感激冠上了他们两人的名字。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研究组织，它的名称和成立宗旨意味着，在这里，教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如同作坊中的师徒，老师手把手地向弟子传授技艺，并且，师徒之间完全平等地交流，互相切磋、互相合作。

它是一个完全自治的学术组织，无论是教授，还是学生和其他工作人员，都是这个组织的主人，都以某种方式参与到其运作和治理中去。不象很多院系一样，这里没有官僚习气，没有拖拉作风，甚至没有通常意义上的“行政”或者“管理”。它宛如一个平等自治的大家庭，奥斯特罗姆夫妇是这个家庭的祖父母。并且，这是一个国际大家庭，学生和访问学者来自世界各地，肤色不同、文化不同，但都有同一个梦想：学习并践行自治。

我有幸跟随他们夫妇读书，在工作坊度过了六年难忘的时光。刚到布卢明顿，我就被工作坊的平等原则和自治精神所震撼。尽管他们二人都是大名鼎鼎的学者，但在讨论学术问题时，总是认真聆听每个年轻人的发言，还不时地记笔记，甚至鼓励我等初出茅庐的后生提出批评意见。他们相信，在知识面前人人平等，从不认为自己发现了真理。那里没有高高在上的讲台，没有象征等级的座次安排，只有蕴含着平等精神的圆桌会议。那里的教师、学生和访问学者总是自发地组织各种讨论小组，自己确定阅读材料，自己确定讨论规则。

工作坊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跨学科性，实际上，打破学科壁垒自始就是设立它的重要目的之一。他们夫妇从来都反对严格的学科界限，反对画地为牢，反对单一和封闭的研究方法。在他们看来，学科的划分只是为了管理的便利，而问题是不分专业的，为了把一个问题研究透彻，跨学科的视野和方法至关重要。跨学科的交流和切磋，经常碰撞出闪光的思想火花，让每一个工作坊成员都受益匪浅。

在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这种跨学科的视野和方法，使得埃莉诺的研究成为学术界的一朵奇葩。其实，早在她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她就认识到学科壁垒的弊害。在1965年的博士论文里，她批评了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分离”倾向，意味深长地说：“传统的政治学和经济学文献很少考虑个人通过建立公共组织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策略。经济学家长期以来关心企业家精神，但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对私人市场经济中企业家精神的分析。政治学家经常将政府机构视为理所当然，几乎不考察建立新的公共组织的问题。”在这篇写于近半个世纪前的论文里，埃莉诺借用了熊彼特等人的企业家理论，提出了“公共企业家”（public entrepreneurs）的概念，并用来分析人们对地下水的治理问题。

那些在埃莉诺获得诺奖之后颇有微词的人士，大多是学科壁垒造就的狭隘门徒，不了解跨学科研究的巨大价值，不了解经济学的鼻祖们开创的实为“政治经济学”，是包括多个学科的学问。众所周知，亚当・斯密不只是一个经济学家，还是一个道德哲学家，一个政治与法律理论家，在多个领域都有著述。实际上，那个时代没有今天意义上的经济学家，只有政治经济学家和（或）道德哲学家。今天，奥地利学派、公共选择学派和制度经济学派的一些学者依然在坚守着这种跨学科传统，奥地利学派巨擘米塞斯及其弟子哈耶克对计划经济和自由秩序的研究，公共选择学派创始人布坎南和塔洛克对财税宪章和寻租行为的考察，制度经济学派大家科斯和诺斯对交易成本和财产权的分析，都在某种程度上是斯密政治经济学和道德哲学传统的延续和发扬。毋庸置疑，埃莉诺的研究理路属于这一传统。

埃莉诺一生致力于研究自治，即研究人们如何自主治理公共事务。她为何对这样的问题感兴趣？其实，当埃莉诺早年在加州大学学习时，文森特曾经是她的老师，后来，两人从师徒关系变成了夫妻兼同事关系，一起从事研究长达近半个世纪。文森特对埃莉诺影响甚巨，直接或者间接地为她的实证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和理论资源。为了探索民主的意涵，文森特早年研读了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并对托氏的洞察力和民主观大为赞赏。在托克维尔看来，民主的核心是自治，美国民主的根基是乡镇自治和地方自由。他说：“乡镇集会之于自由，就如小学之于学问一样。它们将自由带到了人们的身边，并教他们如何享用。一个国家也许可以确立一个自由的政府，但是，没有地方自治制度，它不可能具有自由的精神。”托氏认为，没有乡镇自治和地方自由，只能产生“温顺的臣民”，不会产生“活跃的公民”。

