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光溪：入世后我国经济面临的新形势、新环境、新任务

时间：2001年12月22日（周日）下午3：00

地点：北大英杰交流中心一层

主讲人：刘光溪博士（龙永图部长特别助理、中国世界贸易组织常务副会长、首届十大杰出外事青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政策咨询专家、入选中国青年杂志社2000年12月评选的“可能影响21世纪中国发展进程的一百位杰出青年”、入选湖南卫视在全国组织评选的“最具责任感的十大新锐人物”）

讲座内容：

各位老师、同学，今天下午我非常高兴能够再次回到北大就中国入世以后面临的新形势、新环境、新任务谈一谈我个人的看法。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WTO的成员，经过16年艰难、曲折的跋涉，我们终于完成了一个夙愿，终于跨进了世贸组织的大门，成为国际经济大家庭的一名正式成员。可以说，加入WTO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举措，同时，也是改革开放的里程碑。我们也知道，中国的中小企业有两千多万家，它们共同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干力量，因此，研究中国企业就必须研究中小企业，关注中小企业、为它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是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所关注的问题。

今天我就想从三个方面介绍一下中国入世的基本情况。经过从1986年到2001年整整16个年头的艰难谈判，我们中国正式成为经济联合国的一个成员，这一伟大的创举标志着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原来我们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和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比喻为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第三次比较大的思想解放，这一点也不过分。今天我也想讲一下WTO的三个特点。1991年的时候我曾经把WTO的前身――关贸总协定比喻为“经济的联合国”，后来这种说法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

为什么WTO越来越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经济联合体呢？我觉得一共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方面的原因可以追溯到1947年夏天，也就是二战结束后的第二年，战后美国和英国要发动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当时西方成立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时，它们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IGO（国际政府组织），但是迫于美国国会的阻挠，最终国际贸易组织胎死腹中，结果到1947年在日内瓦由28个创始缔约方协调一致，成立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大家知道，一战和二战造成了人类历史上巨大的悲剧，那时候各国、各地区之间都是相互保护的状态，而且还打贸易战，结果导致了空前的世界大战，所以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形成和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必需的。过去要打开一个国家的国门就只能靠“炮舰政策”，我们中国人感受最深的就是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对我们的冲击，正是为了避免国家之间相互采取敌对政策，为了各国能够心平气和地就大家共同面临的经济、贸易、技术、投资问题进行交流、沟通、谈判，以期最后就这些问题达成一致，美国等才发起成立了关贸总协定。

关贸总协定就关税的降低、关税约束以及贸易发展问题达成了一致，并且得到了所有的创始缔约方的认可。我们可以把关贸总协定创始之初的情况和今天的WTO联系起来分析，WTO的使命就是就成员之间的关税、贸易等诸多问题进行谈判，通过谈判、摩擦、沟通、交流、融合，最后找到一个结合点――大家都能够接受的共同理念，然后由世贸组织根据谈判形成的结果确立其基本规则。所以我始终认为WTO取代关贸总协定是人类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大进步，由原来的贸易报复、反报复发展到今天的双方“战平”，WTO的成立是人类寻求经济发展、经济融合和贸易合作的结果。从这个角度来说，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的时候在内容、作用上都继承和发展了关贸总协定，它的作用、职能以及对各国、各地区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影响都越来越大了，所以说它是一个“经济上的联合国”，这是一种比喻的说法，是相对于联合国而言的。

1971年我们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从而在政治上被纳入了正统的国际社会，但是中国在经济联合国当中一直是个“门外汉”，没有能够取得进展，虽然80年代初我们就获得了关贸总协定的观察员地位，但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讲我们确实没有融入国际社会的发展。所以我们才要坚定不移地把中国“复关”和“入世”谈判进行到底，特别是在当前的情况下，从广义来讲WTO的职能和作用已经变得举足轻重了，已经远远超过了联合国的工业发展组织、发展计划署等分支机构，而且比一些专门的经济组织，像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的影响还要大。世界银行主要是负责借贷业务，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要是对国家之间的货币汇兑实行协调，WTO的作用则在于处理几乎全世界范围内的与贸易有关的关税减让、贸易自由化等问题。

