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中国经济形势之迷思

三季度数据出来后，对中国经济运行走势的看法不是趋向于统一，而是分歧越加大了，而与以前不同的是，分歧点已不再是经济是否还会下行，因为这已是客观趋势，而在于伴随经济下行所发生的一些变化，究竟是消极还是积极信号。由于这些看法将导致完全不同的宏观政策取向，所以有必要讨论。

一、从数据趋势看，至明年上半年的下行趋势会加重

首先谈一下我对未来经济走势的看法。

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是在07世界经济危机后再度“破7”，在世界没有爆发新危机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自2011年以来的持续下行，说明导致这种下行的原因在内不在外，而从增长率不断下探的趋势看，导致经济下行的压力没有减缓反而在增加。

我在分析上半年经济形势的文章中曾指出，大约20年来平均，投资和出口增速在20%以上、消费在15%以上，可保10%左右的经济增速，近三年来投资18%、消费14%、出口7%保的是7・5%的增速，但是从今年前三季投资的先行指数看，施工项目总投资增速在5%以下，新上项目总投资增速在3%以下，按往年的滞后期推算，到明年一季度，至多二季度，投资增速就会降到5%以下，实际上，9月当月的投资增速已经掉到7%以下了。

从出口看，前三季已经进入了1・8%的负增长，目前世界经济没有复苏的趋势，反而显示出新危机的征兆，从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看，10月末已经从8月初1220点的高峰，再次跌回6月中旬的730点以下，说明后续的世界贸易是萎缩趋势，所以出口的负增长很可能将在明年持续。

目前只有消费增长率还比较高，但入秋以来在消费方面出现的新影响因素，是刚刚出现的“卖粮难”，稻谷、小麦尤其是玉米的收购价同比大幅下跌了20~30%。自古谷贱伤农，近年来消费的较高增速，是建立在农村消费快于城市消费基础上的，这得益于农民打工收入与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持续较高增长，但新一轮农产品卖难将会中断农村居民收入的高增长，城市经济状况也不利于农民打工收入继续上升，因此维持在高位的消费增长率也将开始下行趋势。

所以，明年上半年投资会降到5%以下，出口继续为负，消费增速也应从目前的10%以上很快下滑到8~7%一线，如此，按现价计算的总需求增速不会高于7%，按以往经济增速与三大需求增速的关系看，说明年上半年经济将有更大深跌不是毫无依据。

以上是从需求端考察增长趋势，还可以从供给端考察。今年前三季新增固定资产增长率是16・9%，这个数据大体能代表新增产能的增长，相对于前几年百分之二、三十的增长，产能的释放已经变得缓和很多，这有利于缓解生产过剩压力，但是相对于10%的现实投资需求增速和3%的未来投资需求增速，显然仍是太高了，而且说明直到目前，产能释放高峰仍没有完全过去。

更重要的是，不仅新增产能仍在增加，而且投资和出口这一向以来增长最快的两大需求，其回落速度比产能增长率的回落速度要快得多，这样就使现行生产活动受到的向下压力不断增长，以至于今年以来按现价计算的工业环比增速已经开始出现负增长。今年前9个月，工业现价环比负增长已经有1、2和7、8、9这5个月了，如果说一季度环比四季度的负增长是季节性规律，但三季度环比二季度的负增长就绝对不是，而且，连续出现三个月的环比负增长，就已经可以被认为是构成了未来的趋势。不仅如此，因为9月当月的PPI下落幅度超过了当月工业实际增长率，所以9月同比的工业现价产出，也在今年首次出现了负值。由于工业是最重要的实体经济部门，工业的增长趋势，迟早也会引导整体经济向负增长过渡。

二、对经济下行的不同认识

近几年我始终认为中国经济的持续下行态势，是朝向一场生产过剩危机，然而不同的观点则认为，这种下行态势是因中国经济进入了结构转化期，所以我用“迷思”这样的话作标题，是因为各有各的道理，那就要看一看谁讲的道理才是现实经济运行中客观存在的逻辑，经得起后续实践的检验。

