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在“冬天”谋划、布局、投资

据我所知，管理学家通常看不上经济学家，但反过来也一样。经济学家看管理学的东西觉得简单，管理学家却说：“经济学那么复杂有什么用?”对此，经济学家的回答是：根据消费行为的研究，人们在收入低的时候消费有用的东西，但收入越高消费的东西越没用。我开始以为经济学就够没用的了，刚才听黄卫伟教授讲演，才发现还有更没用的，那就是哲学、悖论。“理发师只给不给自己理发的人理发”，这些，你知道了又能怎么样?收入越高，对于没用的东西可能关注就多一点。(笑声)

今天彭剑锋老师让我讲讲宏观经济形势，这个东西就没什么用。形势再差，有很好的企业;形势再好，也有很差的企业。企业搞得好不好，跟宏观经济形势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或者说，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对于多数企业来说都没有直接的关系。当然，金融的、全球的企业例外。但彭老师说讲一讲，我就讲一讲。

其实，这个形势现在没有什么太多好讲的，就是一个问题：下行。

今天我过来一看，这么一大屋子人，说明现在这个形势好像还不坏。经济下行，当然是有很多数据的，现在有些地区、行业、企业，真的是相当的困难，那就是刚刚杨杜老师讲到的死法的问题。但是，对于整个国家经济来看，真正难受的，还不是经济速度在往下走。最近的数据大家都看了，PPI、CPI还在往下走。真正令中国经济难受的，是我们“从高位运行到下行”，而不是日本那种下行。日本是“增长2%变成增长1%”的下行，所以虽然难受，但没有我们这么难受。中国的GDP季度数折成年率，在2007年曾超过14%，而现在就只有7%，今年很大可能是7.5%以下。从14%到7%，下降了一半啊。这个还是个平均值，那么分摊到有的行业、有的地区、有的企业，那真是哗啦哗啦的了。

那么，怎么理解这个“高位下行”呢?我一直认为，“高位下行”比“低位下行”难对付，因为有巨大的惯性。曾经有一些省份GDP增长14%、15%，甚至有些GDP增长20%多，持续了很多年却一下变成7%，这是很难受的。经济有很多惯性，我们也有很多的期望和预期，有不少人，不少公司、企业领导人、地方领导人，都希望这个经济再回到14%去，这种失调速度是很难受的。

中国经济“高位下行”的根本原因

所以，我想先跟各位分享一下，如何来理解这个“高位下行”。

如果你不理解“高位下行”，就不能很好地对付它，那样就会更难受。“高位”是怎么来的?这样一个大国，经济增长10%以上、11%以上、12%以上，反正战后没有看到这样的数。这是不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努力呢?当然首先是这一点，包括在座的各位。然而，这也不仅仅是中国人自己的努力。中国人一直很努力，包括在改革开放前，有了劳动积极性，却没有充分发挥。但是，为什么过去没有这么好的经济成长的成绩呢?这种“高位增长”有一个很大的坑，这是一个巨大的、全球化的势能的释放。所以，这不完全是由于中国人自己的努力，而是“中国人的努力”放在“全球舞台”上的评价所带来的。我们在过去很长时间内不做这种评价。关门、封闭、冷战，关门、底子薄，就导致了长期贫困。我们现在才理解，开放对于中国多么的重要。一个农民就是收入低，一个工人的收入也低，实际上就是成本低。关起门来却成本低，白白低了一回，关门就只是中国公司自己之间的竞争。而开放后，就成了全球评价，中国人、中国产品、中国工人、中国的工程师、中国的管理者、中国的企业，都在全球舞台上评价，这一评价释放了一个巨大的势能。

这是为什么呢?冷战以后，这个世界上有另外一个海平面。战后以工业化最发达的7个国家为代表，他们都不关门，互相投资、互相贸易。所以，在中国加入全球化之前，国际贸易主要是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国际投资主要也是发达国家之间的投资，他们打成一片。紧接着，战后的技术革命、和平环境，让这些国家升到一个很高的水平。而我们关起门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个都没错，错的是搞阶级斗争。人家没有搞这一套的，就上去了，其参照系就变了。

