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国强：林毅夫、张维迎之争的对与错

田国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最近几个月由林毅夫和张维迎引起的关于产业政策的论争，让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以及政府决策和管理领域的学者卷入其中，成为了一次学术大讨论或辩论，直至11月9日张林两位教授关于产业政策公开辩论达到高潮，但论争仍然没有平息的迹象。笔者看到林毅夫和张维迎两位教授围绕产业政策所发表的观点后的第一感觉就是，双方讲的都有不少合理的部分，但论断都很有些走极端，都有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味道。结果，我早先发表的一篇评论，加上我在《财经研究》所发一篇文章中对新结构经济学提倡的有为政府的批评看法，上月在某微信群中引起了林毅夫教授的反弹，将笔者也卷入到这次辩论中来了。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客观看待政府产业政策及其是否应该提倡有为政府？他们二人具体对和错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会让这么多人参与到这场争论？

这次关于产业政策理论与实践问题及其有为政府的大辩论，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尽管大家各自有不同看法，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就是这场大辩论在很大程度上切中了当下中国经济及其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如何才能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的辩证互动关系，从而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使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而不是更多地发挥政府作用，即改革何去何从。

这次核心争论焦点问题，在笔者看来有三：一是市场化改革方向是否坚持的问题。二是政府在经济发展和深化改革中的作用边界到底在哪里？三是林毅夫等人所极力推崇的产业政策对经济发展到底起不起到关键性作用？这三个问题又都涉及一个更为本质问题，这就是：要同时处理好发展的逻辑和改革（从而治理）的逻辑，政府职能的基准定位到底应该是有边界的有限政府，还是无边界的有为政府？这个问题涉及到中国经济是否能长远发展、改革何去何从及如何深化改革的问题，才能让改革成功和经济持续发展，实现长治久安和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

按照中国国学智慧给我们的启迪，要将一件事情做成，特别是在国家层面上将方方面面的人和事的事情，例如改革和变革这样决定国势、格局的大事做成，就是要看行事的方式方法是否符合“明道”、“树势”、“优术”及“择时”这样综合治理的四要素。因此，我们在研究、研判中国改革与发展，让改革或政策或某个制度安排具有可行性，可操作的，同时避免大的风险，让风险具有可控性，让改革成功，作为学者，特别是在给出政策建议时，需要从道、势、术、时这四个维度进行考察、检验和研判，从而我们必须要做到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

纵观林、张两位关于产业政策的一系列辩论和他们以往的许多文章和讲话，尽管他们都有许多合理的、有新意的观点和论断，但有两大问题，一是讨论、辩论问题的方式有问题，导致各说各话，使之对话没有交集，无法聚焦，无法达成共识和深入下去，在一些ABC的初级层面上纠缠，显得没有训练，没有水平，更没有实质效果，这大大减低了讨论争鸣的效果，真不像是在进行学术讨论，倒好像是在作媒体秀一样。此外，在给出论断的逻辑性、科学性、严谨性及学术性有较大欠缺，无论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就是他们的观点偏颇，走极端，不知道任何一个理论或论断都是有局限性的，不可能适应所有情况，解决所有问题，所以论断往往有扩大化和夸大化的问题，显得特别地不严谨，但严谨性却是严肃学术讨论问题的必要前提条件。比如，在这次争论中，一个过度夸大了政府及其产业政策的作用，认为要建立有为政府而不是有限政府，另一个过度夸大了市场的作用和完全否定产业政策，认为市场不会失灵。这样的讨论方式在学术性及其思想性方面都存在着很大问题。

我在此之前和林毅夫教授围绕其新结构经济学中的有为政府概念进行几个回合的商榷和回应的时候，对他的一个最大批评就是他的理论及其结论基于一些到现在都没有严格定义的概念，如有为政府这个概念，必然引起许多不必要的争论。林所采用的概念定义不清晰，边界游移不定，不同的场合给出不同的定义，很让笔者感到意外。因为林毅夫教授是全球最顶尖经济系，也是自由市场派的大本营――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毕业的，理应有良好的理论、逻辑、严谨的分析训练。其次，你无论怎么指出和着重强调，他好像忘得干干净净，下次仍然如此，不得不让你重新再说一遍。这次大致看了11月9日他和张维迎关于产业政策的公开辩论后，更加确认林毅夫在讨论问题时非常地不严谨，对自己观点的阐述逻辑层次不清、概念模糊，并且不时地根据需要改变定义，对于这些缺点，张维迎在这次辩论中也或多或少地指出来了。尽管质疑声四起，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人指出了这点，林毅夫仍不为所动，仍然一味地坚持自己的观点和这样的辩论方式，导致了许多不必要的争论及和他辩论的困难性和效果性。可能笔者是学数学出身，攻读博士是在以严格、严谨训练学生著称的明尼苏达大学经济系毕业的，一直又是从事微观经济理论研究的，对讨论问题的不严谨性特别在意，但现在越来越感觉到林毅夫存在这个弊病，很难和他辩论下去。

作为学者，我非常赞同林毅夫在他最新的文章《我对张维迎的17个回应》所提倡的辩论方式：“辩论不是口头的，因为，口头辩论不容易聚焦于逻辑和经验事实。写出来最好，通过文章，大家可以刀对刀、枪对枪、逻辑对逻辑、事实对事实，这样才能使真理越辩越清楚。所以，笔者写成此文，在下面具体讨论他们的对与错和谁错的多时，我就不遮掩地指出林、张两位可能有问题的地方，真正希望做到刀对刀、枪对枪、逻辑对逻辑、事实对事实，以便读者辨析。我的基本看法是，如果说张维迎给出论断是学术方面不严谨的问题，那么林毅夫不仅是学术方面有问题，更是思想性，把握改革的方向性和学术讨论方法论方面的问题。

