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奇平:“互联网+”与中国经济的未来形态

作者:姜奇平发布日期:2016-04-22

「姜奇平:“互联网+”与中国经济的未来形态」正文

【内容提要】 “互联网+”将通过结构优化、业态优化和市场优化,向产业服务化方向调整,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互联网+”可以引领制造业转型升级,“中国制造2025”是“互联网+制造”的重要基础,制造业服务化是“互联网+制造”的重要方向;“互联网+服务”将支撑服务业以激活增值服务;“互联网+农业”将充分释放服务化潜力,以服务化带动产业化,以产业化促进服务化,实现融合发展,将农业现代化提升到新水平。

【关 键 词】互联网+/产业服务化/制造业服务化/融合发展/结构调整

互联网与各行各业的融合,早在多年前,就以信息化应用、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制造业服务化等形式在孕育发展。今天,“互联网+”理念的提出,进一步将以互联网为载体的融合发展上升到占据新兴业态竞争高地,推进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优化的新高度。借“互联网+”行动计划的东风,在一产、二产和三产中全面推进“互联网+”,对中国经济转型将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互联网+”将极大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

“互联网+”将从经济结构优化、业态结构优化、市场结构优化三个方面,产生结构转型的效应。

“互联网+”将依靠创新驱动,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向产业服务化方向调整。如果说,“ICT革命是一个服务业的故事”,那么,“互联网+”是一个服务化的故事。服务化不光涉及服务业,而且涉及农业、制造业,是一产、二产和三产共同的升级过程。服务化代表增长方式的转变与经济结构的优化,其方向是要使经济从同质化、低附加值、产业链低端的非优化结构,转向提高质量,追求高附加值,进入产业价值链高端,满足人们多样化需求的优化的结构。

中国政府此时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客观上将推动互联网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整合,变革生产方式,引领产业转型升级。互联网在这里不光意味着技术,而且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新业态是这种新生产方式的外在表现形态)。产业化与服务化最直观的区别在于,产业化是大规模生产,长于降价竞争,进入低端结构,提高GDP速度;服务化是差异化生产,长于提价竞争,进入高端结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互联网+”传统融合行业,实际是产业化与服务化相互渗透融合过程,要在保持增长速度的同时提高增长质量。从产业化向服务化转变,就是从传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

中国将充分发挥网络空间对我国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智能化提升作用,利用移动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打造网络服务平台,加快实现向智能化、服务化方向的转型升级,实现各行各业的普遍增值。在这里,我们看到,智能化、服务化并不仅仅是“互联网+制造”(如工业4.0)的方向,也是“互联网+服务”、“互联网+农业”的方向,是整个经济转型的方向。这不意味着我们又提出了新的转型目标,而是同此前目标一脉相承。例如,科技含量高,环境污染少,这是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转型目标,它可以概括在智能化之下。经济效益好,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也可以概括在服务化之下。因为服务化就是指通过差差化实现高附加值,差差化只能靠发挥人力资源实现。这可以解释近年来为何中国GDP增速下降,但就业率不降反升,这主要是服务业、服务化发展的结果。

“互联网+”的过程还是创新驱动转型的过程。“互联网+”与创新驱动的交集在市场导向,市场在服务化中,通过差差化需求,自然而然地产生对创新的需求。创新就是差差化的供给。没有服务化显示需求目标,创新就会陷入盲目。以往政府导向的创新,往往与应用、需求脱节,主要就是因为没有与服务化结合,片面强调产业化,造成供给导向而非需求导向。互联网产业从出生起,就与市场需求紧密结合,由市场获得创新的原动力。“互联网+”将进一步发挥互联网产业所长,将需求导向的创新驱动,注入所结合的各行各业。一方面在技术创新上学习美国所长,补上自己所短;另一方面在市场创新上发挥中国所长,以补美国所短(美国互联网企业在中国市场百分之百输给中国商业模式)。在“互联网+”中以市场创新为主、技术研发为辅,解决结构优化中的高附加值问题。事实上,如果在“互联网+”各行各业中,真能把互联网业专克美国“师傅”的本事学到手,中国对美国的超车就自然实现了。

“互联网+”将占据新业态竞争高地,使互联网发展空间拓展到中国各行各业,催生多样化增值应用。新业态将突出增值服务,从旧业态中长出增值服务这一价值增长点。以增值的业态化,保证高附加值的稳定来源。这不同于研发创新的思路,是市场创新的思路。

新业态将突出平台作用,重点发展平台(支撑服务业),形成“重服务(支撑服务)―轻服务(增值服务)”相结合的新型业态。

支撑服务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既有联系,又有区别。B2B服务业属于生产性服务业,但不等于全是平台支撑的服务业。中国互联网相对欧洲等国的突出优势在于有一大批世界级的互联网平台企业,通过分享平台资源,为增值服务(APP服务)创造了轻资产运作的条件。

新业态将突出新技术经济范式的作用。在利用互联网方面,要从单纯利用互联网技术,深化为接受互联网技术经济范式。

首先在与移动互联网结合中,不光要得到移动技术,更主要是接受精准营销,例如C2B,以及WEB应用(去中心应用)这些移动模式;其次,各行各业在与云计算结合时,重要的是吸收云服务、商业云、分享型经济这些新模式;第三,各行各业与大数据结合中,比数据分析更关键的是从技术上的多样性,悟出商务上的范围经济(多样性经济),实现模式创新。

新业态将突出数据业务。“互联网+”最终使各行各业实现数据业务的主营化。推动各行各业第二信息部门从成本中心转变为利润中心。例如,电信业早期以语音业务为主营业务,但最终被数据业务“越顶传球”(OTT),实现超越。未来各行各业的增值业务都将成为数据业,形成对传统主营业务的冲击,加快产业创新。

