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经济形式与中国货币政策

今天我很高兴来到这里跟大家讨论中国货币政策的问题。我想先讲一些最近我的研究。我是做学问的，对中国金融政策，经济环境以及宏观经济都非常留意。在美国研究中国经济的时候，有时为了一个数据要开车好几个小时去找。

1990年我写了一篇文章，提出了“中国货币化进程”的概念，大家都知道经济发展中有一个流通恒等式，而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货币增长率为23%，GDP增长率为9.4%，通货膨胀率为6%，这样前者远远超出后两者之和7个百分点之多但并未造成经济的混乱，于是有三种学说来解释：第一是货币悬空理论，认为是政府控制着价格，通货膨胀是被压抑的；第二是强迫储蓄理论，货币主要是来自老百姓的储蓄；第三就是计划经济下的物价控制理论。但这三种学说都不能自圆其说，于是我提出了货币化进程的理论。我认为是制度发生了变迁，使货币供求中的函数变量发生变化。比如，联产承包责任制对货币需求所造成的影响。大家如果熟悉生产队的机制就会知道，生产队向国家卖粮，国家供应生产资料，这是国家与生产队的交换，每年大概也就一两次，并且是通过转帐方式。而真正国家向农民支付现金是记工分的。所以在人民公社制度下是很节约现金的。而当我们采纳了联产承包责任制，记帐等方式都不适用了，农民卖了粮食就会跟国家要钱，而其买化肥也是当场支付现金，所以在这种机制下就需要大量现今来维持生产周期。所以是制度上的变化导致了货币超常增长的现象。我研究这个问题时资料很少，要跑很多地方去找，而且这种观点在当时也不是主流观点（主流观点便是以上三种，而我实际上是将这种经济现象变为正常的），因而当时研究起来还是比较困难的。

在过去的十年里，大到金融资产小到资本市场、保险市场发展都与十年之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金融环境也与之有所不同。金融资产包括现实中的货币、有价证券和保险。十年前刚有股票市场，基本上还没有保险市场，十年来金融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我们从金融资产这一项来看，老百姓手中有近7万亿的存款，银行手中有13万亿的存款，有11万亿的贷款；老百姓有市值近5万亿的股票，其中三分之一是流通的。总体而言，金融结构是这样的：7万亿的存款，1万多亿的现金，老百姓和机构共同持有1―2万亿的股票，此外老百姓还有一些国债，大约有1万3千多亿，中国还有3000多亿的保险，这基本构成了大的金融资产结构。而十年前的金融资产基本上是货币形态，现在却有了保险、股票。由于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化，我们所面临的风险和问题都与以前不同了。

中国的融资主要靠银行，风险太大。现在我们就按照三块金融资产来分析一下它们各自的风险。在银行的金融资产，老百姓有7万亿，企业有6万亿，工农中建四家国有银行掌握着存款的70%。由于这四家银行历史悠久，其不良资产也较高，剥离之后还有25%是不良的。这是一个什么概念？也就是说工农中建的贷款中大约有25%是不良资产，去年和前年已被剥离出1万多亿不良资产，这之后还有25%。这个情况比较严重，作为银行债权人的老百姓和企业有很多存款在银行，而银行贷出去的款又有很多收不回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外国人奇怪中国的金融怎么还能这么稳定，这是因为国家的信用。虽然也曾发生局部挤兑现象，但基本上还是稳定的。尽管如此，我们的问题还是存在的，且这个问题随着加入WTO将会越来越迫切。中国的承诺是加入WTO时将允许外国银行在中国办理外币业务，在两年之内允许其办理对企业的人民币业务，在五年之内办理对老百姓的人民币业务。而从现状看来，我们银行是不能适应的，服务不如别人，风险又高，竞争力不强。但中国银行又走不出这个怪圈。有人提出能否用私人银行来解决，但过去中国金融犯罪（主要是私人金融机构）对中国金融破坏力却是极强的。比如，一些城市的信用社，大多数风险都很高。

