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经济学理念的变革

主持人（史晋川教授）：今天我们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和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共同在此召开一个学术论坛，经济学原理论坛。

《经济学原理》是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新出的一本著作，张维迎教授是在国内本科硕士毕业之后，在英国牛津大学又拿了硕士和博士学位，九十年代初中期回国任教。张维迎教授在八十年代中期的时候对我们国家的经济改革发表了很多真知灼见。张维迎教授第一个非常有影响的观点是1983年发表于《中国青年报》一篇文章，题名为“为钱正名―有感于中国青年报的一则报道”。第二个很有影响观点的是八十年代中期，张维迎教授首先系统提出和论证价格双轨制的改革思路。这些观点和思路都为我们国家经济改革和经济理论方面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九十年代初中期从英国牛津回国之后，他着力中国企业的改革和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发表了大量既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同时又对我们国家改革的实践和政策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的论文，也出版了一系列的著作。近年来张维迎教授致力于对传统的主流经济学的反思，尽管他自己是毕业于牛津大学，受过系统地主流经济学的训练和熏陶，但是他的思维没有被主流经济学所限制。目睹中国三十年改革实践以及自身多年研究的心得，张维迎教授发现不少主流经济学理论与现实完全脱节，甚至完全相反。因此，近年以来，张维迎教授开始反思主流经济学理论，这些反思的成果在最近这几年他的很多文章和著作里都有体现，而《经济学原理》则是他最近一系列反思结果结晶。所以，我想这本著作的出版会引起我们国内经济学界更多的人来关心，对于经济学理论本身的发展将是一个巨大贡献。

我们今天这个论坛形式是这样，首先请张维迎教授用四十分钟时间，简单介绍《经济学原理》一书背景和核心思想。然后由北京大学周黎安教授和浙江大学、浙江工商大学的张旭昆教授，还有我本人，对张维迎教授的关于经济学的反思和经济学理念变革做一个评论。第三个内容是请在座各位老师、同学和企业家朋友提出你们关于经济学理念的思考，与张维迎教授、周黎安教授、张旭昆教授做一个现场交流和互动。整个时间控制在两个小时左右。下面热烈掌声欢迎张维迎教授报告。

张维迎：谢谢史晋川教授，我自己非常的荣幸，今天在这个场合，在中国经济学界的重镇之一浙江大学，和几位教授、和在座的老师同学交流自己的一些想法。史教授刚才提到我刚出的这本教科书，也就是《经济学原理》，是我在北大给本科生讲课的基础上写成的。在这本书里，就像我在前言里讲的，我试图对传统的经济学教科书的基本观点做一些突破，特别我想指出几点：

第一点，在传统经济教科书里面是完全没有企业家的，在这个教科书里面，我试图把企业家理论融合在市场理论当中。

第二个方面，传统的经济学里面讲的大量所谓的市场失灵，可能并不是真正现实的市场失灵。在这本教科书中我试图来纠正市场失灵理论的一些误区，或者简单的说，其实市场没有失灵。

第三个方面，我特别想强调的是我将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纳入这本教科书中。在传统的经济学里面，宏观经济学就是凯恩斯主义以及其他一些变种，没有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而我认为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是理解宏观经济波动非常重要的理论，而且它要比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更为正确。

另外一点，我也确实希望这本书是充满人文主义精神的一本经济教科书，能够恢复一些经济学的人文主义传统。尽管我们经济学充满了技术性的图、公式，但我想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要认识到经济学总体应该具有人文精神。

我们知道经济学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学科，经济学家也非常的自豪，因为大量的其他社会学科的理论也受到经济学的影响，像法律经济学，政治学领域也大量的运用经济学的模型。经济学为什么取得这么大的成就？重要的是它创造了一种以理性人为核心的分析范式，这种范式非常有力，对我们分析好多现实的经济问题和非经济问题都非常有说服力。当然，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它确实存在好多的问题。当然对传统经济学或者主流经济学的批评，历来就存在。我想特别指出两类批评，这两类批评我都不认同。

第一类批评，认为传统经济学美化了市场，因为传统经济学是在一系列非常严格的、不现实的假设的基础上推导出市场经济的有效性。我们知道“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就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没有办法用其他方式改进它，也就是没有任何可能让某些人变好而不让其他人的处境变坏。在我看来这种批评是有问题的，传统的经济学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它美化了市场，而是它丑化了市场。它为了证明市场的有效性，设立了一整套的假设。人们容易由此推论，如果现实中这些假设不满足的话，市场一定就会失灵。在我看来市场不需要这些假设，这些假设只是经济学家需要的，或者说现在的主流经济学家需要的。由于使用了这些假设，所以给批评市场的人提供一种口实，因为这些假设不满足，所以市场不像你们经济学家证明的那样有效。

第二个批评，特别是在中国现在比较时兴一点，说主流经济学只适合解释西方，不适合解释中国，因为中国的情况非常的特殊，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我们的体制转轨，甚至史晋川教授刚才提到的我在八十年代提出的双轨制的改革思路，似乎都不能从主流经济学当中得到解释。。这个我们可以叫科学的相对主义，我认为这种批评也是不对的。如果说主流经济学有问题的话，不是因为它不能解释中国才有问题，而是因为它也不能解释西方。如果仅仅是由于不能解释中国才有问题，看来中国可能跟人类其他社会都不一样，中国人的人性、我们的行为方式跟其他国家的人都不一样？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我认为一个好的理论、正确的理论，它是有普世性的，它可以解释西方，也可以解释中国。从这种批评的角度来看的话，似乎中国要创立自己的经济学派，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是一个正确的方法。

