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妙法：李约瑟问题真是假问题吗？――向余英时、江晓原二位先生讨教

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年12月9日－1995年3月24日）早年在剑桥大学攻读生物化学，1931年出版三卷本经典著作《化学胚胎学》，成为这门学科的奠基人。后又发表《生物化学形态学》和《胚胎学史》，1941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937年李约瑟对中国科学技术史发生极大兴趣，开始学习汉语，从此毕生贡献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1954年开始陆续出版七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原书名：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所谓李约瑟问题或李约瑟难题，就是李约瑟在研究中国科技史时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的序言中作了最系统最详尽的表述：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即在古代和中古代，中国人对于科学、科学思想和技术的发展，究竟作出了什么贡献？虽然从耶稣会士17世纪初来到北京以后，中国的科学就已经逐步融合在近代科学的整体之中，但是，人们仍然可以问：中国人在这以后的各个时期有些什么贡献？广义地说，中国的科学为什么持续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的或中古型的理论？如果事情确实是这样，那么在科学技术发明的许多重要方面，中国人又怎样成功地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3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在理论和几何学方法体系方面所存在的弱点，为什么并没有妨碍各种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涌现？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出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关于这一点可以毫不费力地加以证明）。欧洲在16世纪以后就诞生了近代科学，这些科学已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未能在亚洲产生与此相似的近代科学，其阻碍因素是什么？另一方面，又是什么因素使得科学在中国早期社会中比在希腊或欧洲中古社会中更容易得到应用？最后，为什么中国在科学理论方面虽然比较落后，但却能产生出有机的自然观？这种自然观虽然在不同的学派那里有不同形式的解释，但它和近代科学经过机械唯物论统治三个世纪之后被迫采纳的自然观非常相似。”

概括起来，李约瑟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这种概括在他发表的论文中有大同小异的表述。举以下两段引文为例：

“为什么近代科学――对关于自然的假说的数学化，并具有着对于当代技术的全部推论――只是在伽利略时代倏然出现于西方呢？……为什么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东方亚洲的文化在把人类关于自然的知识应用于有用的目的方面远比欧洲的西方更卓有成效？”

“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为什么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要比西方文明有成效得多？”（以上引文见《李约瑟文录》，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71-72、114、152页）

自李约瑟问题提出以后，虽然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但也引来了一些质疑的声音。本文只讨论两个人的观点，之所以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是因为他们的观点和提出的理由甚至所犯的错误都是完全相同的。

第一个人是在美国的余英时先生。余先生在给他的老朋友陈方正的巨著《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一书所作的序言中，提出了他对李约瑟问题的看法：

“中西对自然现象的探究既然自始便‘道不同，不相为谋’，则所谓‘李约瑟问题’只能是一个‘假问题’（‘pseudo-question’）。我们可以用‘科学’一词指所有关于自然现象的探究。在这一最宽松的定义下，我们当然可以说‘西方科学’、‘中国科学’。但事实上，中、西这两种‘科学’同名而异实；二者并不能用同一标准加以测量或比较，也就是‘incommensurable’的。这好像围棋和象棋虽同属于‘棋’类，却是完全不同的两套游戏。‘李约瑟问题’说：中国的‘科学’曾长期领先西方，但十六世纪以后‘现代科学’在西方兴起，于是将中国远远在后面了。这无异于说，某一围棋手的‘棋艺’曾长期领先某一象棋手，但今天后者的‘棋艺’突飞猛进，已远远超过前者了。通过‘棋’的模拟，我们不必再多说一句话，已可知‘李约瑟问题’是根本不能成立的，中、西‘科学’之间无从发生‘领先’与‘落后’的问题。‘中国科学’如果沿着自己原有的轨道前进，无论如何加速，也不可能脱胎换骨，最后和以‘数学化’为特征的西方‘现代科学’融合成一体。”（引文见余英时：李约瑟问题，爱思想网，以下引文同）