什么叫工人、蓝领?他们一年收入应该是多少?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我们的工人，多少年来都一个月50块人民币。虽然全世界的工人、蓝领在名义上都是相同的，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一开门我们才发现，同样是蓝领工人，同样是干活的，有人竟收入这么高。我们看过很多发达国家的公司，人家就生在发达国家，就是念完书以后到公司上班、买房买车，他们生产一个产品就是这个价格，这个价格里就含着工人收入，含着资本的回报。这完全是两个海平面，冷战造成的这两个海平面相差多少?拿中国的参数来看，他们人均收入是我们的100倍。1980年我们说要在2000年翻两翻，达到人均800美元，没翻之前是200美元，一翻400美元，两翻就800美元。在我们人均200美元的时候，美国是多少呢?美国是人均13500美元，这样算虽然不到一百倍，但是别忘了还有收入分配。我们是穷国，要搞知识积累，所以我们落到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口袋里的钱，要比美国收入分配落到个人口袋里的钱要少很多。我们要挤出钱来、勒紧裤腰带搞国家积累、搞两弹一星。所以，在个人收入方面，不要说农民对于农民，就是制造业工人对于工人，也跟人家都差80倍到100倍。

1979年修建广州白天鹅宾馆，是由于改革开放引外资进来，不能请对方住招待所，一定要有标准的hotel。宾馆里所有的硬件，甚至连水龙头都是进口的，厨师也是从香港请的。一个香港厨师来工作，工资相当于100多位中国员工薪水的总和。相差一百倍的工资也得付，人家不来，我们就只能继续穷下去。世界就是这样的一个秩序。

邓小平的开放起了什么作用?他把两个海平面之间打了一个通道。当海平面不一样中间不通，势能就不能释放出来，而一打通通道，实现对流，资本技术哗哗地就到中国来了。为什么资本会进来呢?这是边际生产率的变化。同样的资本，跟美国年薪几万美元的工人结合，或是到中国来，回报哪一个高?这就是外资逐渐地进入中国的一个基本经济道理。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环境要改善，观念要改变，法律要修正，“批资本主义”要去掉。当时，我们这个地方只想来一点外资，跟我们劳动力结合;来一点技术，改变我们的落后，让中国发展快一点。谁也没有想到，中国会有这么大的产出可以出口。1980年，中国这么一个出口额99亿美元的出口大国，出口产品主要以资源性产品为主，包括大庆油田开发的石油，当时石油在国内没有什么需求，像是抓一个大龙虾出口，中国人舍不得自己吃，而是用外汇来买设备。这个是当年中国跟国际的来往方式。

外资、技术、商业模式、想法等一进来，再跟中国的工人、知识分子，企业家一结合，是会有这么多的东西的。上海洋山港现在是第一大港，我曾去访问过，那个老总九十年代到鹿特丹学习的时候，简直就是吴下阿蒙，什么都看不懂。看到国外这么发达的港机，他跟我讲，他当时就在想什么时候中国的上海港也能有一台;现在你去洋山港看看，一两百台排成一条线，单位速度第一，总量世界第一，超过新加坡港。那用来运什么东西呢?“Made in China”。为什么中国会变成了世界的工厂?刚才报幕说我是人大教授，我不是人大教授，我是人大学生，北大教授。我在下乡的时候考的大学，年龄大，我想北大不会要我，人大有要年龄大学生的传统，所以我就报了人大。可能是心里有个结，所以，从海外学习回来的时候，北大招教授，我想，当年没有当成学生，当老师也不错。我在人大上学的时候，天天听的就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这就是中国国情。把农业变成制造业，变成多少亿产业工人，这个是开放的结果。

