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春兴：理性与心理的经济交响乐章

编者按：原文为繁体，文本转换为简体字难免有所纰漏，烦请广大读者指正。

1.     前言

谢谢江炯聪教授和承立平教授的邀约，很荣幸今天能到贵学会跟大家讨论经济学。这次的主题是行为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涵盖心理学对个人经济行为的研究。主办单位给了一个很浪漫的题目「理性与心理的经济交响乐章」。交响乐章都是汹涌澎湃，为配合这题目，我今天不讨论行为经济学的特定问题，而是回顾行为经济学把「非理性」这块大石丢进经济学大海後，所掀起的壮阔波涛。

我研究的领域是主观经济学，就是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的别名。这称谓可以避免误会，以为我在研究奥地利这国家的经济问题。我关注行为经济学很久了，早期是对实验经济学起好奇心，因为主观经济学对人的行动有一个信念：人会累积经验并记取教训。在这信念下，个人不会重复过去的行为，除非是对一陈不变或微不足道的事件。所以，我的好奇也就止於好奇，没有深入去理解。

2002年康纳曼（Daniel Kahneman）和史密斯（Vernon L. Smith）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次年，一位中国大陆的博士生想写这方面的论文，找我指导。（可见他们追赶世界潮流的企图心。）我是那时才开始阅读康纳曼（和 Amos Tversky）的文章。主观经济学对不同学派的关注态度是这样的：先试图以自己的理论去诠释对方的理论。如果没有困难，就不必去理会对方。如果存在不容易诠释之处，再仔细去理解对方，挖出难以诠释的根源，并作为补强自身理论的要素。所以，我是带着主观经济学的有色眼镜，以怀疑的态度去阅读行为经济学。

2.       行为经济学挑战经济理性

我先简单说明行为经济学的出现。因为康纳曼2011年出版的《快思慢想》，现已有了洪兰女士的中文译本。今天就以此书为主要参考，尤其是该书的第四部〈选择〉。

如果把实验经济学视为广义的行为经济学的一支，那麽，行为经济学从史密斯於1962年发表的〈竞争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Competitive Market Behavior）一文算起，已超过半个世纪。如果就康纳曼所说的，行为经济学的出现要从瑟勒（Richard Thaler）於1980 年发表的〈走向消费选择的实证理论〉（Toward a Positive Theory of Consumer Choice）算起，也有33年。若从康纳曼获奖的2002年算来，该领域备受关注的时间也有11年了。在这些年间，该领域的研究成果相当丰硕，各位只要翻翻《快思慢想》就可以明白。

康纳曼在书中回忆说，他们研究经济学的兴趣起因於一篇探讨经济理论之心理假设的文章。他记得文章说：「经济学理论的代理人是理性、自利的，而他的偏好不会改变。」这是新古典经济学所称的「经济人公设」。他对此公设感到惊讶。因为长期对人之心理的研究，他确认「心理学家所知道的普通人…不能像经济人一样有一致性，也不能很有逻辑，他们有时很慷慨，愿意对他们所属的团体贡献。他们常常不知道他们明年或甚至明天想要什麽？」毫不含糊地，这是对经济人公设的全盘否认。事实上，他怀疑整套建立在经济人公设下的新古典经济学体系。

於是，他开始设计实验，观察普通人的行为，并获得一些不同於经济人行为的结论。譬如：普通人在选择时会受到个人的参考点（锚定）和秉赋的影响，但经济人则不受影响。又，经济人对得与失的感受是对称的，但普通人并不对称。再如，普通人在选择时会依赖框架的辅助，但经济人不需要。他的结论是：「经济人和普通人是两类人。」的确，心理学研究的是真实的普通人，而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是为了模型化而建构的经济人。

为什麽新古典经济学不以普通人之行为作为公设？这必须回到方法论来说。新古典经济学是以傅利曼（Ｍilton Friedman）提出的经济学实证主义（Economics Positivism）为方法论，其大意是：理论的价值在於其预测能力，而不在公设的内容是否与现实吻合。但行为经济学的方法论不信这一套。如果公设的内容无法判定出真假，那也就算了；但如果公设内容完全不符现实，他们绝不能忍受，无法相信由经济人公设所推演的预期行为会符合现实的观察。

康纳曼以实验逐一检验经济人公设的内容，如逻辑的一致性、利己行为、不变的偏好、效用极大化等。他发现，没有一项经济人公设的内容通得过实验的检验。其後，瑟勒也以实验去检验经济人公设所推导出来的预期行为，如经济人不会关心沈没成本。他发现普通人的表现并非不关心沈没成本。此外，他还发现普通人重视责任，也能自我控制。这都不是经济人公设预期的行为。

换言之，行为经济学经由实验，驳斥了经济人公设的内容，也否证了经济人公设所预期的行为。简单地说，他们完全否定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

3.       新古典经济学的迎战

经济学在上个世纪中叶走向数学模型後，新古典经济学逐渐居於主流地位。行为经济学挑战的不仅是经济人公设，而是整个新古典经济学体系。

然而，主流学派能存活与坐大，必然有对付挑战者的优势。这优势就是它利用数学严谨性建立起来的美学印象：容易沟通的符号化概念、明确的公设和前提、严谨的数学逻辑、可预测和可否证的论述、容易学习与容易扩充的模型。这优势的强悍表现是，它不正面去迎战挑战者，而是打造一支外观仿效对方主力的山寨部队。主这支山寨部队向外宣称他们已经收编了挑战者，淡化挑战者存在的必要性。上个世纪，寇斯（Ronald Coase）的交易成本经济学和後凯因斯学派都曾挑战过新古典经济学，但都因遭到淡化而未能成功。

