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鹏：谈“特权市场经济”

编者按：这是杨鹏先生2007年4月15日在北京“中国的市场经济研讨会”上发言的整理稿，供读者参阅。

特权市场经济

今天上午听了各位的发言，受到很多启发，但有些朋友的讨论偏离了今天的会议议题，我还是回到会议议题上来，即如何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中国的市场经济有什么特征？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复杂，我们每个人都有基本的经验去形成判断。一想到今天中国的市场经济情况，我们马上就会想到官僚的特权，这些特权既表现在法律之中，也表现在政策之中，更表现在官僚的个人意志之中。官僚的这些有形无形的特权，在极大地影响整个中国市场的运行状态。形成这样的判断，不是出于什么理论观念，而是出于正常的经验观察和体会。这样的经验事实，赤裸裸地摆在我们每个人前面，我们用什么样的语言概念去准确描述呢？吴敬琏先生曾将这种状态定义为“权贵资本主义”，意思就是官僚权力支配下的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所指的大意是清楚的，说我们虽然有了资本的力量，但官僚权力对资本运行有很大的影响。但细想起来，选用的概念还不算太准确。为什么呢？“资本主义”，就是以“资本为本的主义”，这在中国还没有实现，中国还谈不上真正进入了“资本主义”。“权贵”这个概念中，“权”指有权力的官僚，但“贵”指什么呢？在过去，“贵”指的是贵族，有爵位的，血缘贵族或军功贵族。在西方，“贵族”这个概念，不仅指其地位高，似乎还有一些传统、文化或气质的特点。而贵族作为一个有血缘、军功或文化的历史传承的群体，在中国似乎并不存在。中国没有贵族，那些官僚，似乎难以与“贵族”这个概念统一起来。所以，“权贵资本主义”的提法，我认同吴老想说的意思，但还是觉得这个概念的抽取还不算太准确。吴思老师是概念抽取的高手，他抽取过“潜规则”和“血酬”等重要概念。最近他在不同场合谈“官家主义”，他认为中国过去和现在，都是官说了算的“官家主义”。如果用“官家主义”来概括今天中国的现实，似乎也不是很妥当，毕竟中国还是有了资本，有了自由交换的市场，有了全球化的开放经济，官权仍然很厉害，但也并不能为所欲为，受市场力量和规则的很大制约。看来，“权贵资本主义”也好，“官家主义”也好，在选用概念上都有一些不十分贴切的地方。什么提法才更好呢？我也没有想得太好。总之，中国的市场经济的特点，就是传统的政治特权与正在兴起的市场经济纠结在一起，权力的坏东西和市场的坏东西合在一起，互相促进共同坠落，权力的好的方面和市场的好的方面被压制了，共同难过。我们用什么更妥当的提法来描述这种状态呢？这就是“政治特权扭曲下的市场经济”，恐怕叫“特权市场经济”更妥当一些，病根就在“特权”两个字上。当然，我还是希望大家有更多的更准确的提法。

我姑且先用“特权市场经济”这个提法。要理解“特权市场经济”这种状态，我们就得有一个参照系，我先把“特权市场经济”放在更大的历史背景下来查看，看看到底是不是人类历史，或者说中国历史上特殊的现象。将“特权市场经济”放在人类或中国历史的参照系上，我发现它一点不特殊，并不是今天中国才有的特殊现象，而是古已有之的传统。外国不说，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它也一样是古已有之，而且还是中国二千多年历史上的常态现象。

死人抓住活人

中国自秦朝建立以来，就进入了一个君主官僚的市场社会。君主官僚政治权力高度一元化，同时在经济领域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土地私有化并自由买卖，多数商品自由贸易流通。但在这个市场经济中，朝廷通过支持官营工商业，垄断了最有利润的经济行业或者经济行业中最有利润的环节。汉朝“文景之治”，是君主制下高度开放和竞争的市场经济。大家只要读读《史记》中的“贷殖列传”，可看出当时的工商业是多么的开放和自由竞争，而且私有财产并不受官僚随意侵夺。汉武帝上台后，转变了“文景之治”的“清静守法，无为而治”的国策，积极有为，开始兴办官营工商业，以行政暴力打压私营工商业，官商就垄断了盐铁等高利润行业。政治特权表现在两个重要方面：一方面是政治一元化特权垄断，二是有利润行业的官商特权垄断。这么看来，今天中国社会的状态新鲜吗？一点不新鲜，与汉武帝时候有多大差别呢？我看不出来。如果说全球化与世界贸易，那时候也一样是开放的贸易。读读史书，我看到无论在政治结构还是经济结构上，我们今天与汉武帝时候没有多少差别。黑格尔说中国是一个“无历史的社会”，并不是没有道理，经济结构、经济结构乃至社会结构，都没有多少根本性的历史变化，所以真是“无历史”。