同时，从狭义来看，WTO的作用为什么这么大呢？我想我们应该先来认清几个根本问题：第一，它不是一个超国家的经济组织，如果说世贸组织的法律是“老子法”，那么成员的法律就是“儿子法”，而香港这些行政区的法律就成了“孙子法”了。到现在为止世界上也还没有出现一个世界性的政府，所以WTO也不可能凌驾于任何成员之上发号施令、指手画脚。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首先，其议事规则是协商一致，144个成员不论大小、强弱，每一个成员都拥有一票否决权。从关贸总协定到世贸组织，多边贸易一共有了五十三年的发展历史，在这五十三年的历史中几乎没有一次是一锤敲定、全体一致同意某项决议的历史；其次，WTO秘书处本身没有制定规则的权力、没有直接干预贸易争端解决的权力，也没有作出决策的权力，它的一切权力都掌握在144个成员国的贸易部长以及各成员常驻WTO的大使、代表手中。

所以世贸组织说白了就是一个秘书处，它为谈判提供场所、负责为各个成员的贸易代表作谈判结果的记录、内容的总结、协议内容的起草等等，而不是像我们所想的那样，由WTO的官员们来制定协调和管理贸易的规范等，其制定规则、作出决定、直接参加贸易，争端的权力都掌握在各成员的贸易代表手中。世贸组织的总干事叫做“secretary general”，其实他什么权力都没有，就连联合国的秘书长也没有多少实际作用，WTO总干事就更是无权了。世界银行等组织的一把手都有决策权，有制定规则的权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把手叫总裁，他的身份和职权跟银行行长非常相似，而WTO的权力则比较分散。再次，我们说世界贸易组织不是一个超国家的经济组织，是指它是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组织，实际上，从协议内容可以看出WTO从过去的实力外交逐步走向以规则为基础的谈判外交，这也说明它正在走向成熟和逐步完善。

就中国的具体情况来说，WTO的基本原则说到底就是市场经济，中国入世就是“入了市场经济的世”，面对入世，就是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来运作、来管理我们的企业，这就是最好的应对方法了。就当前中国经济生活来看，如何迎接WTO的挑战，或者说如何充分利用入世以后我们所面临的各种挑战甚至是机遇，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中国的市场化的改革能不能在今后的三年五年或者十年初步建立起来法制、理念、信誉以适应现代的市场经济，这是我们迎接入世最好的一项工作，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所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是加入了市场经济发展的潮流，WTO会为中国参加世界经济的发展、融入全球化的潮流提供一个平台。可见，归根结底，WTO只是一个平台，它为各国、各地区提供一个活动的空间，至于演什么戏，怎么演，或者由谁来扮演主角，都不是取决于世贸组织，而是各成员国的综合国力极其政策取向。

再举个例子，去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占其总出口的大概2%，而中国对美出口占我们总出口的28%，而且今年还有可能超过这一比例。虽然中国市场是一个潜力巨大无比的市场，但是如何把这种潜力转化为现实还需要几代人的奋斗，从上面的数据来看，中国对美国的依赖程度更大，更需要美国的合作。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在当今的“经济联合国”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不同的地区、国家和民族，不管发达的还是不发达的，都非常看中美国广阔的市场，只要能进入美国市场，其产品的质量认证等都要上一个档次，这是我们搞外贸工作的人感触最深的。总的说来，WTO仅仅是一个平台，而不是活动的主角，它的秘书处说话的权力是极其有限的，其政策一般来说都是比较中立的、在外交上也是很笼统的，总干事也只是发表一些热情洋溢的讲话而没有什么实权。