现在讨论中国金融能否对外开放？中国过去开放了，办了几千家城市信用社，但大多数造成很大风险，很多都是私人卷款而走。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其实就象农民包山砍树的例子一样，我们将山承包给农民，结果很多都是一承包就砍树，如果我们碰到这种情况就立即将山收回，则那些砍树的人实际上占了便宜，将来我们再将山包出去，由于人们不相信政府会让其长期开发，因而砍树的人会越来越多。中国银行的怪圈也是这样，中国的私人金融犯罪就是因为他们不相信政府会真的让其办金融，所以多是捞一把就走，也就形成了这个怪圈。

我有一种世界经济正在向“经典经济”回归的观点，这是一个大的判断。所谓经典经济就是本世纪初的经济，最有名的就是凯恩斯的理论：生产过剩，失业率上升，有效需求不足都是这种经济的特征。1929――1933年即是典型，全世界遇到大萧条，资本主义面临崩溃，矛盾激化，产品卖不出去，这时还出现了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的胜利。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使全世界有将近一半的人口生活在计划经济下，这同时也缓解了资本主义的矛盾。计划经济是短缺经济，是供不应求的，而市场经济是供过于求。社会主义阵营从供求上大大帮助了资本主义经济。有人说计划经济是封闭的，如何帮助资本主义经济呢？应该说，那个时候虽然有冷战，有禁运，但事实上通过一些灰色途径，短缺经济将过剩的经济供给吸纳过来，从而使资本主义获得了一个高速的发展。为什么我说是回归呢？随着苏联的解体，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计划经济正在消亡，只有极少数国家如古巴和北朝鲜还是什么都配给，还是供不应求，但其规模毕竟太小了，而大多数国家都脱离了计划经济，而不能再吸纳过剩的产品。且中国过去一直是净出口国，所以计划经济的消亡将使短缺经济不复存在。科技进步，生产能力提高使供给增加，而另一方面计划经济的消亡又使需求相对下降，这其实导致了供给格局的变化。所以在全世界范围里又出现了供过于求的局面，这是经典经济的特征。这是一个中长期的判断。中国经济也将面临着经典经济的环境，这对于制定货币政策以及别的金融问题都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以下的内容由于易教授是用图表来展现的，所以我们这里只能将易教授的讲解记录下来。）

从1970年到2000年，世界平均GDP的增长率为3%――4%，而物价在90年代有一个大幅度的下降，这实际上反映了供给格局的变化。这是经典经济在物价方面的支持。中国1992年以来GDP有所下降，但去年又有反弹。中国的物价走势也反映了我刚才所说的情况。1998年到2000年中国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2000年下半年，生产资料指数在上升，压力有所缓解。过去几年我们七次降息。我们的贷款增长率由百分之二十几降到了百分之十几。我们的人民币汇率稳定，外汇储备逐年增加，对外贸易速度趋缓。今年外贸有些压力，去年贸易增长率为40%左右，这在全世界基本上是最高的。内需主要指消费和投资，外需则是指进出口。GDP等于消费、投资与进出口的和。去年我们的GDP增长率为8%，其中消费占了约62%，投资占了约36%，而进出口大约是2%。这是2000年的数据，但过去5――10年的时间里基本上都是这样。我们的税收增长率过去是小于GDP的增长率的，但在1995年以后就不同了。1999年GDP的增长率为7.1%，但由于通货紧缩严重，税收增长率为10%，大大高于GDP的增长率。

从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一直在下降。1978年是33%，80年代是百分之二十多，1995年则为百分之十一左右。1996年我们进行了税制改革。去年财政赤字占GDP的2.9%，而根据欧盟的标准，3%是警戒线。在这样政府负担中，内债有一万三千多亿，外债有4000亿，加起来占GDP的20%，这都是对外公布的，即所谓的显性负债。而隐性负债中包括不良资产2万亿，社会保障制度对职工的欠帐有2.5万亿，共占GDP的50%。而显性与隐性两项加起来就占据了GDP的70%。但这还是保守的估计。

