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成钢：以“真改革”释放经济活力

改革的设计绕不过制度改革，否则所有措施都是权宜之计，没有办法真正解决问题

近段时期，治学风气成为知识界反思的话题。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针对中国经济学界的治学之风给《财经》撰文表示： “在中国，经济学辩论像是一场运动员、裁判员和观众一起上阵的足球比赛。混战结束后，留下的只是一堆无人认领的鞋子。”他认为，在经济学研究的态度上，目前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缺乏独立思考的精神；二是缺乏反思和自我批评精神。

针对治学风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也曾感慨：中国缺乏思想市场，学者不能踏实研究基础理论，在诸如产能过剩、产业政策等基本问题上，浅尝辄止，来回打转。

12月初，长期在海外做研究的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许成钢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对余永定提出的治学风气问题表示，这个其实是中国学术界的普遍问题，经济界、商界、自然科学研究、工程研究等都存在这种风气――不扎实、不深入。“做学术研究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任何一个课题都需要熬很长时间，很费力、很费力。”许成钢说。

他指出，在国内，学者出名比较容易，从学术的角度讲不是好现象，“容易出名，诱惑太大了”。从国外一个好学校毕业，甚至还在国外教过两年书，回国后在媒体上多讲话，就容易出名了，反而在学术上不能坐下来扎实研究了。在国外，无论你多么天才，既不容易出名，也不容易发财，在学术界，如果想出名、想发财，最好赶快离开。学术研究是扎实、专业和严谨的，充满了艰辛、磨砺和坚持。

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今年把“2016中国经济学奖”授予了钱颖一和许成钢两位教授，以表彰“他们在转轨经济中作用于政府和企业激励机制的研究所做出的贡献”。12月4日， 在“中国经济学奖”颁奖典礼上， 吴敬琏认为，基于两位学者严格的经济学训练和素养；强烈的专业主义精神，表彰他们符合许多经济学家的预期。他也警醒：“学术讨论往往变成没有共同基准的乱仗，通常只能得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结果。”

近日，许成钢教授就中国经济的增长症结、官僚体制的激励机制、制度变迁与改革等问题接受了《财经》记者的专访。

找准经济症结 释放消费潜力

《财经》：中国在2009年－2011年期间的经济增速超过了潜在经济增速，主要依靠投资快速增长。但经济增长的效率较低，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增速还不到2008年以前平均增速的一半，投资回报率也不断下降。目前“稳增长”的政策下，依靠的仍是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组合托举的政府主导、国企为主的基建投资模式。如何反思这种政策组合下的投资模式？

许成钢：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经济学界就开始反思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了。那时，中国经济的体量已经非常大，从第四大经济体快要变成第三大经济体，这么大的经济体，依靠投资、出口拉动来维持增长不可持续。规模巨大的投资有助于维护当年经济增速，却导致投资回报率的持续降低。实际上，中国经济的主要症结在于内需不足，早在2006年、2007年这个症结就已经暴露得很清楚。金融危机一来，经济快速下滑，这样的增长模式问题就更突出了。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给政府一个很好的刺激经济的理由。当然，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情况下，进行刺激是应该做的，但这只是短暂之策。其实，中国有自己要直面的问题，内需不足。由于内需不足，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经济就已经开始下滑了，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居然还有一段时间维持高增速，就是因为财政刺激。

《财经》：说到内需，近期国务院印发进一步扩大旅游、体育、教育等领域消费的意见，明确通过增加服务供给释放潜在消费需求。但鼓励消费政策多年出台，似乎成效不大。

许成钢：对内需不足的病症诊断要找准原因，内需不足最终的原因是因为收入偏低，只要不解决收入偏低的问题，采取其他任何做法，效果都不一定好。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总值占GDP比例偏低，决定了全社会的需求不足。这实际上是相关制度带来的，相关制度使得各级政府以各种方式增加财政收入，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多年来快于GDP的增长速度，内需不足是近20年时间积累的结果。

现在有一个假象，中国人非常富裕，购买力很强。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有一亿人很富裕这个比例就不小，如果有三千万人到国外疯狂购物，也会表现得很有钱，但这并不能代表大多数中国人。我讲的是全体居民。如果按照发达国家的贫困线标准，中国一半人口甚至超过一半的人口是在贫困线以下的，这个贫困线以下的人有饭吃、有衣穿，基本生活没问题，但没有多大消费能力。

《财经》：目前，由于城镇居民中高收入阶层和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差距逐渐扩大，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预期不断下降，中低收入者的消费欲望受到压抑。怎么解决收入不足的问题？

许成钢：减税清费仍需加码，把政府拿走的税收比例减下去，让居民家庭拿到的收入比例提升，并且让全体居民家庭感觉到这个增长不是暂时的，而有一个长久的预期，这样整体的消费能力就出来了。大规模减税会让老百姓高兴，一边是国民高兴，另一边又让中小企业发展起来，政府的税收也随之上升了。

