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中国式创新，可对德国和美国模式兼收并蓄

本文为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教授在2016年（第八届）苏州国际精英创业周主题论坛上的发言。

我今天下午给大家分享一下有关于创新的想法。事实上在苏州特别是在创业周，在企业家面前谈创新有点班门弄斧，因为我们这些企业家才是创新的主体。但是话又说回来，苏州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苏州是中国经济里头为数不多亮点的地方，我们在很多其他地方包括原来做的比较好的地方，现在政府连工资都发不出来，有些地方还不得不到银行借钱发工资。实际上整个中国经济现在是处在非常低速运行的状况。

前面姚景源先生已经讲了我们换档的重要性，下一步一定是要走向创新，那怎么去创新这就是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我们现在面临着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是大家到国外去干，现在到国外的人越来越多，包括我们的企业家都意识到了我们应该到硅谷去、到德国去，看看人家是怎么创新的。带回来的消息，其实对我们都是巨大的冲击，因为那些地方都在发生颠覆性的科技创新，中国反观来看倒没有那么快，我们感觉到这种世界的压力。同时国内BAT三大互联网企业，使得我们觉得如果你企业不触网、不搞点互联网就没法生存下去，又有一种互联网焦虑，大家都是非常非常焦虑。我首先要说的是，可能这些焦虑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比较的尺度出问题了。如果按照世界进步的速度来看，中国的速度绝对是快的，即使是今天我们这个速度降下来了仍然是快的。中国创新的优势是别的国家不可比拟的，关于中国创新有三方面的优势。

第一方面的优势，我们的老百姓非常勤劳、非常聪明。今天是星期天，在美国、在欧洲绝对不可能在周末开会，那是不可能的。我在柏林住过一段时间，到周末的时候街上全是空的，特别是礼拜天没有几家商店开门，我们的人民是勤劳又聪明的。然后又有非常强烈的企业家精神，特别是在江浙一带，历史上就有很强烈的企业家冲动，到今天仍然如此。

第二方面的优势，我们有海量的资金。十年前我们还在担心资金不够，今天我们要担心的问题正好是反过来的，资金太多了、项目太少了。中国的储蓄在过去15年到今天，储蓄占到全世界储蓄存量的40%。大家想一想，我们是世界储蓄存量的40%，光居民储蓄都要接近一年的GDP了，我们的居民储蓄将近50万亿，GDP也就60多万亿，资金非常多。在换档期间，我们可以把资金转换出去。

第三方面的优势，就是不断改善的软硬件环境。我们的软件环境在改善，我们的硬件环境绝对是世界一流的。我们从酒店走到这边来看，苏州园区的硬件绝对是世界超一流的，包括这个大厅是世界超一流的。

有了这些东西，我觉得中国不可能没有创新。怎么去创新？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看一下他们，我觉得对我们国家选择创新的道路是非常有帮助的。

首先看美国模式，每一个创新都是颠覆性的，一个创新出来其他相似的行业都要死掉，这是美国人的创新。美国的这种创新是和他的文化高度相关的，因为美国是高度个人化的文化，就是个人主义，崇尚个人主义、崇尚赢者通吃。美国最近刚发生一个持枪事件，有人把五个警察给打死了，全民持枪对美国是有危害的。但是你想要禁枪是极其困难的，因为美国人认为持枪是我的自由，是完全个人主义的社会，是赢者通吃的社会。整个社会充斥着牛仔精神，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正能量，大家可能看过最近的电影叫《疯狂动物城》，这个电影里面的小兔子而且是个女兔子，她要成为警察，充满着正能量。

我自己的导师一开始到美国去读书时，也不比我大几岁，他原来教书的学校是很差的学校，有一个学生非常笨，但是（老师）每次都鼓励他，说：You can do it――鼓励他，这就是美国的文化，每个人都在想着创新，他能做的是零到一的创新。美国这种创新的东西问题也很大，他自己会制造周期，起伏非常非常大，创新高涨的时候整个经济跑得快。