迷思之一是对当前就业与经济下行关系的认识。有人说如果认为经济下行是朝向危机，那为什么没有伴随持续下行而出现大量失业?我的看法是，就业相对于其他经济指标变化，有很大的滞后期，理由是维持企业生产的最基本费用开支是原材料、燃动力和工资以及基本的管理费用，在此之上才有折旧、税收、利息和企业利润。当企业面临市场销售困难的时候，利润、利息、税收会首先受到压缩，到最后连折旧都可以不提取，而这些都是构成增加值的内容，这就是为什么9月份现价工业增加值已进入负区域，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已是-1・9%，增值税是-3・5%，企业所得税是-4・4%，工业企业还能保持运转的原因。但是，如果企业连工资都发不出去，也没钱购买原材料和付电费，工厂就必须关门了。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2中国经济投入产出表》，在目前的工业总产出中，工业增加值占了20%，在这20个百分点中，工资大约10个百分点，企业盈利占5个百分点，税收占3个百分点，折旧占2个百分点。而自2012年到今年9月PPI持续43个月的下行中，已累计下跌了10%，即已经跌掉了工业增加值的一半，所以来自工业的税收与利润会均为负，如果市场需求继续萎缩迫使PPI下行趋势不改，再跌就要伤及工资了，届时就是就业出大问题的时候。

还必须指出，企业面临市场销售不畅和价格持续下跌的压力，维持现行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增加负债，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企业已经是依靠银行贷款来发工资，一旦企业已经无资产可以继续抵押借款，或者是因为亏损严重无力负担利息，同样会发不出工资和破产倒闭。

迷思之二是经济下行为何没有严重伤及国家财政收入?因为前9月财政收入增长了7・6%，9月当月进一步升到9・4%。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两条，一是非税收入的高增长，前9月高达26・3%，贡献了同期财政收入新增额的51%，这实际是财政部门通过非税途径，从企业和居民部门的历年结余中转移到今年的收入。二是与企业靠负债发工资类似，企业借款也可以被用来缴税，因为虽然从宏观看现金流可以分成财政与金融两个渠道，但是在企业现金账上，这些钱是来自于企业销售收入还是借款是分不出来的，而财政的第一与第三大税收来源增值税与营业税都是从价征收的，即只要企业有销售收入就要缴税。

财政收入的健康增长，必须建立在社会新增财富增长的基础上。1990~2010年，货币M2的年均增速为21・2%，同期现价GDP的增速为16・7%，即货币超前经济增长的幅度是26・9%，同样方法，在2003~2007年的高速增长期，货币的超前幅度为负的1・7%，但2014年货币超前幅度猛烈上升到34・1%，今年前三季度更猛升到98・5%。显然，近年来货币的增长已远远超过了现行生产活动，在现价工业产值增长已转入负区域的背景下，财政来自于生产部门的收入，已经不可能来自于生产过程中的增值，而只能来自于对以前年度社会累积财富的追索，以及企业的银行贷款，请问这样的财政收入增长，有可持续的基础吗?

迷思之三是更重要的问题：怎样看经济增长率与其他主要经济数据之间的不匹配。

我在年初一篇文章中提出，2014年各季度发电量与铁路运力的增长都出现了显著的逐季下降，乃至负增长，但经济增长率却都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不变，这种情况很不正常。今年前9个月，发电量只增长了0・1%，其中9月已降至-3・1%，前9个月的铁路货运量降至-11・4%，9月当月降至-15・6%，但三季度经济增长率仍只有轻微下降，因此我对今年以来经济增长率的实际情况仍然很疑惑。

