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刚 张建华：中国经济在亚太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90年代以前，人们广泛采用的是狭义的亚太概念，主要指太平洋西岸的亚洲地区，该地区从60年代中期以后，各经济体相继加速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日益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热点。近年来，泛指环太平洋沿岸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广义的亚太概念被人们频繁使用。这表明东亚或亚洲部分在环太平洋广大地区中的地位日益凸现，也意味着亚太地区的发展已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本文采用狭义的亚太概念，并首先从亚太经济发展的总体特征中去认识中国经济的特殊地位，然后从与亚太地区各经济体历史和现实的联系，以及今后的合作前景中，进一步探讨中国经济的作用。

张培刚，1913年生，华中理工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教授，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建华，1965年生，华中理工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在职博士生。

一、从亚太经济发展的总体特征看中国经济

按照现有的一般看法，亚太经济由四大块组成：日本、中国大陆、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即韩国、新加坡、中国的香港与台湾，也称亚洲"四小龙"）以及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文莱诸国，新加坡虽是其成员，但通常将它列入"四小龙"中）。从历史上看，这个地区除日本以外，其余经济体都曾是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在政治上没有独立或完全独立的主权，在经济上十分贫困与落后，处于殖民国家附庸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这个地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几乎所有的经济体都相继进入了持续而高速的增长时期。

首先是日本在战后奇迹般的经济恢复和扩展，实现了经济的再度起飞，到70年代，日本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大国，也是目前亚太地区唯一的发达国家。其次，亚洲"四小龙"从60年代中期起迅速崛起，在经济底子较差、人均收入颇低、资源相当贫乏等不利条件下，通过培养高技术、企业家精神和产业纪律，强化发展了他们的人力资源，采取了"出口导向"战略，实现了经济持续近30年的高速增长，目前已达到中上等发达程度。再次，70年代以后，东盟四国--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和菲律宾也开始采取了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同"四小龙"相反，东盟成员国有着丰富的农业和矿产资源，如橡胶、锡、椰子产品、蔗糖、大米、石油和天然气等，初级产品出口是它们持续发展的主要来源，80年代中期以后这些国家增长更为强劲，如泰国与马来西亚被看作第五、第六"小龙"。最后，从70年代末，中国大陆开始把经济发展作为工作中心，实行了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据统计，亚太地区总人口18亿，1980～1992年间，其整体经济增长率达6.8%。一个人口如此众多的地区保持如此长时间的高速发展，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与西方发达国家经常陷入困境，以及拉美、南美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长期处于呆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亚太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最活跃的一个增长极，这是亚太经济发展最令人注目的特征之一。

亚太经济发展的另一大特征是：区域内部经贸与投资互动关系日益密切，各种形式和不同层次的合作日益扩大，一个无形的非制度约束的亚太经济区正在形成之中。

从过去一段历史情况来看，所有亚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几乎都是以外贸作为"引擎"的。早在80年代中期以前，各个经济体主要是依赖向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出口，对于日本而言，欧美市场是其大量出口的理想场所；对于"四小龙"来说，这近乎是维持生计的最重要的经济活动；对东盟而言，是其初级产品出口的重要财源；对于中国大陆，显然出于经济策略的考虑，希望通过出口创汇，加速工业化进程。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减慢，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区域经济走向集团化，而日本、"四小龙"等内部货币升值、工资成本提高、国际竞争力削弱，于是，日本与"四小龙"开始调整产业结构、转移生产基地、实现出口多样化，经济发展逐渐转向"外需与内需并重型"，与此同时扩大了区内交往。另一方面，东盟与中国大陆不失时机地吸收前者的资金、技术和商品，并转向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出口，由此亚太区域内开始形成一种新的分工和合作格局。

从贸易看，1980年世界最大的20个出口国家和地区中，亚洲只占4个，亚太区域内贸易比重为34.8%；到1992年，亚太有9个国家和地区已跻身出口大户的前20名，对外贸易总额占世界总额的1／4，区内贸易比重为43.1%，这一比重已高于北美地区的区内贸易。[①]

从投资看，最初美国资本控制着亚太地区，从7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资本赶了上来。目前，日本对亚太直接投资早已超过美国，约占其海外投资的一半；80年代中期以后，"四小龙"也向东盟和中国大陆投资。到1992年，亚太外汇储备占世界的1／3。

在亚太经济的整体发展中，包括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在内的整个中国经济，从70年代末开始，由相互隔离的独立发展状况迅速向一体化方向发展。进入90年代以后，一个以香港为纽带，连接台湾、澳门及华南地区，进而进入大陆广阔腹地的无形的经济区开始生成。有人把这个经济协作区称作"中华经济圈"，也有人叫它"海峡两岸经济圈"，还有人称它为"华南沿海经济区"，或"华南经济协作系统"，等等。

从亚太经济发展的总体特征着眼，如何认识中国经济在这一地区的地位和作用，是本文着重探讨的问题。美国著名政治学教授肯尼迪这样评价："太平洋地区的崛起，是由于其发展的基础十分广泛。它不仅包括日本强大的经济，而且也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急速变化着的巨人"[②]。的确，进入90年代以后，不仅大陆以外的港澳台地区达到了较发达水平，而且大陆经济本身也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就大陆部分而言，到1993年获得海外投资260亿美元，占全球总额13%，仅次于美国；1994年底，进出口贸易总额已达2367亿美元，成为世界第十大出口国；截止1995年5月底，外汇储备已逾600亿美元[③]。那么，中国经济的这一变化又意味着什么呢？

