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毅南：中国经济真是“粗放式增长”吗」正文
摘 要 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要求客观评价中国经济成长的成就和原因。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把金融危机的部分原因归之于中国的发展模式。国内不少经济学家也断言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模式是“粗放增长”，要求中国的结构转型向西方尤其是美国模式靠拢。通过比较研究发现：中国经济是“高投资、高效率、高技术进步”和“低能耗”的高质量增长，其结果是GDP和消费同步高速增长。认为中国是“高投资、低效率、低消费”的“粗放增长”没有多少经验证据。夸大发展必经的社会代价、否定中国发展的成功道路、扭曲国家发展战略的制定，可能带来严重后果。如何客观评价中国和西方的发展道路，重新讨论如何用实践检验真理，是中国经济学界不可回避的大问题。
关键词 粗放增长 投资效率 劳动生产率 技术进步 消费增长
作者唐毅南，复旦大学公司金融与资本市场研究中心、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上海 200433）。
一、引言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长时期的高速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改善。然而，金融危机以来，以美联储前任主席伯南克为代表的“再平衡”理论，把金融危机的部分原因归结为中国的高储蓄、高投资和低消费，要求中国经济向西方式的消费经济转型①。国内受西方经济学影响的主流经济学家也认为，中国过去三十年的高速增长是投资驱动的粗放型增长②，在金融危机后已经难以为继，需要立即转型。大众传媒和决策机构似乎也接受中国“粗放增长”的理论，政府官员多次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不能不促使我们认真研究“粗放增长”论的经验依据。
“粗放型增长”这一说法的主要依据，是认为中国经济的特征是“高投资、高能耗、低效率、低技术进步”的“两高两低”和由此而来的“高增长、低消费”。然而经济学界并未确认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就是“粗放型”增长；尤其是近年来，学术研究普遍认为，中国生产率增速是很高的。史正富在新著《超常增长》③ 中，就资本效率、劳动生产率、技术进步及消费增长率等指标进行了诠释，初步否定了“粗放增长论”的依据，本文将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效率和质量进行更具体深入的分析。笔者认为，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判断，不能以教科书的理想状态为依据，也不能以个别案例的印象出发就讲故事发宏论，必须以历史上的现实国家为依据，把中国的发展进程和西方主要国家的类似经济发展阶段作定量的比较。
本文第二节到第四节分别从资本产出比、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TFP）三个指标全面评价中国增长的效率。第五节和第六节分别分析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和技术进步这两个受到误解最多的指标。第七节分析中国消费增长的历史记录，同步考察了消费占比波动与消费总量增长这两个方面。
二、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投资效率
“粗放增长”论的第一论据就是中国高投资、低效率，投资效率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高投资当然是毋庸置疑的，但问题是我们并没有看到有人就低效率给出可靠的事实和数据，有的只是口口相传的说法。那么，中国经济增长效率究竟低不低？我们通过事实和数据来回答这个问题。
衡量经济增长效率，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1）生产中资本投入的效率，即投资效率，可以用资本产出比这一指标来度量。（2）劳动投入的效率，可以用劳动生产率度量。（3）劳动与资本结合方式的效率，这往往反映技术进步与管理水平等多种因素。学术上通常用全要素生产率（TFP）代表。下面就首先对这些指标进行考察。
（一）中国的投资效率高于美、日等发达国家
要评估投资效率，首先要解决用什么指标来度量的问题。在本节中，我们先使用资本―产出比这一指标，而对于学术界常用的全要素生产率（TFP）以及媒体爱讲的GDP能耗等指标，则放在后面讨论。
首先考察资本―产出比，是因为这是最直观易懂的指标。简单说，资本产出比就是投入资本量与其带来的产出量之间的比值，即每单位产出所需要的投入的资本。例如，当存量资本产出比是3时，代表每3元存量资本能产出1元GDP；而当增量资本产出比是3时，表示增加1元GDP，要有3元投资。所以资本产出比越低，代表投资效率越高。
当然，资本产出比看似简单，计算上却不容易。首先，它有存量和增量的不同。存量资本产出比和增量资本产出比本质上没有区别，而计算方法却有很大不同。按资本存量计算资本产出比时，为了估计存量资本的价值，需要统计初始资本存量、投资品价格指数和折旧率等一系列参数，计算十分复杂。而按增量计算时，投资和经济增长则都比较容易核实，计算简便。我们比较了两种方法计算的资本产出比，也发现其反映的现象和趋势是一致的，所以，我们不再区分存量和增量的概念，用每单位GDP增长所需的投资额计算资本产出比。其次，从投资到形成产出会有一定时间的滞后，当年投资也许要明年及后续几年才陆续形成产出。在本文中，把投资与产出的滞后放在一年，采用不变价计量投资与产出。同时，也是更为重要的是对考察期划分时段，计算一定时段中的资本产出比的平均值，即用这一时段中发生的投资总额除以该时段的GDP增长总额。这样做的好处是，由于经济不稳定和计算方法缺陷所引起的年度计量困难就不存在了，而得到的结果可以比较准确地反映一段时期中资本运用的总体效率。这也正是本节所要面对的问题。
