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竹兰：从人力资本到社会资本

人力资本理论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教授在20世纪60年代创立的。人力资本理论在人类社会历史上，第一次扩展了社会财富创造中的资本概念，将原来相对狭窄的货币资本、物质资本概念扩展到人在财富创造中的增殖作用，提出了人力资本概念，揭示了从工业经济社会向知识经济社会转化过程中，人的知识和创新能力在财富创造中的决定作用。舒尔茨教授在明确定义人力资本基本概念内涵为人的知识和能力的基础上，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人力资本外延进行了分析。从宏观角度，舒尔茨教授将二战以后地区与地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结果作了比较，得出结论:决定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发展的关键因素不再是货币投资多少，物质基础厚薄，而是人的质量高低即人力资本的多寡知识和创新能力成为决定国与国之间竞争输赢的关键。从微观角度，舒尔茨教授对每一个体人力资本的形成作了系统探讨，他将健康保健设施和各种服务的开支、正规学校教育和在职培训支出、成人教育训练、劳动力国内流动和移民入境的支出等看成是对人力资本的支出，而教育支出是最主要的人力资本支出，由此得出结论，教育支出的水平作为主要因素决定人力资本质量的高低。随后的贝克尔、卢卡斯、罗默等人都在教育包括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对人力资本的形成作用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

人力资本理论引入中国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开始之际，人力资本理论对于中国人认识世界从工业经济社会向知识经济社会过渡的时代特征、对于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对于中国由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人力资本成为财富创造的主导要素的理论，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知识和创新能力重要性的认识，重视知识、重视人的创新能力终于成为中国人的共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尊严及社会地位，真正得到了确认;人力资本形成的要素理论，使人们认识到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的关键因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成为国家发展战略;人力资本的激励理论，使人们开始思考中国企业产权制度的弊端，设计了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所有权的制度模式，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人力资本的迁移理论，对中国人事管理中的流动机制改革具有重要借鉴作用。人力资本理论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贡献是不可否认的。

从西方人力资本研究的现有成果看，我们不得不说，还是存在一个重大的理论缺陷，就是对个体人力资本之间关系的结构性研究，即缺少对群体人力资本的研究。我们置身的世界毕竟不是单个人的世界，而是一个有着各种错综复杂关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社会关系是我们生存的基本需要，因而是人的研究必不可少的内容。人力资本理论虽然史无前例地将人作为财富创造的源泉，但是这里所研究的人还只是比较笼统的人，没有经过社会关系分解的人。

我们透过人力资本理论，看不到人与人合作形成的组织关系，社会各种群体之间的交往，更看不到这种群体关系对社会财富增长的独特作用。舒尔茨教授曾经将人力资本在不同地区与不同国家之间的迁移作为人力资本的形成因素之一，但是人力资本的迁移的方式、迁移的数量与质量关系都没有从结构的角度进行分析，更没有研究迁移后所形成的群体人力资本特征。他在谈到国家与国家之间发展的差异是人力资本质量的差异时，也只是从总体上举了西德和日本二战后迅速发展的例子，没有对这两个国家内部的人力资本群体构成作具体的剖析。所以说，对于个体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个体人力资本联合基础上形成的群体人力资本系统，人力资本理论没有现成的理论说明。其他研究人力资本的专家也没有从群体人力资本的角度深化舒尔茨教授的研究。

人力资本理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缺陷，与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方法有关。迄今为止的人力资本研究，毕竟还只是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资源要素角度进行。之所以从这个角度重视人，是因为人所具有的知识和能力成为财富创造的主导要素。人被作为资源要素看待，具有工具理性的特点，从某种程度是对人与其他非人资源区别的忽视。人不仅是诸多经济发展的资源要素之一，而且还是运用资源要素的主体人在运用资源要素的过程中，不是作为单个人出现的，而是作为社会群体出现的。作为社会群体人与人之间形成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研究人，就必须研究这种社会关系，否则没有体现人的根本特点，也就不能真正透彻地研究人。当西方人力资本专家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人作为资源要素作用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人运用其他非人的物质资源时的独特的主体地位，从而忽视了人在运用其他非人资源时的存在状态一社会关系。而一旦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作为外生变量时，人的群体性就不能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当需要从生产力要素角度研究人向社会制度角度研究人扩展的时候，人力资

本理论就显出理论概括力的不足。

实践的发展需要新的理论概括，社会资本理论应运而生。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美国学者科尔曼、普特南等人先后提出了社会资本理论，并将社会资本理论作为人力资本基础上的理论发展加以阐述，显现出国际学术界对于一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人际关系的重视，深化了舒尔茨教授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对人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按照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普特南教授的定义: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那些可通过促进协调行动而提高社会效能的特征，比如信任、规范及网络。①而科尔曼教授则从社会资本的功能角度指出：许多具有两个共同之处的主体它们都由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组成，而且他们都有利于行为者的特定行动。就像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这使得没有社会资本就不可能达到的特定目标成为可能。②综合国际学术界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成果，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判断，社会资本是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通过民众自由地将个体人力资本进行横向的社会结合，而生成的能够促进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社会关系结构和社会心理结构。大致可包括:合作性企业和自愿性社团组织、畅通和谐的横向交往网络、民主自治的社会契约、互相信任的心理认同、互学共进的合作创新心态。