发电和运力数据与经济增长率一向关联紧密，现在却渐行渐远，这个客观存在无法否认，那关键就在于怎样认识这种分离的原因。我看到不少官员和学者认为，导致这种分离的原因是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转折性变化，在工业内部是耗能少的高科技产业在崛起，在工业外部是服务产业在崛起，而这正是中国经济“增速换挡、结构转变”的最好证明。应该承认，这个说法的确有理，但不管是经济学理论还是世界各国工业化的历史经验都证明，建立在社会价值基础上的财政、货币等宏观变量，都可以在短期内发生变化，但是建立在社会实物基础上的产业结构变化，只要不是周期危机性质的，都是随发展阶段转换而出现的，因此都是缓慢发生的。

我们还是首先从指标来考察这种变化的性质。如果是在工业内部由于高技术产业的兴起而产生了节能效应，则工业用电占全部用电的比重和工业中重工业的用电比重都会显著下降，但是，2010年工业用电占比为72・0%，2014年为72・3%，只是今年前9个月下降到70・2%，这是随工业转入负增长区而发生的事情，所以是工业生产总量收缩才导致的工业用电占比下降，而若是由工业中的新兴产业增长带来的节电效应，工业生产就不可能萎缩。再从工业内部看，近3年重工业用电比重一直保持在83・2~83・3%的小幅波动区间，今年前9个月略微下降到82・7%，这样稳定的结构说明，在工业内部并没有发生显著的结构变化，这说明发电量的下降不是出于结构原因，而是总量原因。然而，若是因总量收缩引起发电量停止了增长，那又怎样能解释这是一种积极的结构变化呢?

当然还有人进一步解释说，虽然工业内部变化不大，但三产的比重大幅度上升了，由于三产耗能远低于工业，所以经济增长率与发电量的关系就松弛了，而这正是中国经济从工业化社会转向以服务产业为主导的“后工业化社会”的主要标志。的确，新千年以来到2014年，三产比重年均提升0・6个百分点，其中2012~2014年均提升0・9个百分点，但2014年显著提升了1・4个百分点，今年前三季度又猛升了3・2个百分点，以至于今年以来的新增GDP中，有85・6%是来自于第三产业，这样的结构变化的确够猛烈的。但是，三产如此高的贡献率却主要靠的是两个部门，一个是金融业，贡献了新增三产增长的30%，这没什么可说的，因为A股经历了今年的暴涨行情，重点是另一个贡献了三产42%新增额，以及全部GDP新增额35・8%的“其他服务业”，有些搞不清楚是怎么增长上来的?

从历史上看，新千年以来“其他服务业”增长率一直低于三产平均增长率水平，只是到去年才出现了加快势头，今年前三季，三产增长率为8・4%，“其他服务业”增长率9%，其中三季度三产增长率8・6%，“其他服务业”是9・5%。

“其他服务业”是个“筐”，在三产中凡是归不进批零业、交通仓储邮电业、住宿餐饮业、金融业和房地产这五大服务产业的，就都归入“其他服务业”。但其中也有大项，就是教育与医疗，产出比重要占到六成以上，但是这两大产业近几年来显著已经过了新千年以来的高速增长期，例如2014年与前13年相比，教育经费与卫生总费用的增长率分别下跌了63%和25%，那么问题就来了，怎么占主体的产业部门增速在显著下降，“其他服务业”反而会增速提升呢?

我想一定有人会说“信息服务业也是其他服务业的重要项目，在互联网+时代，完全可能是新的业态形式使服务业在增速提升”。但这与事实相悖，我们的确看到了像以阿里巴巴所代表的新销售方式的迅猛增长，但也同时看到了原有业态的凋敝，因此伴随着电商年均60%以上销售增长的，是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率从2011年的18%，向今年前9月10%的显著回落。这说明，基于互联网+催生的新业态形式，只是在重新分配原有的市场份额，而没有显著提升市场总量的功能。因此，用互联网+来解释服务产业的高增长就没有力量。

我之所以这么斤斤计较“其他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