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诺思的理论与中国的经验

刚刚过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C. North)教授，毫无疑问在新制度经济学这个领域是一位旗帜性的人物。他把制度的重要性重新拉回人们的视野，并且用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来讨论制度及其演变，这是开拓性的工作。由于他对经济发展中的制度的强调，改变了长期以来制度不在经济分析范围之内的传统，因而他赢得了西方思想界、学术界的尊重，他的研究也因之获得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是预料之中的，也是众望所归。

当然，在制度的经济学分析中，以诺思为代表的派别只是一个重要的支流。至少在1960年代，还有其他众多流派，比如合约理论。张五常教授也是制度经济学的重要开拓者，他对合约经济理论的贡献至今尚未被人超越。与张五常专攻微观合约结构的研究不同，诺思对制度的研究基于历史，基于跨度较长的经济史的研究，而且从背景上说，诺思是一位优秀的历史学家，他早期的研究集中于用计量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事件，他也是新经济史学的重要开拓者。诺思的研究作品中没有方法论的创新，也没有理论的模型，只有对历史事件的分析，但发展出的是重要的思想，而这些思想影响了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认识。

就在前不久，我到深圳出席张五常教授80华诞的学术研讨会，在会议期间大家还在问起诺思教授的身体状况，因为张五常教授说，前几年得知诺思教授患病的这个消息，说情况不是特别好。我猜想，如果诺思的身体许可，他也许会出席这次张五常教授80华诞的学术活动，或者用视频，或写封祝寿的信过来，无疑也会为学术活动增添很多光彩。很可惜，因为他患有重病，不能够实现这样一个愿望。没有想到我从深圳回到上海没有几天，就从我儿子那里收到关于诺思教授逝世的消息。我第一时间在微信朋友圈里发布了这个不幸的消息，在网络上传播开来。

诺思教授去世时95岁，已是高寿了。认识他的人、见过他的人大概都知道，诺思教授是一位性格特别开朗的老人，你如果在他面前跟他讲话，会发现他有很多让你惊讶的一些语言，还有让你惊讶的一些动作。他像一个孩子，非常单纯。他又非常幽默，好像从来没有过烦恼，讲起新制度经济学，讲起他对制度的研究和思考，他会滔滔不绝。我相信他是一位对人生比较乐观或者说非常乐观的长者。我也相信，这是他很长寿的一个原因。

诺思跟张五常关系非常密切，张五常曾经风趣地说诺思也算是他的学生，当然我们知道诺思的年龄要比张五常先生年长15岁之多。但五常先生说的也没有错，因为诺思曾经是张五常课堂上的一位学生。不仅有这层关系，更主要还是因为张五常在制度经济学方面表现出的天赋，所以诺思对张五常非常尊敬。我见到诺思的时候，他也会提起张五常的名字，并且认为张五常是他非常好的朋友。所以诺思过世，我相信五常先生是非常悲痛的，我也期待读到五常先生纪念诺思的文字。

诺思眼中的制度和好的制度

我四次见到诺思教授。第一次见到他是1998年在巴黎举行的“国际新制度经济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第二届年会上，那个时候我也是该学会的会员，而诺思教授是主席。我相信那是我第一次跟他面对面。后来又在美国旧金山，同样是新制度经济学会的年会上，我们又再次见面。2002年3月，我们在上海《文汇报》有过第三次见面机会并进行了对话。我最后一次跟他见面是2007年3月，那是在澳门大学，我和他被同时邀请出席在澳门大学举行的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高级研讨会。英国剑桥大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rlees)也出席了这次会议。诺思教授跟莫里斯教授作为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做了大会的主旨演讲。

在澳门的这个会议上我跟他有两天的接触时间，我们一起出席了主办方安排的所有活动。老人家精神非常好，红光满面，经常开怀大笑。我看得出他喜欢喝酒，也爱抽烟，所以相信他是一位生活非常丰富多彩的学者。而且会议还特意安排我们到澳门的一个葡萄牙式的城堡上专门有过一次晚餐，而且晚餐之前是一个喝酒聊天的时间，他喝了很多酒，我跟他也聊了很多。

在澳门大学的这次会议上，诺思教授发表主旨演讲，他一以贯之，就经济发展与制度之间的关系再次做了阐述。跟他之前的著作、论文和演讲的要点是一样的，他特别强调好的制度才会推动好的经济发展。我想他头脑中所谓好的制度以及好的经济发展，主要还是基于他对英美以及欧洲的历史所做的深度分析。他特别对几个欧洲的主要国家，包括荷兰、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当然还有英国以及后来的美国，对这些主要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以及制度在这些国家形成与演变的过程，做了非常深入的分析。他在这个基础上认为，我们现在能知道的所谓好的制度，也就是我们在英美看到的那些制度，而那些制度是英美先后保持世界领先的原因。

我们在1980年代后期都阅读过诺思在1970年代出版过的那本重要作品，即《西方世界的兴起》(与Robert Thomas合著，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 1973)。在这本书里他们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制度如何影响经济的发展并给出了他们的理论分析框架。我在那次澳门会议上问过他，究竟什么是所谓好的制度，他会不厌其烦地重复他所说的在英美看到的那些制度。概括讲，他所说的好的制度包括了明确界定和有效保护的私人产权、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独立的司法以及民主的政府等。

