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国强：对当前中国改革及平稳转型意义重大的三个问题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所面临的治理问题也不少：贫富差距、贪污腐败、生态恶化……究其原因在于，改革中该如何平衡处理好发展逻辑和治理逻辑的辩证统一关系，其背后又是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模糊问题，使得政府角色越位、错位和缺位同时并存。如果对导致发展成就的经验和问题的根源认识不清，错把缺点当成优点，把短处当成长处，中国经济的问题不可能得到根治，也不可能实现社会和谐和国家长治久安。

目前，理论界对于中国改革的基本方向问题的共识，感觉不仅没有加强，而是有弱化的倾向，甚至导致一些重大分歧。比如，长期以来中国改革所坚持的松绑放权经济自由化(经济主体自主化)和市场化的方向，被一些经济学家简单地贴上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或休克疗法的标签给予否定，在政府干预经济活动已经较多出现越位和错位的情况下，仍然一味地强调政府主导或有为。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方向感，在一些基本的方向问题上没有形成共识或者出现反复，那么到了后面的政策层面和操作层面就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争论和抵牾，改革中不作为、乱作为乃至南辕北辙的现象也就自然会层出不穷。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所提出的决议精神和发展理念，尤其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政府发挥更好(而不是多)的作用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都非常好，问题是如何才能得到有效执行和落地。

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去一降一补”的五大重点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其推进都离不开公共政策的协同推进。中央在政策方面也提出了“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强调要通过公共政策的组合使用，来加快结构性改革步伐。但是，进展还不如人意。在笔者看来，症结还在于笔者近些年在许多文章中反复提到和呼吁的最基本的方向性、原则性问题没有解决，共识不彰，以致到了基层无所适从，或不作为、或乱作为。

在这篇文章中，笔者想重点谈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市场化改革方向是否坚持的问题。改革的方向性问题首先要明确，松绑放权的经济自由化、市场化和民营化的市场导向改革方向不可动摇;第二，在坚持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改革方向的前提下，关于政府的恰当定位问题，是将政府职能定位于有限政府还是有为政府?也就是，是靠制度还是靠政策来实现经济持续平稳发展、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和长治久安?即，是通过建设现代市场制度的市场化改革来合理界定和理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问题、使之导致有效市场和有限(从而有效)政府及和谐社会，还是靠政府主导或有为政府，通过政策，直接参与和干预经济活动来实现经济持续平稳发展?笔者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就在于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而政府定位是关键中的关键。有为政府和有限政府的取向和定位，虽只是一字之差，却是天壤之别，甚至是本质差别;第三，关于理论和学术探讨的基本规范性问题。当下中国需要的是富于理性和建设性的专业化学术讨论，而不是那种贴标签、戴帽子的意识形态化讨论，从而营造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宽松氛围，同时，向非学术界传播和政府建言时要准确介绍和恰当运用，以避免误导政府决策和社会大众。

问题一：市场化改革方向是否坚持

改革的方向性问题首先要明确，过去3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与对经济自由化、市场化和民营化的松绑放权改革大方向的坚守是息息相关的。接下来，笔者分别从理论内在逻辑分析、历史比较分析及量化实证分析的视角切入，来谈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的极度重要性和必要性。

实际上，早在1994年笔者就在《经济研究》上发表论文《中国国营企业改革与经济体制平稳转轨的方式和步骤――中国经济改革的三阶段论》(具有严谨理论模型的英文文章2001年发表在国际著名期刊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上)，提出了中国经济改革的三个基本步骤：经济主体行为自主化、市场化和民营化。中国改革历程基本上是沿着这条道路前行，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发展进步。笔者感到有些遗憾的是，由于发表较早，没有反复呼吁，没有引起学界和政策部门的足够注意。

为什么要进行松绑放权的“三化”改革呢?这是由于制度的恰当选择是至关重要的。不同的制度会对应不同的信息有效性、不同的激励相容性和不同的资源配置效率结果，而政府统制或主导的经济制度在信息有效性、激励相容性及资源配置最优性这三个方面都有极其严重的问题。即使清官都难断一个小小家庭的家务事，政府怎么有可能统制好所有经济个体的事情呢?的确如此，今年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哈特教授的不完全合约理论就解释了这样的困境，其给予我们的启迪是：政府不要试图建立面向市场、社会的全面合约，将剩余控制权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里，这不能很好解决信息和激励的问题，从而其资源配置效率也是极低的。从某种意义上，中国的松绑放权改革就是对不完全合约的确认和产权的再划分，把激励搞对。可以用下面三个例子来说明中国改革的历程主要是进行市场化深层次制度改革，从而在提高市场效率和激发人们的积极性上有极大的效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