多年以来我一直在反思经济学，我其实在八十年代开始，一直受到主流经济学的“教育”。我去牛津之前，在上研究生的时候，我自己也组织了六七个人的读书班，每周有一个下午的时间，我们从《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经典教材，一本一本读，而且我不仅自己读，还要给别人讲，所以到1984年的时候，特别微观经济理论方面，我觉得我钻研的还是比较深的。也正因为这一点，在1984年，我可以提出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思路，也就是如何通过逐步的放开价格，来完成计划价格向市场价格的转变。后来我在牛津大学开始系统学习经济学，当然主要是主流正统的经济学。这几年我在反思主流经济学，为什么？有这样几个原因给大家分享，是什么引起我的思考的。

第一个原因，我们知道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国际经济学界发生了一场很大的争论，即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可能性的大争论。这个争论当中有两派意见，一派是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的反计划经济的学者，他们认为，由于信息的分散性和主观性，计划经济没有办法解决计算问题，所以它是不可行的。另一派以兰格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支持者为代表，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可以解决计算问题，所以是可行的。兰格发表他的论文之后，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在这个争论当中，兰格打败了米塞斯和哈耶克，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从此之后经济学界不再讨论计划经济是否可行的问题，一大批的经济学家，包括像熊彼特、萨缪尔逊这样非常杰出的经济学家，都认为计划经济在理论上不是不可行的。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这本书很大程度上也受到这个争论的影响。

回过头来看，兰格怎么证明计划经济可行的？他用的就是典型的新古典的完全竞争模型。按照完全竞争模型，我们假定技术给定、资源给定、偏好给定，这样的话即使计划经济的制定者一开始并不知道这些信息，但是通过价格试错的办法，最后是能够发现均衡价格，制定出和市场经济完全一样的资源分配方案。

但过了六十多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左右的时候，全世界的计划经济都几乎证明是失败的，由此东欧转变，苏联转变，中国也开始市场化的改革。这个历史事件非常重要，但是很遗憾，我们经济学家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尽管大部分经济学家都在拥护市场化的改革，拥护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但没有进行真正的理论反思。我们知道这样一个计划经济的实验给人类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在一段时间内，世界有三分之一的人口都生活在计划经济下，好多的国家和人民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也包括我们中国。我们的主流经济学，或者说新古典模型，给计划经济提供一种理论支持，但我们经济学家没有真正的去反思它。新古典模型既可以证明市场是有效的，同时也可以证明计划经济本身有效的，这个理论范式没有办法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作出区分。

这么大的一件事，人类付出这么代价的事情，我们经济学家为什么不反过来思考一下我们的理论出了什么问题呢？这是我反思经济学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当中，企业家是最为重要的一种力量，人家资源配置靠什么？是靠企业家、企业家精神。市场不是自然存在的，而是靠人发现的，发现这种市场的人，创造这种市场的人，都是企业家。所以一个市场经济，如果没有企业家，可以说不能成为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市场并不是像我们教科书讲的仅仅靠价格的自由调节来实现，价格本身是人制定的，谁来制定这个价格？也是企业家。但是在我们经济学的教科书里面，或者说我们主流经济学里面，没有企业家的位置，你翻遍经济学教科书的索引里面，也找不到“企业家”这三个字。这一点非常遗憾。

为什么经济学里面没有企业家这个东西，其实与我们的假设有关。我刚才讲到，我们假定偏好给定、资源给定、技术给定，而且我们假定未来没有不确定性，我们假定所有人同样的理性、同样的聪明，自然不需要企业家。我们经济学的假设已经把市场当中最重要的力量全给假设掉了。如果我们跟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去交流一下，他们可能在这点上比我们看的更清楚。

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经济学家都没有关注这个问题，从最早开始，像萨伊就非常重视企业家，后来像熊彼特也非常重视企业家。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都把企业家作为市场的核心。但是在正统的、主流的市场经济理论当中，没有企业家的角色。我本人也是很幸运，我在1984年，其实有两篇文章，一篇是关于双轨制价格改革，另一篇讲的是企业家，标题叫《时代需要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这篇文章发表在1984年9月的《读书》杂志上。我可以说在非常早的时候就关注企业家在市场当中的作用，很早就出版一本专门关于企业家的专著，书名叫作《企业家――经济增长的国王》（与盛斌合作）。我后来一直找不到企业家在正统经济学里面怎么定位，我牛津大学博士论文的标题就是《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我试图寻找这样一个答案。

第三个促使我反思经济学的是有关市场失灵的理论。主流经济学的目的是证明市场的有效性，但是给我们留下最深刻印象是什么呢？不是市场的有效性，而是市场可能失灵。这个市场失灵包括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叫垄断，第二个叫外部性，第三个叫信息不对称。这三个市场失灵理论就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因为市场失灵的纠正靠什么呢？就要靠政府干预。我现在和中国的政府官员聊天的时候，发现其实他们好多人对经济学都非常熟悉的，或者他们受过比较好的教科书的经济学训练。好比你问说，你们为什么要限制市场准入，为什么要实行这么多的行业标准。他说市场的有效运行需要信息对称，如果信息不对称的话就会出现逆向选择，需要政府提供一个鉴别的标准。还有像反垄断等等，政府官员都会给我们讲一大堆理由，这些理由是完完全全经济学教科书里面教给他的。

但是我们再反过来看一下，经济学家讲这些市场失灵理论跟我们现实观察可能很不一样。以垄断为例子，经济学家认为市场经济会导致垄断，少数的企业有了市场的力量，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怎么办？由政府反垄断。但我们观察一下，哪一个国家真正的垄断最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