有意思的是，一讲到制度、好的制度，必定要涉及政府，因为好的制度需要政府来维护，但政府往往又是制度的破坏者。这是很微妙的一个话题，不容易轻易断言。所以，读诺思的著作和论文，不难发现在对待国家和政府的问题上，他早期的研究是不够深入的，比较简单，包括对意识形态的思考也是非常不成熟的。我想这也是他在晚年非常纠结的重要问题。相对而言，他早期的研究更多是集中在对产权的分析方面，即使在研究独立的司法如何重要这个问题上，他也理直气壮，发展出了有说服力的思想。但是一旦涉及政府或国家的角色，包括对意识形态的看法，他早期的作品都不够深入，没有给出非常完整和有深度的分析。这使得他在晚年实际上更多地去思考国家以及意识形态的问题，甚至把它们进一步推广到了整个文化领域。

总而言之，以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是有贡献的，这个贡献就是它重新让我们注意到了制度在解释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我想也许可以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的贡献，就是所谓有好的制度才有好的经济表现。这是诺思在生前一直坚持和传播的一个最重要命题。

新制度经济学与中国改革

我们中国国内的学者在过去二十年都深受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无论是老一代经济学家，还是新生代经济学家，我想无论在什么层面上，大家都深受新制度经济学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在1990年代，当中国经济改革进入到一个新阶段的时候，我们的很多领域面临制度改革，包括国有企业的改革，包括国有资产管理的改革、土地制度的改革等，都涉及如何建立更有效的产权制度，如何更好地来推动中国的经济体制不断向最佳实践的体制模式去靠拢。

我自己有幸，在1991年就出版了中国大陆第一本关于产权经济学的著作《现代产权经济学》，没有想到我那本书在那个时候产生了那么大的影响，很多当时在校的学生和从事经济研究的学者，大都读过我那本书，因为几乎没有人不关注产权制度的改革。而我当时写《现代产权经济学》这本书的时候，也是深受新制度经济学包括诺思理论的影响。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诺思通过他的新制度经济学其实影响了至少两代中国的经济学家。也可以说诺思和新制度经济学间接地为中国1990年代以后的经济改革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但是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大陆今天的影响力当然已不如当年。因为知识的不断普及，这个思潮的影响力已经减退，我想这也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因为新制度经济学经历了1990年代在中国大陆广泛的传播，让更多人特别是年轻一代的经济学家开始知道什么是制度，什么是好的制度，制度是怎么演变的，什么是制度演变的推动力量。诺思发展起来的分析制度和制度变化的经济学框架已广为人知。我想今天也许继续阅读诺思著作的学者或者学生可能已经不是太多，因为新制度经济学的思想已经被广泛传播了。但是诺思对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以及新制度经济学作为一种思潮的存在，并不会退出历史舞台。

除了新制度经济学作为一种思潮影响了我们之外，我认为新制度经济学也给我们这些身处中国发展与制度变化中的中国经济学家带来了疑问，当然这也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疑问，那就是：中国并不具备诺思所说的这些好的制度，而经济增长为什么在中国发生了?西方经济学家依据现有的理论，包括诺思的理论，并没有能够预测到中国经济的成功发展，而且时至今日，每当中国经济遇到下行的时候，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总是会预测说中国行将崩溃。这在根本上是现行经济理论的缺陷造成的，因为我们在中国以及之前在东亚经济中看到的很多现象并没有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范围之内，西方经济学家因为不能很快理解这些现象而就排斥它们。

在11月13日举行的张五常教授八十华诞学术研讨会上，我就以这个问题作为演讲的主题。在那次发言当中，我主要讲的一个想法是：好的制度推动形成好的经济发展这样一个命题，是基于欧洲特别是英美的经验总结出来的。这样一个命题在用来解释中国成功的经济发展，包括解释东亚经济发展历史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它是存在着问题的。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的表现，如果用诺思的分析框架是得不到很好解释的，因为所谓好的制度在中国并不是唾手可得的，或者在中国可能是不存在的，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却保持了平均9.7%的增长长达35年，这需要寻找新的解释。我在演讲中提出，观察中国的经验，用中国的经验寻求解释中国成功经济发展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发展关于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现存理论，也就是诺思所发展起来的这个理论。

以中国经验拓展现有经济分析范围

在2008年的时候，美国比较经济学会的会刊《比较经济研究》(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邀请了我的朋友、美国经济学家谢千里(Gary Jefferson)教授为这本杂志创刊五十年撰写一篇纪念文章。谢千里就选择了中国经济作为这篇文章的主题。他写出了初稿以后发给我，让我做出评论。他在这篇文章里面重点是讲了中国的经济发展经验跟现代主流经济学到底是什么关系?他提到了诺思的理论，提到了产权的重新界定，也提到了制度变迁的理论等。

看起来，已有的关于二元部门的经济发展理论，关于库兹涅茨的结构变化与增长的理论，关于索洛的增长模型等，似乎在不同程度上都可以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得到验证。换句话说，中国经验可以提供检验这些理论的机会。但如果仅仅是这样，那么中国经验对经济学就没有太大贡献，中国无非是为西方现在流行的这些理论提供了一个实验室。的确，我们发现有很多理论在中国能找到被检验的证据，我们现在的大量研究论文通常都是选择所谓“来自中国的证据”作为副标题的，表明中国可能对现在流行的一些经济学理论假说提供支持。如果是这样，中国的经验就没有扩大现有经济分析的范围，所以就难以对经济学做出贡献。

以诺思关于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理论作为例子，如果这个理论要在中国被验证是对的，我想中国的经验也不足以对经济学做出什么贡献。但事实上正如谢千里那篇文章所谈到的，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很可能拓展了现有经济分析的范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想这句话的意思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