最近三年居民家庭收入占GDP的比例开始上升，但是三年的上升相对过去20年的下降，远远不够。政府如果非常关心长远的经济增长，就需要更大幅度的减税清费，而且重要的是对中小企业的减税，比如给从事服务业的中小企业减税免税，让企业普遍恢复活力。

大幅度减税，这个建议可能会让财政部不高兴，你让大幅度减税，我的开支怎么办？财政开支可以用发国债的办法解决，就是到市场上发债券，包括到国际上发债券。大家都知道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是从美国引出来的，可是大家把股票卖了却去买美国政府债券，为什么呢？人们认为美国国债靠得住。今天全球投资者普遍对中国经济有信心，借这个大好机会，应该发政府债。等人们对中国经济的信心搞掉了，就来不及了。一边发政府债，一边减税，国内经济就激活了，经济起来反过来又支持继续发债。

《财经》：过去在避开制度顽疾的边缘改革中，中国选择了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但是，这条路现在已走不通。如何通过制度改革为内需增长清障？

许成钢：今年以来民间投资下滑特别严重，原因就是前面讲的内需不足，因为严重产能过剩。当市场上严重产能过剩的时候，民企面对的是硬预算约束，民企需要生存，如果乱投资造成资不抵债，要破产的。所以当整个市场内需不足，市场上没有需求的时候，那么面对硬预算约束的民企就会很谨慎，不敢投资。

另一面，如果还要用刺激方式顶住经济增长，民企很难参与其中。其结果就是变成了你提到的，让国企为主力投资，而国企靠的是借债，这个债往往是要变成坏债。当整个市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更容易导致国进民退。人们讲国进民退已经很多年了。国企改革、内需不足这两个问题没有解决，民企更没有兴趣去投资，更没有机会去投资。

防范风险比刺激增长更重要

《财经》：如何看产能过剩问题？

许成钢：产能过剩与杠杆率猛增。这两个并行的问题都是软预算约束问题驱动的。国企、国有部门面对软预算约束，导致投资过多，由于不需要顾忌后果，也不怕破产，国有部门的过度投资必然导致产能过剩，当出现严重产能过剩的时候，就把经济增长的下一步可能性给搞掉了。所以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其他的措施都不可能解决问题，比如说刺激一下投资，用什么办法刺激一点消费，都是“补丁式”的。

《财经》：中国经济下一步需要警惕哪些风险？

许成钢：中国经济面对两大问题：一个问题是经济增长，另一个是稳定问题。刚才基本上集中讨论的是经济增长。其实稳定性问题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搞不好可能很危险。实际上去年的股灾就是一个典型的稳定性问题。去年的股灾由于爆发快速，所以泡沫没有那么大，如果股灾没有很快爆发，假定决策者用各种各样的办法维持股市泡沫继续膨胀，涨到了今年再破的话，那很可能引发全面的灾难，就不仅仅是金融市场层面了。

实际上中国需要警惕的隐蔽风险中，地方债是其中一个，现在中国债务总体占GDP的比例非常高，中国已经是世界上债务占GDP比例较高的国家了。

《财经》：包括隐性的债务？

许成钢：对的。不能简单地比数字。比数字好像中国比日本的债务低很多，既然日本高债务没问题，那么中国应该没问题。但是简单比数字是误导，因为债和债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日本大量的债是市场上发行的债券，而中国债的主体是银行债，这些银行债是以抵押品的形式发的。日本在市场上发的长期债券只要债券没有到期，根本没有问题，哪怕债到期了，只要有能力继续发，卖得出去就不要紧，唯一不好的是把这一代人的债挪到下一代人那里去了。

但是中国债务是银行以抵押品的方式借出来的债，它随着经济变化而变化，如果经济变坏，抵押品价值下降，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就发生了变化，抵押品的价值是做在银行资产负债表里的，资产不值钱了，银行的杠杆率就上去了，这时候银行就比较危险。将来有一天这个银行会不会破产，当然很多人说在中国不会发生，有国家支持。那么，国家怎么支持？就会导致恶性通货膨胀。这个东西是绕不过去的。中国仍然是转轨国家，当年苏联、东欧这些转轨国家在转轨时期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原因就是因为先前积累的债务越来越多。

《财经》：债务积累到一定程度拖不住了。

许成钢：对，事情爆发的时候往往与人们的预期相关，如果人们预期中国不会出事，会采取一种行为方式，一旦普遍认为中国可能出事情，就会改变对中国经济的预期，人们的行为也就随之转变。这时就麻烦了，债务问题一触即发。经济增长是6.5％还是6％、5.5％，关系不太大，但是经济稳定性是基本问题。

现在人们简单地看债务占GDP的比例，这个角度不对，你得看欠的是什么债，一定要把银行里用抵押贷款的方式减下去，改成市场上卖出去的债券。

中国债务问题中很大一部分是地方政府债。所谓的地方政府债，实际上多数是以国企的名义，变相从银行里借出来的，这很危险。

认清资本外流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