投资效率的高低不是绝对的，而是要放在具体的时空中才有意义。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无法套用资本产出比进行比较效率高低；即使同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发展阶段的资本产出比也必然不同。为此必须将资本产出比的记录放在具有可比意义的历史框架中进行观察与分析。在这当中，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原发国，美国作为第一个从跟进国变为前沿国的国家，日本作为第一个成功赶超而成为发达经济体的第一个东方国家，应该具有比较强的代表意义。但限于资料问题，我们较多地把中国与美国对比，兼顾英国与日本的情况。
对于中、美两国，因为工业化的起步与推进时期不同，即美国工业化的基本阶段先于中国上百年，所以我们就必须注意两国数据与历史时段上的可比性。表1对原始数据大致发展阶段作了汇总。
显然，从各个阶段比较，都是中国的投资效率显著优于美国。中国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实际是1952-1979年）的经济发展是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实行了后发国家普遍的赶超型大推动战略。经过1949年后的三年恢复时期，从1953年“一五”计划开始，中国一步进入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化阶段。由于重工业投资规模巨大，理论上中国的资本产出比应该比较高，但是把这一时期（1952-1979年）的中国与美国相比，不论是与美国同期还是历史上的同一发展阶段比，中国投资效率都优于美国。其中，1950-1979年，中国资本产出比为4.93，比美国同期这个被称为黄金增长时代的资本产出比（5.01）还低。也就是尽管当时的中国工业很落后，但同期增加1元GDP中国要比美国少投资近1毛钱。若与美国历史上大规模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这一可比阶段（1869-1908年）进行比较，则中国的资本产出比（4.93）比美国可比阶段的6.94低2.01，相当于低29%。1869-1908年的美国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领导国，并借此一举赶超英国，对大规模工业化而言，6.94的资本产出比不算高，中国改革前三十年的4.93已经算是优秀。
改革开放后，中国资本效率又大幅提高。从1980年到2009年，中国资本产出比仅为3.91；而美国从1980年到2009年资本产出比为6.82，效率大为下降。此消彼长，最近三十年中国资本效率大大领先于美国。总之，自新中国建国以后六十年（1950-2009年）资本产出比为3.96，资本效率高于美国，同期美国资本产出比为6.19。
表2中，按十年平均的资本产出比，我们还能看到中国投资高效率的更多细节。在头两个五年计划期间（1952-1961年），中国的资本产出比为11.11，接近美国次贷危机前后（2000-2009年）的11.92。实际上，这期间中国正常的资本产出比差不多是1952-1959年的3.24，但“大跃进”极不务实的经济政策造成了资本产出比的畸高。同样，“文革”的影响也使1970-1979年中国的资本产出比狂升至5.45，比美国同期的5.42还略高。但是，即使受“文革”的严重冲击，这时中国投资效率仍然好于美国1869-1908年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6.94。事实上，20世纪以来美国除了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刺激（1940-1949年）外，资本产出比从来没有低于4。中国则只有政治运动干扰经济最剧烈的“大跃进”和“文革”时期资本产出比超过4。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十年平均的不变价资本产出比基本保持稳定，资本产出比从20世纪90年代的3.80温和上升到了20世纪头十年的3.95。
综合表1和表2，中国投资效率显然是高于美国的。但是，与日本比怎么样？日本是成功赶超的典型国家，投资效率在其赶超阶段公认是好的，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老师”之一，我们在本文一个更详细的版本中也通过比较中日资本产出比，系统比较了中日投资效率的历史状况，结果发现，中国改革以来的投资效率也好于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赶超阶段的表现。①
资本产出比显示：中国投资效率系统性地和历史性地高于美国和日本。但既然资本产出比是投资效率的最直观反映，那么我们自然会问：上面我们看到中国资本产出比虽然在改革开放后下降了，但又从1990-1999年的3.80上升到了2000-2009年的3.95，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投资效率会逐渐下降？中国资本产出比上升的原因又在哪里？
资本产出比的升高或降低是与经济发展阶段相联系的。随着一国经济从轻工业转向重化工业以及相伴的大规模城市化，人均固定资本持续增加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在主流经济学理论中，这一过程被称为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Labor Saving TechnicalChange）和相应的资本积累；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语言中，又被称为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历史趋势②，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也包含类似想法③。其共同的内涵是：在工业化由轻工业为主向重工业发展的历史阶段，国民产值中越来越大的部分将会变成物质资本的积累，使得整个社会中物质资本（C）存量不断加速增加，人力资本（V）增长相对落后，C/V的比例的提高就表现为资本产出比上升。表1中可以看到，美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本产出比都经历了一个上升、平稳、下降、再上升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