其一，上世纪80年代初对农村和城市的松绑放权。

让笔者至今仍印象十分深刻的是，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提出了到20世纪末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那时几乎没有经济学家相信这能实现，包括笔者的老师张培刚教授和林少宫教授都觉得不可能，其基本判断就是怎么可能在整整20年间将平均经济增速从4%一下子提高到7%左右呢?结果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民营经济的大发展不仅实现而且是超额完成了这个目标任务。

上世纪80年代的松绑放权改革是从农村改革开始的。一些地方上的人士冒着坐牢风险自发进行包产到户的突破尝试，生产队将农田承包给农民，而不涉及具体生产活动的管理，农民需要做的只是每年给国家上缴一定的粮食，剩下的归农民，直到随后铺开的家庭联产承办责任制，再到后来完全不需要上缴粮食。这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激发了其种地能力和潜力，不仅超额完成了国家粮食增产目标，而且极大地改善了农民生活。1984年建立“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的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开之后，城市的国有企业改革大抵也是如此。

其二，上世纪90年代初对市场经济目标的确认。

1989年政治风波后，出现了“姓资姓社”的道路之争，中国经济那时面临极大的增长和发展困境。为此，有了邓小平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从而才有了1992年十四大上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提出要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

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随后到市场经济的跨越，是中国在市场化改革中的关键一跃，这给中国带来了随后20多年的经济大发展，而这又是依靠市场化改革和民营经济的大发展。因此，只要通过真正的制度性、市场化的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同等对待民营经济，社会和企业的信心肯定会为之一振，当前经济持续下滑的劣势就会得到根本逆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邓小平对于计划与市场和“姓资姓社”的争论的一锤定音，市场经济的基本建设目标及市场的作用能够写入党和国家的决议文件，中国能够在经济自由化、市场化和民营化的松绑放权改革的道路上走到现在这样的地步。

随后，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国有企业提出了“抓大放小”的改革战略。直到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国企改革一直遵循这样的基本原则。其中，“放小”就是通过改组、联合、兼并、股份合作、承包、租赁和出售等多种途径和形式，把一大批(几十万家)国有中小企业直接推向市场。放开搞活的力量是巨大的，许多企业由此成为市场经济中自主经营、自我激励、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经济实体，带动了中国非国有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的大发展、大繁荣，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其三，新世纪初加入以贸易自由化为目标的WTO。

2001年中国加入WTO前后，许多人反对，甚至动辄以卖国贼扣帽子，上升到意识形态上去，认为中国加入WTO后，农业、民族工业，汽车、纺织、医药等行业都会受到毁灭性影响。这些都是没有内在逻辑的说法，其结果正好相反，加入WTO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了10多年，由此大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地位，并由此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的格局：中国入世时只排世界第七，而现在超越了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这些强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开放，从某种意义上也是改革，一种融入全球经济贸易体系的倒逼式改革。入世，就是按照国际同行惯例和规则，将中国的经济自由化、市场化和民营化的松绑放权改革又往前推进了一大步。

面向未来，中国经济要重拾增长动力，必须在经济自由化、市场化和民营化这样对内放开和对外开放的松绑放权改革上再进一步。2015年7月， 四位俄罗斯裔经济学家在NBER工作论文“The Economy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rom 1953”中，以标准宏观分析工具对1953～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进行因素分析，并对2012～2050年的经济增长做了预测，分别以改革开放前后各因素的贡献作为假设，进行了预测比较。其结论就是，改革与不改革，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差别巨大，在随后的10年内增长率相差近3个百分点，而改革开放前后的经济增长率差距恰恰也是3个百分点左右。

经常看到许多人由于市场制度下不少国家存在许多问题，不知道有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的区别，由此以偏概全地认为建立现代市场制度的市场化改革不重要，以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问题不在于制度，从而反对或不重视中国进行市场化改革，更强调通过政策应对来促进经济发展。这种思维逻辑其实大有问题，是不能区分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的典型表现。

要知道，将一件事情办成或人能活着，需要多种因素都满足才行，这是所谓的充分条件，但将一件事情办砸或人活不成，只要一个因素不满足就可能发生，这是必要条件。这就是为什么失败容易成功难。如果不知道这点，可能就会说，我的车不能运转，怎么可能是传动系统出了问题?明明张三的车是机器出了问题才不能运转的嘛。这个人怎么可能是癌症死的?明明李四是得心脏病死的嘛。由此推论，中国怎么可能需要市场化制度改革?你看，许多市场经济的国家都搞不好，我们为什么要搞市场化改革?好多别的国家都不提制度改革，我们为什么要谈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这样，无论是从理论还是改革实践及量化的计量分析，可以看到坚持还是不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市场化的改革到位不到位，其结果相差巨大，中国突破经济增长困境有赖于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进一步深化市场化制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