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继伟：中国经济的未来15年 风险、动力和政策挑战

楼继伟在清华的演讲引起的争议可能超出了他本人的想象。然而，公众有所不知，作为经济学家的楼继伟对于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的研究已有多年，清华演讲当中所提及的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命题，也不是楼的一时兴起。其实早在四五年前，楼继伟已经提出，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阶段。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快，中国经济将告别30年多的高增长，进入增速较低的发展阶段。面对劳动力短缺、社保体系不健全等挑战，面对收入差距拉大、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做出调整。

我们特选取2010年，楼继伟在中金论坛上的讲话（后于2011年发表在《比较》杂志）以飨读者：

过去15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6%。按市场汇率计算，人均GDP从1995年的600美元跃升到今年约4 0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标准，已经从低收入国家进入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世界银行2009年的收入分组标准是：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低于995美元为低收入国家，在996~3 945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在3 946~12 195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高于12 196美元为高收入国家。）。在未来15年，中国经济能否保持它过去的增长表现？本文在对经济增长的国际比较的基础上，讨论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的风险和动力以及相关的政策挑战。

经济增长的国际比较

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佩恩表(Penn World Table)的购买力平价数据（本文采用基于购买力平价(PPP)汇率的人均GDP值进行国际比较。PPP汇率是指根据各国不同的价格水平计算出来的货币间的等值系数，它有助进行发展水平和结构演变的国际比较。由于市场汇率仅反映贸易品的相对比价而且在短期容易受到资本流动、政策扭曲等因素的影响，以其为基础所换算出来的GDP容易扭曲各国的实际经济水平，而基于PPP汇率的GDP能更好地反映一国所生产的经济实物量的多少。需要指出，PPP汇率并不暗含对现实汇率调整方向的指引，其价值在于通过含有相对客观基准的国际比较，揭示结构演变的方向和政策取向。），中国的人均GDP在1995~2010年期间由3 000美元提高到10 000美元(2005年不变价)（由于Penn World Table(V6.3）数据截止到2007年，本文假设2007~2010年的购买力平价汇率不变，并用人均实际GDP增长率数据推算中国2010年的基于购买力平价的人均GDP值。）。这相当于日本在1951~1967年，台湾省在1970~1987年以及韩国在1970~1989年的发展阶段。如果我们在更长的时间内观察这些成功转型的亚洲经济体的增长经验，可以发现两个特征：第一，它们都呈现了一种“倒U型”的增长模式。这些经济体从初期低收入水平和低增长的状态出发，之后都经历了一段长时间的经济增长大幅加速的过程，然后随着它们的收入水平趋近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增长开始逐步减速。第二，这些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保持很好的持续性，在相对长的时期维持了较高的增速，即在大约30年的时间内人均GDP年均增长7%左右和在40年的时间内人均GDP年均增长近6%。

从更广的范围来看，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可能是二战后经济发展史中，仅有的从发展中经济过渡到发达经济的成功例子。在非洲和南亚，一些国家由于政治不稳定、种族和意识形态冲突等因素，还陷于“贫困陷阱”之中，从未实现经济起飞。过高的出生率、低储蓄率以及地理和环境劣势等也往往是导致“贫困陷阱”的重要结构性因素。而另外一些发展中国家，它们摆脱了“贫困陷阱”并在一段时间内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但在经济发展水平远未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时候，增长率即大幅下降甚至趋于停滞，进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典型的例子包括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拉美国家。这些国家在经历了1970年代的高增长之后，在1980年代初债务危机爆发后经济增长即趋于停滞，在其后20多年的时间里人均收入几乎没有提高。巴西、墨西哥的人均GDP长期停留在9 000美元的水平上，而阿根廷则徘徊在11 000~12 000美元的区间，仅最近几年它们的经济才有较大起色。在亚洲，马来西亚和泰国近年来的经济发展历程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

中国过去30年的增长轨迹基本上重复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倒U型”经济追赶过程的前期阶段所走的道路。不过，与它们相比，由于我们相对稳定的政治制度、较早较快实现的人口转型、在建国初期由医疗和教育改善而带来的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以及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生产率提高，我们在较低的发展水平上就开始了经济起飞，并且在30年的时间里维持了一个更快的增长速度。特别是自2003年以来，由于我们在人口结构方面的有利变化，由于我们加快了一些促进劳动力转移方面的结构性改革，以及我们在上世纪末大量投资于基础设施提高了整个社会的供给能力，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可能已经超过了10%。最近两年，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仍然保持非常快的增长。

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显然，我们不能把过去15年或30年增长趋势简单外推来预测中国的未来增长。经济发展的国际经验表明从中等收入过渡到高收入要比从低收入过渡到中等收入更为困难。当一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传统的增长部门（如劳动密集型出口部门）的竞争力会因为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而被削弱；随着与技术前沿的差距缩小，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将更多需要通过创新而不是简单的学习和复制来实现；同样由于将更多依靠创新来实现产品的更新和升级，生产多样化也将变得缓慢，企业只有提高产品质量才能避免贸易条件的恶化；当贸易部门的生产率增长放缓，国内市场的扩张和服务业的发展就成为经济成长的重要决定因素。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根本转变，这种转变并不容易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国内需求，即反映了我国面对中等收入转型的挑战而作出的战略调整。