今天我想讲货币政策，这个体系比较复杂，其中要弄懂基础货币的问题。用B来表示基础货币，则B=C+R，其中C是指流通中的货币，R是指金融机构在中央银行的储备金。过去中央对基础货币的调控主要通过再贷款、外汇贷款和政府借款来实现，但现在则主要通过公开业务操作和再贴现来实现。2000年时，再贴现在基础货币调控中占据了35%。从这样的情况中可以反映出一定的信息：中央银行控制基础货币的手段正在由计划向市场转变。

下面我们来讲一个理论上的问题。关于蒙代尔（克鲁格曼）不可能三角形，这是蒙代尔在70年代做的一个模型。假定资本完全自由流动，他们讨论了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规律。如果货币独立，则汇率必须不是固定的，反之亦然。也就是说二者只能取其一。这是一个二元模型。几年以前，克鲁格曼将这种说法变了一下，不假定资本的完全流动，这三者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个三角形的三条边表示了三件中央银行最渴望得到的三件好东西。第一是货币政策的完全独立，即独立的利率政策。第二是资本完全自由流动，这是OECD成员国的要求，这就是为什么韩国为了加入OECD而急忙将其资本项目放开。第三是汇率稳定，因为汇率波动会造成很多金融风险。三角形的三个顶点表示三种制度安排，分别为汇率自由浮动，资本完全控制及货币联盟。克鲁格曼的贡献在于其将原来的假设也变成了一个变量，将其内元化了，使二元模型向三元模型转化。在这三者之间只能取其二，而不能都得到。比如，大多数OECD国家汇率是浮动的，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并且有独立的货币政策。而中国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汇率制度固定，但放弃了资本的自由流动，我们有外汇管制局。香港则是资本自由流动和汇率稳定，但却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

我们又做了新的研究，将蒙代尔和克鲁格曼三角形搬到了坐标上。我们的假说是这三个变量的和等于2，是对前人分析的扩张。前人主要是分析角点，而我们的假说则可将中间地带也纳入。比如，中国不会放弃货币独立性，在另两个变量之间可以有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则可以考虑中间的制度安排。我们还证明角点稳定，中间点不稳定，其重要性在于加入WTO后将三者的关系说清楚，三者之间只能取二，这对三者都有重要的政策的含义。

我说中央银行的不良资产有望下降，有几个理由：第一是储蓄分流，金融资产多元化。过去老百姓的钱必须存在银行，而现在金融种类增加，则不必如此。第二是银行资金运用多元化，过去主要是给企业贷款，但现在除此以外，还可以做消费信贷，买国债，其运用中就会考虑防范。第三是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加强。第四再贷款不象过去那么容易，使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约束加强。如果执行的好，则不良资产有望下降。

我国的消费信贷1997年是零，1998年则为650亿，1999年是1500亿，2000年则为4000亿。消费信贷是指贷给自然人的贷款，通常都有抵押。我预测到2005年，我们将会有2万亿的消费信贷，占贷款总数的12%。美国目前消费信贷占贷款总数的40%，香港占50―55%。所以中国消费信贷发展的潜力是很大的。这不仅有利于改善银行资产质量，也有利于社会扩大内需。

主讲人简介:

易纲, 男, 1958年3月5日生，北京市人，汉族。高中毕业后到北京顺义县高丽营公社插队，任知青队长。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 1980年被北京大学选派到美国留学。1980－1982年在美国哈姆林大学学习，1982年获美国哈姆林大学管理学学士学位。1982－1986年美国伊利诺大学经济系学习，1984年获美国伊利诺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86年获美国伊利诺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易纲1986年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任教。1986－1991年任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助教授，1992年获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终身教职，并晋升为副教授，1994-1997年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副主任、博士生导师。1997年至今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

易纲1985－1986年任美国伊利诺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席。1992－1993年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1993年夏天组织并率领中国留美经济 学会考察团赴台湾省做为期两周的经济考察。1993年发起并组织 （与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留英经济学会）“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100多名中外著名经济学者和政府官员参加了1993年7月在海口召开的研讨会。 1993－1994年与林毅夫、张维迎、海闻等发起并组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