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燕菁：制度设计与经济增长

在主流经济学中，增长总是被作为一个宏观经济问题来思考[1]。经济发展的因变量（或者说结果，比如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专业化分工等）被当作自变量（原因）来研究。结果往往是从理论到理论，从模型到模型，不仅难以提出有针对性可操作的微观经济政策，而且诱导出一套通过改变经济因变量（货币供给、政府开支、银行利率等）影响经济绩效的宏观政策体系。宏观政策因此误入歧途。

我们迫切需要一个能够从微观角度解释宏观经济表现的增长理论，并将其作为设计经济制度和政策的工具。

一、经济增长是什么？

市场就是供给与需求。需求从来不缺少发现，但需求能否被市场提供，则要看能否设计出一个商业模式，使生产者通过满足这一需求而盈利。所有商业模式，都可以简化为一个会计恒等式（1）：

R-C=P   （1）

C＜P    （2）

其中R为收益（revenue），C为成本（cost），P为利润（profit）。约束条件（2）是投入的成本不能超过利润（因为投入只能来自于净剩余）。考虑时间因素后，可以把收益进一步分解为当前的收益（如当前土地出让金RT）和未来的收益（如租金或税收Rt）；把成本分为即时支出的固定成本（fixed cost, CT）和长期支出的可变成本（overhead cost 或  variable cost, Ct）；把利润进一步分解为，过去的剩余的积累（储蓄等PT）和未来利润的贴现（劳动力、资产等要素的资本化，股票、债券等Pt）。

(RT+Rt）-(CT+Ct)=(PT+Pt)   （3）

市场就是无数商业模式的集合――所有商业模式收益的加总定义为经济规模，成本加总定义为社会总投入，利润加总定义为经济增长（4）。

∑Ri-∑Ci=∑Pi（i=1,2,……n） （4）

所谓经济波动，就是社会总剩余的变化：利润为正，经济增长；利润为负，经济收缩。利润增长快，经济增长快；反之，经济增长就慢。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投资的约束条件――社会总资（成本加总），不能超过全社会过去和未来总利润[2]。信用经济之前，这一约束条件乃是难以突破的硬约束。随着信用（预期利润）占经济比重越来越大，一旦信用（Pt）无法兑现真实利润，就会导致的经济萎缩[3]。所有经济危机，终极原因都是因为突破了这一约束条件（5）：

∑Ci＜∑Pi (i=1,2,……n)   （5）

所谓市场经济，就可被视为一系列商业模式的叠加（4）。经济增长还是萎缩，就要看商业模式是否运转良好，盈利是增加还是减少。当未来的收益覆盖成本还有利润，经济规模就会增长；无法覆盖成本，就会出现坏账，经济规模就会萎缩。这样，我们就可以把经济的增长和扩张问题，转变为是否能创造出新的盈利更强的模式；经济的衰败和下滑的问题，转变为如何克服商业模式盈利下降（利润消散）[4]。

按照这个增长模型，创造净收益（利润），乃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唯一途径。如果一个新的商业模式创造的利润是从其他商业模式转移过来的，或者是以其他商业模式消失为代价，对经济增长的实际贡献，就要减去其他商业模式消散的净利润[5]。

市场定义为制度后，就可以重新解释一个被长期争论的话题，市场是“无形的手”还是“有形的手”：

1）作为商业模式（或者说比赛），不可能自发的产生，而一定是“有形的手”摸索、创造乃至试验出来的。创设商业模式的人，就是熊彼特所说的“企业家”[6]。

2）而一旦商业模式创设，所有参与者就必须遵守规则。这些规则就是亚当斯密所谓“无形的手”。

3）同竞技比赛一样，任何有利可图的商业模式，都会引来赌球、黑哨一类的幕后交易，这就需要“有形的手”不断完善制度，通过立法手段，确保市场的公平有序。这就好比下棋，规则“马走日，象走田”是“无形的手”，对弈双方则一定是“有形的手”，而“落子无悔”，是双方必须接受的规则[7]。

注释：

[1] 从凯恩斯主义的哈罗德-多马模型、新古典主义的索洛模型，到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二元经济模型、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理论，包括林毅夫的新结构主义都是宏观模型。杨小凯的专业化分工理论是最接近微观的增长模型，但制度设计却并没有占据理论的核心。

[2] 新古典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Q=f(L，K)反映的是某一特定要素投入组合在技术条件下能且只能产生的最大产出。由于生产没有剩余（利润），我们无从知道经济是怎样增长的。改进的索洛生产函数Q=Af(L，K)把增长装到一个叫做“技术进步”的黑盒子里，虽然我们可以计算出资本和劳动以外这个黑盒子对增长的贡献，但我们还是不知道经济是怎样增长的。