在这一段引文中，余先生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李约瑟问题是一个假问题。余先生提供的理由是：中西科学虽然名称相同但实质不同，不能用同一标准加以测量或比较，因此中、西“科学”之间无从发生“领先”与“落后”的问题。

可是在这同一篇序言的下文，我们又读到这样的文字：

“为了从历史角度加强本书作者对于“李约瑟问题”的质疑，上面我特别借着同文馆设立‘天文算学’的例案，来观察西方现代科学传入中国的方式。与十七、十八世纪的情形不同，中国原有的科技成就在西方最新的发现和发明面前已‘瞠乎后矣’，因此并未发生多少接引的作用。李约瑟所想象的‘百川朝宗于海’的状况根本未曾出现。十九世纪晚期以来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史事实上便是西方科学不断移植到中国的过程，从局部一直扩展到全方位。今天中国的科学教育已完全与西方接轨了，在第一流的中国大学中，直接采用西方原作或者译本作为教科书，是很普遍的。在这个明显事实的面前，‘李约瑟问题’已失去了存在的根据。”

前文说中西科学不能比较因而根本不存在领先与落后的问题，在这一段文字中，余先生自己却又无意识地不经意地把中国科学与西方现代科学作了比较并声称中国原有的科学远远落后于西方的现代科学：“中国原有的科技成就在西方最新的发现和发明面前已‘瞠乎后矣’”。之所以说后面的意思余先生是无意识的，不经意的，那是因为前面所说的是余先生作出“李约瑟问题是一个假问题”的判断的理论依据，肯定是属于有意识的自觉的理论创新。如果两者都是有意识的，那这样明显的上下文的自相矛盾就没有办法解释了！

第二个人是上海交通大学的江晓原先生。江先生在2001年5月24日《南方周末》上有一个记者专访，题目就是“‘李约瑟难题’为什么是伪问题？”与余先生的观点完全相同。

当记者问：“说‘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伪问题，依据是什么？”江先生是这样回答的：

“如果我们站在客观的立场观照近现代科学的来龙去脉，不难发现，所谓的‘李约瑟难题’实际上是一个伪问题（当然伪问题也可以有启发意义）。那种认为中国科学技术在很长时间里世界领先的图景，相当大程度上是虚构出来的――事实上西方人走着另一条路，而在后面并没有人跟着走的情况下，中国 ‘领先’又从何说起呢？这就好比一个人向东走，一个人向南走，你不能说向南走的人是落后还是领先向东走的人――只有两个人在同一条路上，并且向同一个方向走，才会有领先和落后之分。”

你看江先生提出的理由是不是与余先生的完全相同：中国科学与西方科学所走的不是同一条路，因此不能比较领先还是落后！只不过所用的比喻不同：江先生用的比喻是向东走与向南走，而余先生用的比喻是围棋与象棋。

更让人惊奇的还在下面呢！江先生所犯的错误与余先生的也完全相同。且看江先生在同一个专访中一开始是怎么说的：

“由于中国至少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处在贫穷落后的状态中，科学技术的落后尤其明显，因此，李约瑟研究出来的那些‘中国的世界第一’立刻被用来‘提高民族自尊心’。而在这种影响下，中国科学史似乎也理当等同于搜寻、列举中国历史上各种发明、成就的功劳簿。如此，又进一步强化了李约瑟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在上面一段引文中，江先生说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科学技术的落后，这不是在与西方现代的科学技术相比较吗？而且他还强调这种落后尤其明显，怎么说不能比较？既然可以比较出中国传统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现代科学技术，为什么不能比较出中国传统的科学技术与古希腊或西方中世纪的科学技术的领先与落后呢？