一开放，有现成的市场;一开放，有大量的资本进来;一开放，我们可以学到过去难以学到的东西，这是“高位增长”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其标志事件是：1999年，中国签WTO，5年预备期，2002年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随后，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的所有成果，就在这个档口爆发。我们从多少年来的可怜流量的贸易国家，变成世界上最大的贸易生产国家。在危机冲击之前，我们贸易顺差相当于GDP11.7%，达到了最高。而创造外向主导模式的，当年是日本，日本最高的时候顺差占其GDP5%。

所以，“高位增长”是有一个由来的，是有中国人努力的原因，但这个努力是放到了“全球评价、高海平面评价”上，才带来了高位增长。同样一个东西，美国工人做，是个什么价?这个其实我们自己算过，20年、30年我们的增长速度很高，但没有把父辈的积累算进去，其实我们前一辈穷了很多年。50块、60块拿了很多年，我们都没有算过。把这些一起算上，其实没有那个奇迹。

三种力量，促使中国经济“高位下行”

冷战、封闭让改革开放发生的很晚，到1980年才开放，而一开放就把战后形成的这个全球化的势能释放出来，这就是高位增长的主要原因。那为什么又下行了呢?

首先：高度依赖全球市场。这能不受全球需求的影响吗?我们好多的时候进出口相当于GDP66%、67%，而大国没有这个数。这样，美国经济一旦出事，我们怎能不受影响?2006、2007年，出口影响20%、30%，到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影响一来，下跌20%，里外里50个百分点，这个是当年为什么4万亿放到经济里面去，却没有见效。因为美国进口一萎缩，我们的出口就萎缩，沿海、农民工、GDP、财政、稳定，全部都会有问题。再拖一拖，4万亿加上9万亿的信贷，一下就爬上去了。但是，我们经济毕竟主要是靠对外的，而国际经济就根本没有好转。虽然，美国政府的救市让美国没有陷入1929年、1933年那种大危机，因此我们就以为还“有戏”，但其实是欧债出了问题。出什么问题?政府出了问题。这个(欧债)对于全球信心打击非常大。市场出问题政府救，那政府出问题了谁救呢?只能熬，但这一熬就没有头了。所以，欧债危机对于全球的投资经济发展的信心冲击，比美国金融危机还大。中国作为一个后起的国家，全球化能够得到好处，但全球化受挫的时候，也会首当其冲。这是把经济拉下来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大量行政手段进入经济体。由于经济连年的高速增长，我们就得调控。上一届政府忙了10年，基本上都是忙调控：房价、地价等。为什么呢?这有个宏观环境。美元进来了、顺差进来了、外国投资进来了。美元在中国不能花，花人民币要跟谁兑换?当然是跟商业银行换。商业银行都是变成了美元在手，这怎么在中国做生意?这就要在外汇市场，把美元投换成人民币。这个过程中，我们这个“高度依赖出口”的国家，就产生了一个政策目标――要求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稳定。人民币在中国都是成本：雇工人、交税，买电，都是用人民币，做出来的产品出口，要美元起价，人民币对于美元升一分钱，出口企业成本压力就是上来了。2010年，我跟任正非在达沃斯论坛聊过一次。他说对于他的企业已经有很大的收入来自于国际市场，人民币兑美元是不得了的。由于华为的设备在全球的生产基地还是中国，成本是人民币做的，产品是美元计价。人民币对美元一升，那么，中国政府、央行就要维持人民币对于美元汇率的问题。维持这种稳定就有代价，什么代价?进来1美元，你说我汇率稳定，7块对不对?那7块人民币就出去，你要变成6块出去就是升了。可是进来不是一块美元，一天进来好几十个亿美元，每天这样进。所以，我们大量的基础货币，跟商业银行去换汇，就变成了国家外汇储备。国家外汇储备一条线地往上升，看起来很好。朱基到北京的时候，中国外汇储备只有180亿美元，来了以后搞了汇率并轨一年增加320亿美元，这就是500亿，后来很快就是5000亿、1万亿、2万亿、3万亿、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