受文森特的影响，埃莉诺将自治思想作为自己实证研究的核心理念，探索在现实生活中民众自治如何可能。埃莉诺的另一个思想来源是美国国父们撰写的《联邦主义文集》（国内亦译作《联邦党人文集》或者《联邦论》），同样是通过其丈夫的研究和影响。文森特长期致力于研究联邦主义理论，对麦迪逊等人的复合共和制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和分析，并在博拉尼（Michael Polanyi）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多中心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建立一个自治社会的基础是构造一种多中心的制度安排，即在一个社会里由多个互相之间没有隶属关系的中心进行决策，形成一种众多个人和共同体依据契约关系平等共治的秩序。在这种秩序里，个人之间、共同体之间不是一种等级隶属关系，而是一种平等伙伴关系，一种自治和共治的关系。这种理论意味着，中央集权和单一制的制度安排不利于建立一个民主自治的社会。

在很大程度上讲，埃莉诺从事的大量实证研究都是围绕着这种自治和多中心思想展开的，或者说，是对这种思想的检验和扩展。埃莉诺的主要学术贡献在于，通过实证研究考察人们自治的可能性，探索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人们更倾向于自愿合作与集体行动。为了找寻答案，她把研究的场域确定在了共有资源（common-pool resources）上，并为此撰写了大量的著作，最具代表性者当属1990年出版的《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中译本见上海三联2000年版）。毋庸置疑，早年研究过的地下水治理问题依然吸引着她（文森特参与过起草《阿拉斯加州宪法》中的自然资源条款）。共有资源治理的吸引力在于，它既具有私人物品的特性（消费具有竞争性或者替代性），又具有公共物品的特性（排除他人消费的成本很高）。这些特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共有资源的治理类似于公共事务，对于资源的所有者（或者使用者）来说具有很大的挑战。

这种挑战令早期的共有资源研究者得出了颇为悲观的结论，最著名的例子当属哈丁（Garrett Hardin）提出的“公地悲剧”。他通过共有草场的例子指出，每一个牧羊人都想放牧更多的牲畜，结果一定是过度放牧和草场毁灭，因而必然是个悲剧。致力于研究集体行动的理论家奥尔森（Mancur Olson），则从理性人和搭便车的理论分析中得出了类似的悲观结论――除非人数非常少，或者，除非有强制或者选择性激励，理性或者自利的个人不会参与集体行动，即所谓“集体行动难题”。在这些研究和理论的影响下，不少人主张，若想避免共有资源的悲剧，要么是由国家来管理，要么是完全私有化。

埃莉诺的研究挑战了这种理论学说和解决方案。传统的理论假定个人是完全理性的，但在她看来，个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受到认知能力、信息不完全、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建立在“有限理性”假设基础上，她通过对地下水、灌溉、森林等共有资源的实证研究，以及其他学者对世界各地的牧场、渔业等治理的个案分析，发现存在许多当地民众自主治理的成功范例，从阿尔卑斯山村民自治共有草地长达五个世纪的故事，到尼泊尔村民自治共有灌溉设施的经历，再到加州民众自治地下水的努力。尽管存在着失败的情形，但是这些成功的实例表明，在特定的制度条件下，自治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可行的。这些条件包括共有资源的范围界定清晰、大多数人可以参与修改规则、冲突解决机制成本较低、民众具有最低限度的自组织权利等。除了制度因素以外，信任、互惠和声望等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对民众的合作与集体行动也具有重要影响。

既然实证研究表明人们在一定的条件下能够自主治理共有资源，那么国有化或者私有化的方案就不足取。在埃莉诺看来，拥有暴力的国家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共有资源享用者面临的搭便车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