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商 邬昶俊：西方世界兴起的全景解读――中西经济崛起的比较研究

一、李约瑟之谜与西方世界的兴起

近代以来，传统观念上的东西方关系是以西方中心论为基础的西强东弱的世界体系。在这一观念下，人们不断地提出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即李约瑟之谜和西方世界的兴起。

无论从哪一个方面出发，都是回答同一个问题：在古代创造了辉煌文明并领先于西方世界的东方世界，为什么近代以来落后了？这就是广义上的李约瑟之谜；同时，西方世界为什么在近代以来追赶并超越东方世界，这就是西方世界的兴起。

这一问题引起了无数学者的探讨和研究。在以往的研究中，一些学者往往采用抽象分析方法，从技术、文化、制度等侧面，解读西方世界的兴起，如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效率的差异，文化论者关于西方文明优势论或西方文化传播途径优势论，西方世界技术优势论以及建立其上的军事优势论、欧洲地理优势论，西方世界有效地解决了生态危机，等等。

也有一些学者从多个因素对西方世界的兴起进行解读，如西方世界地方主义的竞争和战争、牛顿的科学成就、法治和财产权、战争和疾病促进的现代医学的发展、消费合作型社会、严格的工作道德规范。

迄今为止，关于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未能取得统一认识，然而，不同的研究者从自己的研究领域解读西方世界兴起，为我们解读了西方世界兴起的全景式图画的一角。

笔者力图在串联这些原因的基础上，对西方世界的兴起提供一幅整体的全景式图画。在此基础上，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崛起与西方世界兴起进行比较，深化对中国经济崛起的认识。

“在世界历史上，把现代社会与以往任何时期区别开来的特征，就是经济增长这一事实。”经济的持续增长是一个国家崛起的物质基础。欧美经济史表明，工业革命以来，财富增长远超人口增长，工业革命带来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并进而带来人口和收入的双增长，西方世界没有重新回到生存收入水平的马尔萨斯经济均衡状态。尽管欧美经济发展也经历了跌宕起伏，但总体发展趋势是加速不断向前的。

著名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逊在其《世界经济千年史》中将1820年后的世界分为A组和B组。A组是西欧、西方衍生地区和日本。其人均收入提高了19倍，而世界其他地区的B组只提高了5.4倍。A组的增长幅度几乎是B组的4倍。那么，A组为什么会在1820年后取得如此优秀的成绩？在A组和B组之间为什么会存在如此明显的差异，并导致今天世界的分化与差异如此之大？

二、技术、文化还是制度？

著名新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开篇写道：“在过去几个世纪，西方人已经冲破了赤贫和饥饿困扰的社会束缚，实现了只有相对丰裕才可能达到的生活质量。”西方世界实现了经济崛起，超越了东方世界，并在此经济基础上，建立起主宰现代世界的政治和军事优势，缔造了一个以西方世界价值观为主导的现代世界体系和秩序。

西方世界是依靠什么兴起的，这从来都是学术界研究和思考的主题，对这一主题的探讨，也可以为落后国家赶超先进国家提供他们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的历史经验。落后国家之所以落后，是因为技术上落后于先进国家还是文化精神的劣势使然？是制度组织的效率不高还是人口素质水平落后？是地理环境决定的还是面对非常规发展带来的生态压力做出的不同的机制反应？

（一）是技术吗？

传统观点认为，技术的变迁和进步是西方世界经济成长和发展的主要原因。早期代表人物主要有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等。亚当•斯密解释财富增长的来源是技术进步导致社会分工的发生，以及由社会分工带来市场规模的扩大，进而带来商业革命，并促进了技术进步和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密化。如此循环，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生产效率不断提高，社会财富日益增加，最终实现了经济以一个加速度的趋势向前发展。

随后，卡尔•马克思等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发现，资本主义在它产生以来的150多年的历史上所取得的生产力的进步，要比在它之前的人类所有历史发展中所创造的生产力都要大、都要多，也由此论证了西方世界的兴起主要是技术上的进步以及建立在技术进步基础上的其他优势。

英国之所以能够第一个跳出马尔萨斯经济均衡，实现经济崛起，被归因于肇始于18世纪以来发生的工业革命。随着工业革命向欧洲大陆和北美洲的扩展，欧美经济史也围绕着工业革命而展开。工业革命的后果之一就是带来财富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人口的增长速度。

而工业化正是现代世界实现技术跨越式进步的表现，这种技术跨越式进步最初都是以使用机械动力为基础，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以自然力或畜力作为动力的历史阶段。工业化在促进人类社会产品生产上有着巨大的创造力，终于摆脱了以前以自然力或畜力作为动力的技术进步取得的收益，很快被人口增长所抵消的马尔萨斯陷阱的宿命论，使人类社会从漫长的维持基本生存收入水平的传统社会进入到富裕、先进的现代经济社会。

现代西方经济学在继承亚当•斯密的技术决定论的基础上，发展了各种经济增长理论。被认为是任何经济增长研究出发点的新古典索洛增长模型尽管强调资本的作用，即通过经济政策引导更高储蓄率将提高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但认为一个国家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则是独立于经济力量之外的技术进步率（由于边际生产率递减）。