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方法弥补了人力资本理论研究方法的不足。首先对于人的社会地位作了提升。社会资本理论是将人的地位从单纯的经济资源要素提高到资源运用的主体从只有人才具有的社会地位的角度研究人。因此社会资本理论对人的审视的层次要比人力资本理论更高、更接近人本身具有的主体生存状态，体现了对于人的特性的更全面的把握。其次是从微观层面为主的分析扩展为宏观层面。人力资本理论虽然也从国与国之间竞争的角度涉及到宏观视野，但是并没有展开。总体上看，还是微观个体分析法，从个体人力资本的投入成本与产出效益分析人力资本。而研究社会资本的专家则直接采用宏观分析法。所谓宏观分析法，是从群体人力资本的角度，研究什么样的社会组织结构、社会关系结构、社会心理结构能够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促进社会经济增长。社会资本理论抓住了一个国家维系群体人力资本创造性、生产性最本质的问题一国家机构与社会自组织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主线，具体分析了社会自组织系统的构成、具有资本增殖性特点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心理。宏观分析法将社会关系的各种要素置于互相联系的关系结构中考察，研究的重点不在于关系中的各种要素，而在于要素之间联系的模式方法，与现实生活的体验非常贴近。一国的经济增长固然与该国的每一人力资本个体的素质有关，但是更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结构有关，比如，是否允许社会民众在国家正式机构之外建立非行政性的、非正式的、非盈利的社会团体，允许社会民众在自组织过程中制定规则，建立自发秩序，是否有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民众是否习惯于谈判合作，是一国经济社会能否持续性发展的重要因素。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和公共产品的生产不是光靠国家机构，也靠社会大量存在的正式或非正式机构。因此经济发展本身就要求最大限度地让民众参与，尊重并鼓励人们之间的横向联系和横向联合，在人们的横向联系和横向联合中发展社会信任、社会互惠、社会团结、社会合作、社会创新。从这个角度看，民主制度、文化制度也构成一国的生产力。比如排斥掉民主因素，显然无法探究中国某些地区和企业经济较快增长的制度作用。再次，社会资本理论直接将无形资本因素引入分析中。人力资本的载体是人，重视人的作用，就不能忽视个人的内心世界以及个人心灵之间接触的社会精神世界，将社会财富的增长看成是社会的组织关系构成的群体作用的结构，也看成是社会交往网络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心理关系作用的结果。社会心理关系在某些时候可能比社会组织关系更能对一国发展起作用，中国改革之初的解放思想对整个社会的推动很能说明这一点，实际上，在中国的整个转轨时期内，都存在观念创新带动社会发展的现象。

当然人力资本理论与社会资本理论之间并不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为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人力资本理论在经济与社会发展史上第一次将资本概念从钱物扩展到人本身，为人们研究人在社会财富创造中的作用奠定了基点并开辟了宽广的领域人力资本理论的这种思维视角才进一步启发了人们提出社会资本理论，如果没有人力资本理论的前期发展，社会资本理论的提出不会如此顺理成章。另一方面，由于社会资本理论的提出，才深化了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才能将人力资本理论从单纯的个体研究扩展到群体的、社会关系层面的领域当社会资本理论从社会关系层面研究人时，人力资本理论就被内化进了社会资本理论的体系中，人力资本理论在社会资本理论提出后会更有研究的前途，社会资本理论为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打开了另一扇窗户。因此，我们在深化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时，也在深化人力资本的理论研究。

社会资本理论与人力资本理论相比，对于正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中国而言，具有更重要的借鉴意义。借鉴之一是对于社会民众个人权利的尊重。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集权主义文化传统的国家，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国家对于社会民众个人权利的忽略由来已久，民众个人总是微不足道的。由于个人权利被忽略，个人自主建立的社会组织也非常稀缺。在这样一种文化传统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可避免地被传统文化所拖累，在相当长时间内呈现路径依赖特征。实践正是这样，长期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将经济和社会权利过多地集中到中央国家机关手中。个人不能作为经济活动中的独立主体存在，缺乏自由从事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权利，个人直接服从于国家机构的行政指令。由于个人独立自主的经济与社会活动的缺乏，导致个人创业活动中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缺乏，也导致自发形成的社会规范的缺乏。因此在国家机构与社会个人之间缺乏“中间地带”由于“中间地带”

的缺乏，国家机构承担太多的责任，事无巨细，直接管到每一个人，个人没有责任却觉得受到束缚，得不到作为社会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环境。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往往不能形成正和博弈反而是零和博弈甚至是负和博弈。社会资本理论是以尊重个体的社会独立地位为起点，将个人权利实现基础上的社会相互关系作为研究的重点。这种思维理念对于中国体制转轨时期的思想解放具有重要价值。我们所讲的个人，不是自然人，不是生理人，而是生产人、创造人，他们具有独立自主的创业知识和能力，他们应该具有独立自主的创业权利和责任。他们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社会制度的创造者。我们应该尊重每一个社会劳动者个体以民为本。

根据中国体制改革现阶段的特点，社会资本理论的借鉴意义之二是:构建社会的自组织系统是社会制度生成并有效的必要条件。社会资本是有一定的社会网络作为载体的，在无政府状态下一盘散沙一样的社会结构中，个人的力量往往被散沙形的社会结构所消耗。在集权体制下，个人则被禁锢在等级制度的框架中，有着较多的上下级纵向关系，缺少互相合作的横向关系。在这两种极端的情况中都谈不上有社会资本的存在。社会资本必须在民众的横向交往的关系中产生，社会民众作为社会中一份子，本身就处在社会的各种关系中，允许民众利用自己的各种社会关系在守法的前提下创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