“互联网+”将发挥网络在配置资源方面的主导作用,推动市场向精准化转变。“互联网+”将使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得以充分发挥,更上一层楼,一旦发挥网络超过市场之处,即一对一、精准配置资源的优势,“互联网+”将显示出超级资源配置效力。

与市场机制一样,网络扁平化地配置资源,在这点上有别于政府机制,又有别于市场机制。其次,市场机制主要以定量的价格为手段配置资源;但网络机制主要以定性的信息为手段(包括语言、非结构化数据)配置资源,可以直接精准配置价格所无法配置的资源(如品质、体验),形成情境定价。

“互联网+”将给市场竞争带来新的特点。首先,“互联网+”更适合差差化竞争中具有沉淀成本的可竞争(Contestable)状态,而非同质化的完全竞争状态,表现为平台类似“自然垄断”,而应用(APP)完全竞争的新垄断竞争结构;其次,“互联网+”擅长提高的是效能(相对于差异化的效率,即低成本个性化),而不仅是一般效率(低成本同质化),表现为效率与多样性并重;第三,“互联网+”长于提高劳动者的多样性产出(如创新,因此具有更高附加值),而不仅仅是“劳动生产率”,表现为不仅直接创造更多就业,而且可能提供创造性劳动的工作机会(如创客),并且在一次分配中实现公平(例如苹果商店模式中APP得到三七分成中的70%,而无需转移支付,直接实现公平)。

最根本的“互联网+”,是“互联网+”市场。“互联网+”发展起来之后,人们在说“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将补上一句,“发挥网络在配置资源中的主导性作用”。无疑,互联网将加快有效能的资源配置机制的形成。这由信息化的驱动作用决定。

“互联网+”将引领制造业转型升级

“互联网+制造”,是“互联网+”行动计划首先要加以推动的领域。“中国制造2025”是“互联网+制造”的重要基础,制造业服务化是“互联网+制造”的重要方向。

“中国制造2025”与德国的工业4.0、美国的工业互联网代表了下一步制造业与互联网结合的世界性趋势。其中,“中国制造2025”对于推动中国制造由大变强,使中国制造包含更多中国创造元素,促进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向中高端水平迈进,具有重要意义。互联网将帮助中国推进智能制造,提高工艺水平和产品质量,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带动高附加值的新业态的发育,提升制造业层次和核心竞争力。

把中国正在推进的“互联网+制造”,当作工业4.0或工业互联网是不准确的。德国和美国提出工业4.0或工业互联网,除了顺应发展潮流和普遍规律外,还有与中国竞争的意思。中国可以借鉴其中的普遍规律,但如果照搬德、美针对中国的扬长避短之策,势必造成中国的扬短避长。所以中国必须独立思考,在遵循“互联网+制造”共同规律的同时,扬长避短,才能寻机超车。

乌尔里希•森德勒在《工业4.0》一书中认为,工业4.0实质是为了“控制工业的复杂性”。他指出,“近几十年里,技术开发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产品乃至系统无限增加的复杂性”,“产品的开发和制造所必需的程序的复杂性也在不断增加。传统的方法、手段和结构不足以稳定地控制这种复杂性”。例如,德国工业界认为:“如何解决多样性价值和复杂性成本之间的矛盾,已成为当今汽车制造商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森德勒认为,“复杂的、智能的、网络化的技术体系强迫人们找到新的商业模式”。而对策则是:“把现在的手持设备操作的简单性尽可能多地转移到工业开发和生产的过程及产品上去。这通常被称为简单的复杂(Simplexity)”。这是理解工业4.0、工业互联网和“制造业2025”的关键。“互联网+制造”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多样性价值和复杂性成本这对“收益―成本”矛盾。相形之下,智能化、服务化已经具体了,只是上述逻辑的派生。智能化是指从技术角度(人与自然关系角度)提高多样性价值和降低复杂性的成本,服务化是指从商业角度(人与人关系角度)提高多样性价值和降低复杂性的成本。

中、德、美“互联网+制造”的不同在于:德国的优势在制造业的中间环节,美国的优势在技术创新,中国的优势在市场创新。德国工业4.0针对中国的一面在于,他们认识到,德国工业正是由于存在以嵌入式软件技术形式固化的复杂性中间增值环节,才没像美国制造业那样被中国掏空。因此他们加强以软件固化多样性价值这一增值点,进一步改进方向是引入移动智能的化简、降低成本,实现Simplexity,防止被中国人追上。美国搞工业互联网,与德国相反,是在总结与中国竞争教训,也认为不能把制造业搞得太简单同质化,要发挥技术创新这一相对中国的比较优势,占据制造业的上游,利用自动化制造“新硬件”。“工业互联网”立论不像工业4.0那么稳,弱点在它与就业脱节,招致更强调就业的“新工业革命”(创客)理论与之竞争,二者真正的共识在强调技术创新上。中国的“互联网+制造”,一方面要补自己的短板,这就是通过“制造业2025”,强调智能化――分别加强工业技术和信息技术,并强调相互融合,分别去追德国、美国所长;另一方面还要发挥自己的所长,这就是背靠巨大市场的比较优势,在市场创新上寻求超越德、美,获得“互联网+制造”的主动权。

中国的“互联网+制造”要加强服务化环节的创新驱动,寻求弯道超车。中国通过互联网+行动计划来加大力度,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从表面上看,这说的是技术;但仔细阅读政府工作报告,它说的实际是新业态。因为是在新业态这一节下谈“互联网+”,而不是在技术的那一节下谈。发展新业态属于市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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