大家再想想，国民党当年提出“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这是很新的概念，但在国民党治下的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跟今天中国的差别似乎也不大。追求“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和追求“共产主义”的共产党，打得你死我活，但最后哥俩却殊途同归，回到了政治一元化下的特权市场经济这条路上来。当然，要说中国“没有历史”也不完全对，毛泽东算是创造出了历史。或者说，中国二千多年历史上出现的最大的变革是在毛泽东时代，他硬搞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跟二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在经济结构上完全不同，如同中国历史忽然发病一样，忽然出现，又忽然消失了，最后中国又回到秦制。毛泽东自己都说，“百代都行秦政制”。但放远一点看，毛泽东的历史创造也是有先例可循的。毛泽东搞的这一套结构，我怎么看都与周朝的经济制度没有多大区别。毛泽东一生骂儒家，最后又落到儒家的理想陷阱里去了。中国古人们留下的历史的模式，不管穿上什么新衣服，用什么新的称呼，里子仍然如故。“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死人总是悄悄伸手牢牢抓住我们的心，有点恐怖吧！

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看，我们最大的不满当然不是对市场经济本身的不满，而是对政治特权的不满。这个政治特权超越了市场自然秩序和规则，随时用暴力来划分市场格局，来强制分配资源，法律和政策，只是政治特权之手玩弄扭曲市场自然秩序的工具。这就是中国今天市场经济的根本特点，也是二千年来中国市场经济的根本特点。大家无论从那个角度的不满，其实都是对覆盖在市场之上的政治特权的不满。竞争不公平，司法不独立，没有工会，没有足够的转移支付来建立社会保障系统，所有这些毛病，归根到底就在“政治特权”这四个字上。从中国历史来看，“市场经济”自古就有，“政治特权”也是自古就有，“权贵资本主义”自古就有，“官家主义”自古就有，“政治特权扭曲下的市场经济”自古就有。有人说，中国过去没有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与私有财产保护，与宪政民主，与司法独立，与新闻监督等等因素是相联的，其实这是今天的人心中的理想的市场经济。私有财产保护、宪政民主、司法独立、新闻监督，这些东西，针对的对象就是政治特权。大家想要的是一个没有政治特权的市场经济。今天的议题是“如何认识中国的市场经济”，其实，中国的问题根本不是什么市场经济的问题，而是政治特权的问题。

有时候我感到很困惑，历史的精神就这么有力量？看到历史传统对百年来革命者们的无形的支配，我们要小心起来。我们今后要解决的，恐怕不仅仅换一个宪法的文本这么简单，我们需要的不仅是一个宪法文本的改变，也需要支撑新文本的新的文化精神传统的建设。

曾锦春：特权市场经济的活标本

我今天带了一个报道，报道的是中共湖南郴州市原副书记及市纪委曾锦春凭手中的“双规”权力敛财的故事。曾锦春受贿3000万元，不明财产5000万元。他赚钱的办法是：1、他给企业发“私营企业重点保护单位”的铜牌，一个铜牌40万，你不交钱就“双规”你。2、控制矿山。借矿山安全整顿，把矿山抢到自己人手中，把不是自己人的“双规”或赶走。3、控制法院。决定经济案件的裁决，吃了原告吃被告。法官不听话，就把法官“双规”起来。4、控制行政：交通局、税务局、烟草局等行政机关的领导，不听话就“双规”起来。5、控制公共工程：市里的公共工程项目，他千方百计弄到自己人手上来干。

我还注意到，他把七大姑八大姨的亲戚共40多个人安排在政府各个要害部门，把政府办成了他们家族的私人合法暴力特权公司了。中国法家讲“尊尊”，是说要忠于皇帝。中国儒家讲“亲亲”，要照顾亲人。看来曾锦春是只讲“亲亲”不讲“尊尊”的。曾锦春直接用政治暴力和特权来抢夺市场和资源，把政治家族化，也把经济家族化了。这个最近才发生在湖南的故事，是否能多少说明一点我们今天的“特权市场经济”的特点呢？