换言之，技术是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将人口增长内生化后的索洛增长模型，预言人类走向马尔萨斯经济均衡是一个“稳定状态”，不出现特殊的条件是无法打破这种均衡的。

以人均资本表示的生产函数y=f(k)，其边际生产率是递减的。该函数表示人均产出与资本―劳动比率之间的关系，可变的人口增长所需的投资线是人均折旧加上稀释，即[n(y)+d]k，其中n表示人口增长率，d表示折旧。sf(k)表示人均储蓄。

如图1所示，横轴表示人均资本，纵轴表示人均收入水平。曲线sf(k)和[n(y)+d]k的交点A、C便是△k=0的稳态水平，经济处于人均资本增长率和人均产出增长率水平都为0的一个均衡水平。B点是不稳定点，经济趋向离开B点，要么向A点趋近，要么向C点趋近。但在人类历史上直到西方世界兴起，B点总是向A点趋近。A点是高人口增长和低收入的贫困陷阱――马尔萨斯经济均衡点，是1800年以前人类都难以突破的普遍规律。

从A点到B点往往是一个短暂的过程，即短期技术进步带来收入增长转化为储蓄后形成资本量的增长。但随着增长收入被人口增长所稀释，资本存量开始减少，即从K*B向左趋向于K*A，收入将重新回到Y*A。

从A点经过B点再到C点，说明来自于收入增长的资本量增长率开始高于人口增长率，从而形成新的“均衡点”，表明人类开始跳出马尔萨斯经济均衡，从处于马尔萨斯经济均衡的传统社会，成功进入到低人口增长和高收入的现代经济社会的新的“稳态水平”。

显然，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只是简明地解释了，一个国家由于节俭或人口增减变化引起的储蓄率变化，进而引起经济的上升或下降，并没有解释技术进步率，无法解释工业革命以来世界范围内大多数国家人均GDP呈现出的持久性正增长，更不能为经济增长的持久性跨国差异提供解释，即某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要高于另一些国家所形成的近代世界历史上贫穷落后国家与先进富裕国家之间的差异。为此，一些学者围绕技术进步的内在机制进行探讨，以图弥补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这一缺陷。

如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物质技术的发明、创造、使用都是以人的知识进步为基础的。物质技术人本化，由此形成了人力资本的概念。对人的投资形成了人力资本，它必然提高人的经济价值，从而带动经济增长，由此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即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才或人力资本。

实际上，人力资本投资也是以上述物质技术进步带来财富非常规的增长作为经济基础的。如果没有财富的非常规增长，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人力资本的积累增强了物质资本投资对于产出的影响，这符合西方世界经济发展与教育发展同步的历史事实。

格里高利•克拉克把西方世界的兴起归因于西方世界的文化传播途径更好、更有效率，从而为西方世界兴起积累了丰富的人力资本。他认为，西方世界在18世纪以来，贵族家庭生育率显著高于世界其他地区，由于条件较好，其子女接受教育的水平提高了，但长子财产继承制度使其他子女不断地流入平民阶层，为文化知识在欧洲的传播提供较好的条件，提高了欧洲的人力资本，从而可以提高欧洲的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并最终使西方世界实现经济发展和崛起。

一些现代经济模型也特别说明了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对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对高等教育投资较多的国家可以获得更高的科研生产率，并通过技术性劳动的总供给来降低科研的机会成本。

后来阿罗提出了一个基于“干中学”的模型――“技术进步是生产新资本产品过程中的一种无意识的结果，对于企业而言是纯外部性的”，成为构造技术进步内生化的经济增长的AK模型的基础。这一模型认为，当人们进行资本积累时，“干中学”带来的技术进步可以增加资本的边际产出，从而抵消技术不变时边际生产力递减的趋势，由此解释了世界范围内自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的历史。

罗默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内生化，认为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内生增长的唯一源泉”，罗默构造了一个用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说明经济增长的模型。现在的问题是，技术从何而来？技术离不开生产过程，也离不开研究活动。

对于技术来源于生产活动的解释是，生产活动中产生了知识外溢，利用知识的外部性促进了物质资本的产出，提高了生产率，厂商获得了更多的利润，开展研究活动的额外资金投入到研究活动中，生产便具有了新的技术。新的技术开发进一步带来新的产品，又促进了劳动专业化分工。

林毅夫也从技术变迁和进步的角度，解读西方世界的兴起与中国的长期停滞。他在解释李约瑟之谜时，指出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在于工业革命。他定义了科学与技术的区别，认为工业革命发生的基础是科学而不是单纯的技术。技术可以依靠众多的人口数量获得，中国古代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得来的。

西方世界的近代科技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最终促使西方世界发生了科学革命，进而发生了基于科学革命基础上的工业革命。并且，西方世界的技术革命是发生在生产非必需品的工业部门，对非必需品的所得效应为正，但相对价格效应却为负，因而西方世界技术变迁的结果是导致人均收入的持续大幅度增长。

而中国虽发生了技术革命，但主要是在生产必需品的农业部门，从而降低了养人成本，技术变迁对于养孩子的相对价格效应和所得效应均为正。因而传统中国长期陷入经济规模总量扩张与人口增长的同步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