如果说中国有“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最大的风险可能来自于收入分配方面。关于拉美国家收入分配恶化和经济增长停滞之间的关系，已经有很多讨论。与拉美国家相反，日本等亚洲成功者在其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保持了收入分配的相对平等。成功的土地改革、符合比较优势的外向型发展战略以及投资于教育实现广泛而平等的教育机会，都被认为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实现收入平等的重要原因。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保持收入相对平等，使得中产阶级在这些国家和地区逐步发育成长并成为社会主体。在社会和政治层面，中产阶级的崛起促进了社会的融合和稳定，减少了精英掌控和社会分割的可能。在经济层面，中产阶级往往是企业创新和人力资本的主要源泉，其消费的扩张也为经济由外需向内需转型提供了重要支撑。

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在近年来持续扩大。从基尼系数来看，我国目前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高于日韩等东亚国家。城乡之间的差距一直是中国收入不平等的一个重要贡献因素。东西部之间、沿海和内地之间的地区差异也导致我们国家整体的收入不平等。市场化改革使得人们可以在更大程度上通过个人努力、技能、创新精神等实现其价值，而这些在计划经济时代都是被抑制的，这必然会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一种良性的、恢复性的收入差距扩大（Chaudhuri和Ravallion，2007）。近年来，收入分配恶化几乎是一种全球现象，反映了经济发展的全球化以及技术进步的偏向性，如倾向于使用更多资本和高技能劳动力，而减少使用低技能劳动者，这导致资本回报和高技能劳动力工资的增长持续快于低技能劳动者工资的增长。但我国在经济结构和体制上的一些缺陷，如仍存的对城乡劳动力流动的限制，资本、土地等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改革不完全，部分行业存在的垄断，财政再分配功能的薄弱等，也是收入分配恶化的重要原因。

收入不平等容易带来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从而影响经济增长。收入不平等也往往导致机会的不平等，当低收入群体没有能力和意愿投资于自身及其子女的健康和教育时，经济增长的长期潜力必然会受到损害。此外，当收入差距扩大的时候，社会分歧也容易加大，导致各种结构性改革难以推进。中国要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扭转当前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投资于跨区域的基础设施，建立起有效的社会安全网，以及保证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在地区和城乡间的均等分配，都应该是中国在未来几年改善收入分配的主要政策内容。最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五中全会已经提出，实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完善实施城镇职工和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进一步做实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实现跨省可接续。目前的收入分配形式决定了加速这些社会保障方面改革的紧迫性。

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

假设中国能够成功实现中等收入转型，不至于像一些拉美国家一样陷入陷阱，一些结构性因素也可能导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将来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即使以日本和韩国这些亚洲成功者的经验来看，人均GDP以购买力平价计算进入13 000~14 000美元的阶段似乎也就达到了“倒U型”增长曲线的顶点。日本在1971年人均GDP达到14 000美元时，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尼克松冲击”带来日元大幅升值，经济增长开始减速。韩国是在1992年人均GDP达到13 400美元的时候结束高增长时代而进入一个相对低增长的阶段。它们的长期经济增长率都由转折点之前的年均增长10%左右下跌到其后的约5%。

前面已经提到，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相比，一些结构性因素使得中国经济在较早的阶段实现了经济起飞并维持了更高的增长率。这些结构性因素也可能导致“倒U型”增长曲线的转折点到来得更早一些。人口转型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中国在相当早的阶段就开始了人口转型。我们在1970年代中期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的比重就开始上升，少儿抚养率就开始下降。从发展阶段来看，这一转型比韩国大约提早了15年。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带来了劳动力的充足供给，抚养率下降提高了储蓄率，人口转型为经济增长带来了人们常说的“人口红利”。我们过去的高经济成长即反映了这一“人口红利”。由于“一胎化”政策在人口转型中起了重要作用，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大约每二十年经历一个周期，而不像韩国过渡得那么平滑。从图5显示的少儿抚养率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我国在过去30年有两个阶段经历了少儿抚养率的较大幅度下降，即1980年代初和2001~2008年。后一个周期少儿抚养率的下降也是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并维持高顺差的重要原因。

“人口红利”来得早也会去得早。根据联合国的人口预测，在2010年以后我们的少儿抚养率基本停止下降，而老年抚养率将开始显著上升，总抚养率在2013年到达最低点之后开始上升。劳动年龄人口在2015年以后就进入零增长和下降。而日本是在1990年代初才进入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和总抚养率上升的阶段，韩国要到2015年几乎和中国同时进入这一阶段。因此，我们发展阶段的提高再加上人口因素，预示着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未来三四年可能会由目前的10%以上下降到7%~8%或者更低一点的水平上。

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十二五计划”的建议，在提出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同时，要求逐步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人口政策的适当调整虽然不会增加未来15~20年的劳动力供给，但对更长期的经济增长将有重要意义。

持续增长的动力

事实上，如果中国的人均GDP能在未来保持6%的增长，就可以在20年左右的时间里步入高收入现代化国家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