90年代互联网兴起之后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可以达到4%甚至5%，但是当这一波创新完成之后，就一下子进入了衰退，而且制度就变得极其的残酷。我有好多在外国读书的校友他们都到公司里面去工作，很好的公司是医药公司。美国的医药公司里头，一个小组就搞一种药，搞成功了大家接着干，搞失败了对不起，整个小组都裁掉了。我有一个朋友被裁好几次然后回国工作，最后又回到美国政府当部员。

德国的创新是1到N的创新，是搞中间技术，知道跟美国拼“零到一拼”不过，就搞一些中间的技术，一些机器、设备、制造业，牢牢的掌握中间这一部分。他不去搞互联网，他搞“工业4.0”，把互联网为我所用而不是大家互联网化。这种创新也跟他的文化相关，德国人崇尚所谓的秩序自由主义，也崇尚自由，每个人都要自由，但是自由要以秩序为前提，失去了秩序，自由是不允许的，所以德国人有非常强烈的团队精神。美国工会主席和董事长完全是对立的，但是在德国大众的董事长和大众的工会主席就可以坐在一张台子上看足球比赛，这是一种团队精神。另一方面又是非常脚踏实地，从一些小事做起，重视人才培养，重视很小很小的改进。它的优势就是起伏很小，小步快跑，在自己的领域里头一步一个脚印往上走。

我这里想给大家举的例子是默克公司，默克既是医药公司同时又是化学品公司，最重要的产品是LED，LED技术还是很早很早把这个专利买过来，实际上是20世纪初就买了，几十年不知道怎么用，到了70年代日本人用LED屏做电子玩具，发现这个有用就开始大规模生产LED，因为可以做电视屏幕。但是默克公司牢牢守住，就是生产LED，不去生产屏幕。它现在在世界的LED市场上占有70%的市场份额，下一步技术是什么呢？是OLED就更高层次的，他们说可以做成超薄而且可以把屏幕做成任何形状、可以弯曲，现在OLED的电视已经出来了，三星造了这样的电视，一个电视是一万多美元，技术路径沿着自己擅长的地方一直走下去。回过头来再说中国，我们中国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呢？

中国的文化要好好想想，中国到底是集体主义文化还是个体主义文化？我们老说我们是集体主义文化，我们服从领导、听老师的，从小就教说你在学校必须听老师的，在家里要听家长的。但是你和日本人相比，恐怕集体主义还不够。有一个日本人说：“说错了，你们中国文化完全是个体主义的”。问：为什么呢？他说在日本踢足球特别讲究团队精神，都要配合互相传球。我现在在北大踢球没有一个同学传给我球，都要自己往门里头带，你们是个人主义。的的确确，马云、马化腾这样的人我们是非常崇拜的，这跟欧洲不一样，欧洲很少会去崇拜财富的创造，但是马云是绝对的英雄，马化腾是绝对的英雄，这是个人主义文化的一面，怎么结合起来我也不知道，我不是哲学家，但是据我的观察我们是既有强烈的个人主义也有强烈的集体主义。这就给我们一个启示，我们能不能把德国的和美国的结合起来。我们回顾一下历史，计划经济的30年我们是在学德国模式，因为我们早期的工业体系、我们早期的学术从哪来呢？是从日本来的，日本是学德国的，后期我们搞计划经济学苏联，苏联的这套东西也是从德国来的，所以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我们计划经济时代的制度很大程度上是德国的。但是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把德国的这些东西全给扔掉了，我们一门心思向东看学美国，彻头彻尾的学美国，经过这30年的学习我们应该停下脚步好好思考一下，就是：中国到底该怎么样。

我觉得中国足够大，中国人的心胸足够宽广，我们的地域差距又很大，我们应该可以既学德国又学美国，我们既可以做颠覆性的创新像BAT一样。马云是最孤独的人，因为他没得学了，不知道下一步的路在哪里，他们就要做颠覆性创新，这是他们的责任。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企业来说，恐怕我们还要向德国学习，做一些连续性的东西，就是1到N的改进，牢牢的占领中间技术。我听说苏州的定位其实也是这两个，一方面是要创新，另一方面要在先进设备制造业方面占领世界的高地，和我这里所说的颠覆性创新和延续性创新相结合是一致的。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