一、  林毅夫的对与错

在学术讨论中，作为学者，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说客观的话，出于各种原因，可以不说，但要说就应该说出真实看法。我读了毅夫教授不少的文章和论著，我认为他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及其观点都有不少合理的部分（比如政府对产业政策应该因势利导的看法，我原则上是赞同的，当然不同意之处是慎用，特别是不能任意扩大化），其研究的问题，也就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要面对、重视和解决的，但有许多误区和不正确的地方，得到了一些没有严谨逻辑分析的结论或犯了结论扩大化的错误。下面提出10点看法和林毅夫商榷，也请读者辨析。

1、应通过控制实验科学分析法来辨析什么才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就巨大的差异因素

林毅夫认为，中国能够在30多年里实现高速发展，归功于政府的主导，认为政府大部分的干预是对的，从而形成了其要构建有为政府的核心结论。对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应该通过控制实验的科学方法，以辨析出哪些改革举措和政府政策是中国改革取得巨大成就大的差异因素，而不是拿其他国家的经验来作对比（由于各国初始条件不同，是没有可比性的）。所谓科学，其核心就是通过控制实验，即将其他影响因子固定（由于各国初始条件不同，林毅夫拿其他国家对比，就不满足这个条件），以此找出两个因子之间确定性的互动关系，从而找出差异因素。我在多篇文章中实际上已给予了回答：中国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由于只是遵循了发展的逻辑，没有注重治理的逻辑，成就之外，仍然存在很多、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基本放弃计划经济，通过实行渐进的，分阶段的经济自由化、市场化、民营化这样“三化”的松绑放权的改革，使之政府的干预大幅度地减少，促进民营经济大发展，从而使国有经济比重不断下降而取得的。

按照控制实验科学方法的说法，也就是，除了固定的因素（如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社会稳定、政府主导等）之外，新的因素是：较大程度的经济上的选择自由、松绑放权的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包括中央与地方政府、对内对外的竞争）、对外开放、民营经济大发展，采用渐进式改革方式，中国的巨大成就正是在对这样的基本经济制度予以市场化改革才取得的。这些新的因素才是中国改革或不改革差别巨大的科学原因，深化改革就是要更彻底地建立现代市场制度的市场化改革，以此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及更好而不是更多发挥政府作用。尽管许多原有的因素，如政府发挥重要作用，是不可或缺的，是本来就有的，但怎么能将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归结为是由于政府主导或政府干预所造成的这样的巨大差别呢？如不采用控制实验的方法来分析中国改革，只是认为固有的因素重要，又不恰当地拿他国进行比较（犯了拿鸡和鸭比较的类比错误），怎么可能由此得出深化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性，从而解决改革何去何的核心问题的呢？从而认为中国道路的成功秘诀，就在于打破新自由主义所谓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神话才取得的结论。由于遗忘了这样的科学比较方法，凡是人们谈论到新因素的时候，就被指责为不重视，甚至是在否定那些原来就有的固定因素，从而被林毅夫贴上休克疗法、华盛顿共识或新自由主义的标签。林毅夫之所以得不到这样的结论就显得一点不奇怪了。

2、讨论问题不能在对方已经澄清后仍然曲解他人的观点

在这方面，让笔者感到十分迷惑不解的是，林毅夫往往没有就事论事，即使对方指出澄清后，仍然是曲解混淆他人的观点，使得对方不得不停留在解释说明，然后林再忽视、对方再解释、再说明的这样循环上，使之讨论无法深入和继续下去。比如，林毅夫将东欧等国休克疗法式的“三化”与中国分阶段渐进式“三化”改革总是混淆在一起进行比较批判，以此说明中国的三化改革不是导致中国改革或不改革差别巨大的科学原因，从而将赞成中国式的“三化”改革的人上纲上线到是在赞成休克疗法，是新自由主义者。尽管包括张维迎、文贯中及笔者等许多经济学反复澄清，指出了他这样的混淆和曲解之处后，林毅夫仍然是如此，包括在他最新的文章《我对张维迎的17个回应》中，仍然是一如既往地采用这种不科学，混淆曲解的说法，让人十分不解。

这样的混淆，在林毅夫的文章和讲话中比比皆是。再如，我已经在拙作《再论有限政府和有为政府――与林毅夫教授再商榷》特别指出，对提倡有限政府的人被认为是，“不注重过程和手段，只注重目标，这完全是误解。我所知道的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是将有市场化改革取向的建立有限政府目标和实现此目标的过渡性制度安排这样的过程，将理想状态和现实应对一直区分得清清楚楚。”“提倡有限政府并不是要以目标代替过程，代替手段，也不是只强调目标不强调过程，不强调手段，而是强调经济发展不能迷失市场化方向，强调要在市场导向的大前提下通过松绑放权改革，通过分阶段的经济自由化、市场化和民营化的渐进式改革、增量改革，做加法的改革，通过一系列过渡性制度安排来逼近有限政府的国家治理目标。”大多数经济学家包括笔者怎么真会傻到将目标和过程手段混为一谈或不讲过程手段而使之目标成为黄粱美梦的目标呢？尽管反复澄清，但林毅夫仍然在《我对张维迎的17个回应》中将提倡“三化”的人认作为是在赞成休克疗法，认为是把“把目标当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