在中国的古代皇权社会，政治权力是属于皇家的，政治所有权很清楚，政治权力是私有财产，家国一体。官僚不过是皇帝的经理人，代理人，官僚腐败，是在损害皇家的家国大业，皇家岂能容你？皇家当然要看好自己的私有政治权力。今天的制度下，公共权力是谁的？是主权在民吗？人民从来没有选举过自己的政治领导。官员都说自己是给党打工的，党是谁？只能说谁在台上那天，他就是党，不在台上，就不是党，党就是这个台了，这个台很抽象，没有人格化。谁会为这个台努力自觉地监督官僚们呢？动力严重不够。比起过去的皇权社会来说，维护政权整体的长远的利益的动力机制严重不健全。过去的皇权制约死了，西方的民主政治制约还没生出来，我们处在传统与未来之间的昏暗之中。

“特权市场经济”继续往下走，大家都会很清楚结局是什么样子。结局就是大大小小的曾锦春凭借政治特权，垄断控制了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成为中国人民的黑暗主宰。乌有之乡左派们约我去辩论，我讲了“乌有之乡谈乌有之罪”，风格完全是泼妇骂大街，其实没有多大意思，我们真正要关注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为什么大家会觉得改革的前期好而改革的后期有问题？前期是对社会的放权让利，多数人得到福利。后期的改革就是曾锦春这一类特权官僚，他们借改革之名，以合法暴力之手，大规模介入到市场财富的掠夺和控制上来，在政治和经济上形成特权垄断的家族力量。老百姓对近年来的改革的不满就是从这儿来的。老百姓不是恨市场经济，是恨扭曲市场经济的政治特权，是恨特权垄断与腐败。

职业平等的历史变革

前面说了，中国的问题不是什么市场经济的问题，而是政治特权的问题。我们如果要想无历史的中国成为有历史的中国，我们要改变的就是政治特权对中国人的控制和压迫。我们有一个理想中的市场经济，一个自由开放、公平竞争、宪政民主、司法独立、保护私有产权、拥有社会保障的市场经济。这是多数人共同的愿望，这样愿望的实现，遇到的阻碍就是政治特权。而且，现在这个政治特权，不仅仅是政治领域的事，庞大的特权经济依靠在政治特权之上，特权政治与特权经济的结构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政治-经济特权利益集团，形形色色的曾锦春与他们在权力部门的亲属及其经济上的各式代理人。政治特权生出经济特权，形成特权市场经济，特权市场经济生出特权利益集团，特权利益集团维护特权市场经济和特权政治权力，这就是中国的病根。面对这个无处不在的强大的特权利益集团，怎么办呢？这个问题，谁能给我答案？

我有一个体会，中国今后的改革所面对的，是确定政治权力在社会中的合适范围。二千年以来，政治权力在中国至高无上，无所不覆盖，在毛老人家身上也是如此。一个社会，为什么会给吃政治饭的人那么大的权力和财富呢？政治只是一种职业，而且从事这种职业的人，既不搞科研，也不搞生产，不创造知识，也不生产财富，完全靠生产者和纳税人的贡献在生活。我们这个社会，为什么要给政治工作者如此高的地位，让他们占有如此大比例的资源呢？纳税人供养他们，只是让他们为纳税人提供公共服务，他们只是纳税人的公共事务代理人员而已。过去儒家说，政治工作者是天命所归，是上天派来当我们的君主和老师的，是我们天生的主子，现在我们知道这是骗人的话。虽然我们知道政治工作者其实是没有生产性的，但我们还是给这些不生产的人好大的权力和财富，让他们不断把公共权力家族化，让他们不断把公共财富家族化。为什么？原因就是一条，我们是神经病，我们心智不正常。

市场经济自古皆有，东西方都一样。东西方不同的地方，在于西方近现代解决了政治特权这个问题。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不同，不在于有没有市场经济，就在于是否有政治特权这个标准上。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就是压缩了政治工作者的权力范围，清除了政治工作者的特权。什么叫言论自由？就是政治工作者不能管别人怎么说话。什么叫宗教自由？就是政治工作者无权管宗教人士。什么叫出版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