寇斯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对交易或合作的分析都假设了零的交易成本，并称它为「黑板经济学」，无法解释处处存在正的交易成本的现实世界。交易成本是从寻找交易对象、发现交易商品、到议价、签约、处理事後争议等的成本。新古典经济学不否认正的交易成本，就在经济人模型里加入一项代表交易成本的新变数或新函数。不久，许多学者也就以这类扩充的新古典经济模型去研究交易成本。

另一例子是新古典――後凯因斯之综合学派的形成。依据亚克尔罗夫和叶林（Akerlof and Yellen，1987）的说法，後凯因斯学派在处理资讯不对称、不完全竞争、特殊资产等可能导致市场失灵之现象时，也是将这些现象以新加於个人选择之外在限制的方式写入新古典学派的经济人模型，然後继续从事个人极大化的理性分析。他们原本是要挑战经济理性的，却又丧命在经济理性下。欧曼（Robert Aumann，1997）认为後凯因斯学者的这种作法，其实是假设了个人拥有超级理性（super rationality），因为模型里的个人除了继续追求极大化外，还具有克服这些约制条件的能力。同样地，新古典学派也没排斥这些现象，而是藉机把自己扩大为综合学派，并淡化了对方的挑战。

新古典学派既然能轻易地淡化交易成本经济学和新凯因斯学派的挑战，自然也会以相同的手段去对付行为经济学。的确，开创行为总体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的一支）的亚克尔罗夫，就担心凯因斯提出的「货币工资僵固性」也会被理性化。货币工资僵固性反映出普通人的非理性行为，可以用康纳曼的锚定现象去解释。如果连这非理性的观察也被模型理性化，行为经济学就会步上相同的後尘。

亚克尔罗夫担心的危机是，行为经济学还未能提出一套较全面的系统性理论。如果行为经济学无法发展出一套自己的模型，那麽单一的非理性观察都会逐步被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模型所吞并。但问题是，行为经济学是否有能力发展出一套自己的模型来？当然，这新的模型不能以个人追求极大化为前提，否则就沦为经济理性模型。但，如果模型里的个人不具有经济理性，而仅是接受外在给定的指令或规则去行动，那麽，这模型里就找不到独立的个人了。一个建立在普通人的选择模型，追根究底竟找不到独立的个人踪迹？行为经济学难道要建立一个「去个人化」的模型？

亚克尔罗夫和叶林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提出「接近理性」 (near rationality)的方法论试图解决行为经济学的困境。其作法是：让个人在选择时，以选择规则替代极大化。逻辑上，遵循规则绝不会获得极大化的效益，但只要个人原先是处於极大化位置，而且可选择的范围是连续的，那麽，包络线定理保证不追求极大化的损失程度只是第二阶条件下的规模。但是，规则之所以成为规则，乃因它备受社会的尊重。遵循规则虽然当下会有损失，但随之会获得来自社会的另类补偿，如尊敬、友谊、信任等。不过，新模型不能假设个人在选择规则时已经知晓来自社会的另类补偿，以避免再度陷入经济理性。换言之，行为总体经济学为了摆脱经济理性，坚持个人是在对另类补偿无知下选择规则。为了不让遵循规则成为集体的愚蠢行为，它必须论述这些存在的规则能带给社会明确的效益。

在个人对另类补偿无知下，遵循规则的当下是要忍受放弃极大化效益的机会成本。行为经济学认定这种忍受不是理性行为，却是普通人的选择。但是，如果机会成本太大，普通人是否还愿意选择规则？

康纳曼将人的心理系统区分为情绪性决策的「系统」一和理智选择的「系统二」。在他的实验例子中，个人遵从系统一的机会成本都不是很大，因为过大的机会成本会唤醒系统二。因此，第二阶条件与其说是为配合包络曲线的边际分析，勿宁说是为了保证选择规则能在系统一支配的情境下出现。在康纳曼的实验里，的确是「82%的人接受而15%的人不接受」，前者接受系统一的支配，而後者接受系统二的支配。机会成本虽是主观的，但这差异也太大了。相对於接受系统一支配的82%的人，这15%的人也太会锱铢必较、精於计算了。

主观经济学相信，这15%的人里的确存在不少锱铢必较的人，但同时也存在另一种不跟随规则也不锱铢必较的第三种人，也就是富於创业家精神的人。创业家精神不只表现在生产与投资，也表现在消费与休闲。新古典学派强调经济人的经济理性，忽略了人具有创业家精神。类似地，行为经济学强调普通人的非理性行为，也忽略了人具有创业家精神。创业家精神展现的理性不同於经济人的经济理性，更不是普通人的非理性行为。

4.       观战的第三方

当行为经济学把大多数普通人的行为当作新的经济学公设时，我们期待它能开展出哪样的经济理论？这让我想起凯因斯。他称自己不是保守党员，不是自由党员，更不是工党党员，因为他不愿意接受皇室的命令，不理会菜篮族的诉求，更不信任劳工的智慧。他是英国传统的菁英主义者（Oxbridge）。菁英主义者想知道大多数普通人在想什麽，但不是要听命於他们，而是要藉以设计出他们在情绪上能够接受和被操控的政策。

很巧，翻译《快思慢想》的洪兰女士，上个周末在《联合报》谈论她与康纳曼共进早餐时的对话。他们从核四公投讨论到台湾的民主运作。她以理解康纳曼的语气写到：「领导者最主要的责任就是为全民做出正确的选择，并说服老百姓他是对的。」领导者的看法可能就属於这15%的人，而老百姓可能就是这82%的人。当领导者的看法不同於老百姓时，行为经济学不认为领导者应该接受老百姓的观点，而是要求他去说服老百姓。

这则新闻也可以换个说法：实验得到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