哈佛大学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帕金斯教授早在80年代初期就指出："东亚的富强和兴起是改变20世纪后半期世界经济、政治体系的一个重要力量……近2亿人口告别以极端贫穷为特征的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如果10亿多人口的中国在本世纪末或以后的短时间内变成工业国，这个意义就更大"。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极大地缓和了亚洲地区的冲突，并成为一支和平与稳定的力量"[④]。我们知道，日本从70年代起开始，倡导亚太"雁形发展"模式，试图翻版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共荣圈"；美国从80年代中期以来，也正在推进以美国为核心的亚太"扇形"发展计划。这两者实质上都是在争夺亚太经济的领导权。中国经济的起飞，则将对亚太经济的长远和整体发展发挥推动、缓冲和维护作用。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亚太经济正在向一体化方向发展，因此，亚太经济的发展就越来越离不开中国经济的积极参与。从规模来看，中国的人口和面积在亚太地区占有很大的比重，其中面积是其余部分的2.5倍，人口则为其余总和的2倍。随着中国人均所得的提高，以及与亚太地区经贸联系的日益密切，中国已经而且将更加有气势向本地区提供广阔的市场；同时，中国物产丰富，许多资源尚待开发，产业结构也正在调整，技术设备急需更新换代，这一切又将为亚太地区的经贸和投资合作提供更多的机会。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在亚太地区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增长和发展对本地区乃至全世界都将产生极其重大的作用。当然，为了更准确地评价和回答这一问题，我们还必须具体地分析中国与各个亚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系及合作现状。

二、中国经济与亚太经济的历史关系及合作现状

长期以来，中国大陆奉行的是一种"自力更生"的经济发展战略，其特征是自给自足、闭关锁国，很少同西方经济或亚太经济发生联系，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例始终低于1%，是亚太地区贸易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最低的一个国家。70年代初期，随着国际关系的缓和，中国经济开始更多地卷入世界经济。70年代末，当中国首次宣布实行对外开放经济政策时，国际上立即引起强烈的震动，人们把中国当成一个广大而没有被充分开发的市场，甚至认为这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前沿。[⑤]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中国与亚太各经济体（同时，大陆与港澳台之间）逐渐加强了联系。

日本

早在1972年两国恢复邦交以前，日本主要出于纯粹的商业动机，率先发展了同中国的经济关系，并成为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当中国首次宣布开放政策后，日本商人第一批来中国开发新市场，随后日本不断用机器设备和耐用消费品换回中国的原材料、煤炭和石油。进入90年代后，双边经济关系逐步得到了全面和深入的发展。

在贸易方面，双方发展极其迅猛。1972年中日贸易额只有11亿美元，1989年达189亿美元，到1993年一跃而为390亿美元，日本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占中国外贸总额的20%，而中国也成为日本的第二大贸易国。

日本对华投资增长很快，1979年直接投资额为1400万美元，1990年达28.22亿美元，截至1994年6月止，协议投资额107亿，实际投入资金60亿美元[⑥]。从1993年起，日本在亚太投资中，对华投资上升为第一位；从1994年起，日本对华投资额超过对英国投资，一跃为日本海外投资的第一位。在金融方面，日本银行和日本证券协会也纷纷关注中国市场。另一方面，在外国向中国技术转让中，日本占居第一位。

中国与日本在整个经济关系发展中明显地表现出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日本作为发达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的中国在经济上存在着天然的互补性，日本为中国提供现代化所需要的资本、金融和技术，中国则为日本提供资源和市场。二是中日经济悬殊，使两国经济关系的结构不是对等依赖，中国在同日本打交道中不得不处于"价格接受者"的地位，这同其它亚太发展中经济体与日本的关系一样。具体而言，这主要表现为：第一，双边贸易发展不平衡，波动性大。目前中国向日本出口的主要商品为服装、杂货（如鞋类，玩具及家具）、粮油食品、矿物与原材料等，日本向中国的出口则有机电产品、汽车等运输机械、钢铁、纺织品、塑料及纸张制品等，从总体上看仍是一种以垂直分工居主导地位的产业间贸易格局。第二，日本对中国的技术转让十分保守，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顾虑较多，而且投向主要集中在少数产业和少数沿海城市。第三，经济摩擦时有发生，1991年日本首次对中国出口硅锰征收反倾销税，近来又十分关注纺织品对日出口过猛现象。总之，中日的经济交往和分工合作的现状，与两国的互利要求以及各自在亚太经济中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

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四小龙"）

从政治、历史、地理和文化来看，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香港、新加坡、台湾和韩国，都与中国大陆有着特殊的关系，然而经济上的交往却经历了一段曲折而迂回的过程。

香港在历史上一直是作为中国南方的一个口岸，即使在冷战时期它仍然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当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后，它则随之大为活跃起来[⑦]。在贸易方面，不仅为大陆成功地进入欧美市场发挥了先锋和桥梁作用，而且与台湾地区、韩国以及其它在政治上或历史上跟中国大陆存在障碍的经济体发生了联系，疏通了渠道。与此同时，香港的制造业不断向珠江三角洲迁移，十几年来，这种投资转移已使香港经济结构完成了升级换代，转向以金融、运输、保险、通讯和贸易为主的经济格局。中港之间这种区域性的分工、协作和发展，加速了两者经济的一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