两位先生别出心裁地去论证中国传统科学与西方现代科学不能比较，却自己又不知不觉地作了比较。这是为什么呢？余先生是当今公认的国学大师，江先生在自己的科学史领域也是赫赫有名的，这样两位已经取得巨大学术成就而令人瞩目的人为什么对自己文章中（而且竟然在同一篇文章中！）这么明显的自相矛盾都没有发现呢？这些大人物们为什么竟然会犯这么低级的逻辑错误呢？依鄙人之见，一个很显然的原因在于中国传统科学与西方现代科学可以作比较是一个明显的经验事实，因此却使有人想方设法去否认这个显而易见的经验事实，也会不经意的说漏了嘴，自己打了自己的嘴巴！

事实上，自从中西方科学技术相遇以后这一百多年来（如果从明末西方传教士到中国来传教也带来了西方科学技术算起那已经有好几百年了！）我们一直在作比较而深切地感受到中国科学技术相对于西方是多么落后啊！

例如余先生引用过的“瞠乎后矣”的典故，他自己在这篇序文中提到了，就出自清代数学家李善兰之口：“例如同文馆的算学总教席李善兰，曾与伟烈亚力合作，译了许多有关天文、代数、解析几何等最新的专著；他十分兴奋，对朋友说：‘当今天算名家，非余而谁？近与伟烈君译成数书，现将竣事。此书一出，海内谈天者必将奉为宗师。李尚之（按：李锐，1765-1814）、梅定九（按：梅文鼎，1633-1721）恐将瞠乎后矣。’这几句私下谈话最能反映出李善兰已完全信服了西方现代的天文学和数学，因此才毫不犹豫地断定有清一代最负盛名的梅、李两人在此一领域中‘恐将瞠乎后矣’。”

李善兰这不是在把自己所掌握的近代西方天文学和数学与在清代梅李二人身上体现了最高水平的中国传统天文学和数学作比较吗？他通过比较认为西方现代天文学和数学领先于中国传统天文学和数学，所以才完全信服了西方的理论。

余先生说中西科学“道不同，不相为谋”，这是不错的！因为两者在哲学基础、理论体系、概念名词、研究方法上确确实实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余老先生好象忘记了还有这样一个同样为我们读书人所非常熟悉的成语，这就是“殊途同归”，用西方人的话来说，则叫做“条条道路通罗马”。余先生大概是只想着为了给自己的观点找到理由过分强调了“殊途”的一面，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同归”的一面。

科学理论虽然有的是很抽象的，但最终都是与经验现象联系地一起的，都要去解释并预测经验现象，并且必须要有经验事实作为依据。人类之所以需要科学理论，一是因为面对自然现象，人类感到无比困惑，需要作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二是因为面对自然灾害，人类是那么的无助，需要对之作出准确的预测以掌握自己的命运。这就是科学理论认识论上的功能。

不管是西方人，还是我们中国人，不管是现代人，还是古代人，都共同生活在同一片蓝天白云下，同一个地球上，每天面对的是相同的天文现象、自然现象和经验现象：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火山地震、热声光磁、开花结果、生老病死。面对相同的自然现象，虽然中西科学的理论观点可能完全不同，但是，就科学理论能否对自然现象作出自圆其说的解释，能否准确地预测自然现象而言，也就是说，就科学理论对于人类认识自然界的有效性而言，不同的理论还是可以比较优劣的。

科学理论通过工艺技术又与人类的日常生产和生活联系地一起的，其目的是为了更有利于人类的物质生产，为了使人类的物质生活过得更加美好舒适安全方便。也就是说，科学理论对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也是有实用功效的。这是科学理论的社会功能。因此，不管是古代科学技术，还是现代科学技术，不管是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还是古希腊的科学技术、古埃及的古印度的巴比伦的科学技术，还是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其最终目的都是一致的，尽管各自的哲学基础、理论体系、概念名词、研究方法可能完全不同。所以在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也就是从实际功效上，从社会功能上，所有的科学技术都是可以比较的。传统中医的目的不是为了治病救人吗？古希腊罗马的医学的目的不是为了治病救人吗？现代西方医学的目的不也是为了治病救人吗？在最终目的上三者没有根本差别。

一般认为，中国科学比较注重实用，西方科学比较注重理论，不太注重实用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