[3] 这就是导致经济危机和出现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原因。

[4] 尽管这是一个简单的微观模型，但如果加入总需求和总供给因素后，一样可以用来分析利息、就业和货币等宏观经济问题的模型。在这个模型里，可知合意的货币发行规模是经济规模的函数――经济增长而货币发行不足（比如金本位时贵金属发掘慢于经济增长），通货就会紧缩；反之，货币发行超过经济增长（为未来的信用增发的货币无法兑现），通货就会膨胀。通货的紧缩和膨胀不会影响社会财富的增减，而是会在货币持有者和资产持有者之间转移财富――通货膨胀时，财富从债务人转移给债权人；通货紧缩时，财富从债权人转给债务人。

[5] 如电商创造的净剩余要减去实体店的损失的利润，才是这一商业模式对宏观经济增长的实际贡献。

[6] 政府就是由企业家创设出来提供公共产品的企业。好的政府和好的企业一样，取决于其制度设计（也就是商业模式）的好坏。

[7] 市场就是一系列这样比赛（商业模式）的加总。只要规则被参与者接受，比赛（交易）就可以一直重复下去。而规则一旦确定，无论胜负（盈亏）比赛（交易）双方都必须接受结果。按照这个比喻，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市场到底是“有形的手”还是“无形的手”。这个类比，有助于说明法制的创设和执行在市场运行中的核心作用：立法机构，负有对比赛的规则创设和完善；执法机构确保比赛的规则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会得到执行。

二、财富的积聚与消散

市场扩张过程就是不断创设新的商业模式，完善交易规则的过程。

商业模式的设计和完善，需要巨大的成本、漫长的周期和风险极高的试验（典型的如国家制度的设计）。发展中经济，可以直接引进现成的交易制度（通过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节省创设规则的成本，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财富的追赶[1]。

这也部分回答了林毅夫和杨小凯“先发优势”和“后发优势”之争――先发优势可以创设有利于自己的比赛规则；后发优势可以通过仿效，降低制度设计成本。“后发优势”只适于追赶经济，而要超越对手，必须有更强的制度设计能力，并通过竞争，夺取规则设计的主动权。

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正是通过改革开放，通过直接参与国际竞争的结果。通过仿效成熟的交易模式（相当于直接加入各项国际通行的体育赛事），快速引进和改进大量现行的商业模式。比如，中国高速公路的发展，与按里程收费的商业模式密不可分（这同英国工业化时期运河的收费模式完全一样）；中国机场建设的原始积累，很大程度上也和“机场建设费”的制度设计有关（这同中国通讯行业积累的“初装费”制度非常类似）；甚至三峡这样的工程，很大一部分也是通过电费附加的收费模式获得融资的。无数商业模式的设计，成就了中国过去三十年伟大的进步。

真正的国家财富，不仅是有形的物质，更主要的是无形的制度。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最大差别，不在于要素禀赋（劳动力、土地、资本）的比较优势，而在于制度的创设能力，在于商业模式的积累水平。

一个国家，一座城市，即使被彻底摧毁，只要商业模式可以恢复，所有物质损失很快也会恢复。这就好像一个体育项目即使损失掉所有伟大的运动员，只要比赛规则还在，这项运动早晚还会恢复甚至超越以前的水平[2]。发展中国家要想在社会财富上赶上发达国家，首先必须在制度创设上，在商业模式的积累上赶上发达国家。

仿效、改造和创造商业模式，我们称之为改革。改革一旦成功，就会被大规模复制，从而带动经济规模的持续扩张。但同时，利润不断被侵蚀的过程――收益（P）减少和成本（C）上升――也开始启动。

收入（P）减少的一个原因，就是对手的加入市场竞争。在新模式初创阶段，产品往往会供不应求，市场处于消费者竞争――边际上出价最高的消费者决定市场价格。随着供给增加，特别是竞争对手的加入，市场被分割，供不应求变为供大于求。消费者竞争也随之转变为生产者竞争――边际上最优的生产者压价，使次优生产者利润为零。这一过程必然导致净收益减少。即使在持续扩大的市场，多样化的消费也会通过专业化生产，压缩生产者的规模及其报酬。

此外在电子产品市场上的仿冒和跟进，在房地产市场上的小产权和违章建筑，在互联网盈利模式的复制，在娱乐节目里的抄袭……，凡此种种，都会导致商业模式盈利能力的迅速消散。此外，消费者保护制度，比如反垄断等，也会使市场从高利润的消费者竞争，转变为争夺边际利润的生产者竞争。

成本（C）上升是商业模式利润消散的更大原因。生产规模的扩大，会导致要素市场从供大于求，转变为供不应求。比如，大宗商品（石油、矿石）、土地和劳动力、资本（利息）等，在供不应求时，生产者必须抬高价格，排除竞争者，利润也随之被侵蚀。而更大的成本上升，来自于制度。劳动保护规则，可以持续地提升劳动力占有利润的比例；征地拆迁抗争，可以分走巨大的公共服务利润；垄断国企，超额招收内部职工……，都会带来持续不可逆的成本上升。而这些成本导致巨大的净利润流失和消散，最终会使原本盈利的商业模式难以为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