WTO对世界经济贸易发展和现代市场经济基本方向所提出了很多原则，我把它们简单地归结为五项基本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一视同仁、公平竞争”，包括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互惠互利待遇，这是世界贸易组织五十三年来之所以能够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由不完善到完善、由没有生气到充满经济活力的内在根据。它可以为我们中国政府转变政治职能，为我们的中小企业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舞台，从这一点看来其意义尤其深远。第二个原则就是“公开透明、统一实施”，所以中国入世后要按照公开透明的原则来规范自己的政治行为、法规行为和执法、执行政策行为。具体说来，就是要看政策法规的制定是征求了专家和各方面的不同意见，还是由某几个部门的某几个领导人来决定的；另一方面，政策的实施是不是遵循了“一视同仁、公平竞争”的原则。“公开透明”的原则有三个要点：不公开的不得实施，不提前公布的不得实施，不正是公开的也不得实施，WTO就是根据这一原则，对各成员间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与知识产权相关的贸易（我们把它叫做“想法贸易”，英文叫“trade in ideas”）进行协调。

第三个原则就是“开放市场、企业改变”，这是结合WTO的协议内容和中国当前的经济转型所总结出来的。“开放市场”，就是要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措施、开放过去被个别人所垄断的各种服务行业，像银行、保险、证券、投资和基础建设，以及旅游、单向服务、会计师、律师，包括城市规划、环境保护、医疗卫生、教育等等。我认为开放市场是最难作到的一点，对外开放的同时，我们往往会忘记了对内开放，必须要作到两个层面上的开放，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市场搞好，政府的职能才会有所转变，市场经济才能成为真正主导的经济。

第四条原则叫做“减少单一”。 WTO的492项协议中大多数都是关于各个成员之间的关税减让和扩大贸易合作的，其内容及其广泛，涉及到了经济生活的几乎所有的领域。中国要入世，首先就是政府要入世，首当其冲的并不是我们的企业家，而是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体制如何加以实现转变，以适应市场经济的新环境。如果我们的政府能够适应当今市场经济的发展环境，这将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所以，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要多制定些法规，少制定些政策，多确定一些符合市场运作规律的法令和法规。美国就很少讲政策，它是用法规和法律来规范国家的纪律的，我提倡中国也要把政策经济转向法规经济、把审计经济转向服务经济、把产品经济转向法治经济，这是中国入世后经济方面必须要发生的三个变化。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市场要自然而然地成为经济生活和经济资源配置的主体，而市场能不能成为主体，关键在于有没有大批的企业家来支撑。因为企业是中国经济的细胞，如果细胞萎缩了，那我们的上层建筑、政府管理体制就没有了生存的基础了，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

上面这几项原则都是世界贸易组织所规定的基本原则，在具体情况下，我们也要采取灵活的方针政策，要充分考虑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不同的发展阶段，这就是第五项基本原则，就是在团结强调例外、在规则中强调灵活。WTO继承了关贸总协定过去几十年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有效的经验，就是对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规定了有差别的、更加优惠的待遇。实际上这就是一种照顾，同样一个目标，对发达国家规定的时间是三年，对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规定的时间可能是六年甚至十年，对中国也是这样。中方在十六年的谈判中一直坚持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就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小企业要收到特殊的照顾，所以我也希望我们的中小企业和政府官员要对得起我们的谈判代表团，争取用较短的时间做好准备，转变企业制度、改变营销战略、扩大市场规模，以适应开放后的经济形势。WTO各项协议的基础就是原则当中有例外、例外当中有原则，这是这种作法确保了它的生机和活力，如果一味地强调原则而不讲求灵活性，就没有哪个国家会加入这个组织了，所以WTO允许各成员采取合理合法的、经过组织许可的保障措施，这一精神贯穿了其整个协议的始终。

那么，中国入世以后，在政府的管理体制、企业的运作、市场经济的建立方面以及在相配套的改革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