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斌 吴振宇：中国经济新常态与宏观调控政策取向

种迹象表明，我国经济运行已经发生阶段性变化，GDP增速正逐步稳定在中高速的增长平台上。

在此背景下，“新常态”概括了与高速增长阶段不同、将持续一段时间的经济运行状况，并得到广泛使用。“新常态”不是学术性名词，不同学者对其内涵与本质的理解存在较大差异。然而，随着经济形势发展和讨论的不断深入，对“新常态”的共识在增多。从影响面较广的应用和权威阐释看，“新常态”实质是说明我国将进入与高速增长阶段不同的中高速增长阶段。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符合后发国家追赶型增长的一般规律，是后发优势内涵和强度出现变化后的必然结果，是追赶进入更高阶段的体现。进入新阶段，将经济增长稳定在“常态”上，需要继续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有效匹配供给和需求的新变化，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

一、“新常态”是我国追赶进程进入更高阶段的体现

“新常态”最早见于国外金融机构对危机后全球经济复苏过程的描述。与危机前相对平稳的状态相比，不同国家、不同领域，危机后都会出现持续一段时间的新局面。“新常态”概括了这种状态，于是被广泛地移植和使用。

用于描述我国经济时，“新常态”所指代的阶段、强调的重点仍未固定。“新常态”有时被用于指代当前三期叠加阶段，有时用于指代未来中高速增长阶段，有时用于指代对2003年以来“非常态”增长的回归。然而，随着我国经济形势发展和讨论增多，对“新常态”内涵的共识正在逐渐凝聚。2014年8月初，《人民日报》以系列评论的形式具体阐释了“新常态”的内容。2014年11月中旬，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同志论述了“新常态”的特征。归纳这两次重要阐释，“新常态”有三个重要特征：一是增速落人中高速区间，二是经济结构出现明显变化，三是增长动力和机制发生改变。增速、结构、动力这三项核心要素发生基础性变化，反映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增长阶段。这个阶段就是近两年得到广泛讨论的中高速增长阶段。用“新常态”对其概括，包含了比增速变化含义更丰富的结构优化和动力转换。

增长进入“新常态”，是从高速到中高速增长阶段的转换，会带来经济基本面大范围的调整。然而，比这种阶段性变化更为基础的约束性条件依然制约着我国经济发展。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化，人均GDP与发达国家差距依然较大，后发优势依然是我国保持较快增长的基础性支撑。从后发国家追赶进程的长周期视角看，我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实质是追赶进程进入新阶段。

(一)后发优势递次释放形成追赶进程不同阶段

后发优势是追赶型国家可以长期保持高增速的根本原因。在追赶进程不同阶段，后发优势的重点及其蕴藏的增长潜力不同，从而带来增速和增长动力的变化。从历史经验看，随着后发优势递次释放，成功追赶的经济体增速相对前沿国家呈现倒“U”型曲线，且形成完整的追赶周期。

在后发追赶进程中，技术进步模式起着主导性的作用。追赶的前期，市场需求空间大、劳动力和生产资源供应充分，通过购买设备和其他技术引进渠道，企业很容易组织并扩大生产。此时，大量的剩余或闲置资源被有效利用，或从较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转向较高生产率的非农部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模式可称为TFP1。追赶的中期，后发国家与前沿国家技术水平差距逐步缩小，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专利的难度加大、成本提高。基础设施建设、居民消费、出口等需求增速逐步下降。生产要素供应紧张、价格显著上涨，早期简单外延式扩张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效率提高更多地依靠模仿创新和行业内企业间优胜劣汰来实现，这种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模式可称为TFP2。追赶的后期，大部分后发优势都已释放。传统市场空间已经饱和，生产要素价格大幅上涨，依靠技术引进和模仿式创新很难消化企业投入成本上升带来的压力。企业开始尝试前沿创新，试图通过创造新的市场机会和技术路线获取高额利润。通过创造全新商品和技术路线、构建新商业模式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方式可称为TFP3。

综合追赶进程中资本积累、要素投入和全要素增长率的共同影响，可将后发国家追赶周期划分为五个阶段。

一是起飞阶段。在制度变革或外部环境的触发下，后发国家开始脱离低水平均衡，向持续高增长转换。这一过程通常较快完成，但是某些国家也会持续较长时间。

二是高速增长阶段。由资本积累和TFP1共同驱动的高速增长通常会持续20～30年。在生产率和人均资本存量快速增长的同时，往往经历剧烈的产业升级和结构变化。基本趋势是产业技术和资本密集程度越来越高，同时居民消费结构、城乡结构、出口结构等优化升级。

三是中高速增长阶段。市场空间变小，要素成本快速上升，资本积累速度开始下降，效率提升从TFP1向TFP2过渡。企业开始加强创新和海外市场开拓，行业内企业优胜劣汰成为常规现象。

四是中低速增长阶段。技术引进空间较小，国内市场饱和，生产综合成本达到国际平均水平，投资率进一步下降，增长动力从TFP2向TFP3过渡。仅依靠模仿式创新已经无法覆盖不断上升的生产要素价格，更多企业开始涉足前沿技术的研发和商业模式的创新。

五是增速回归阶段。后发优势完全释放，追赶进程基本结束，TFP3成为主要增长动力。经济增长速度与发达国家基本相当，市场体系完善、产业结构稳定。制度、资源、文化等因素对创新和增长水平的影响凸显。

五个阶段的更替是渐进的过程。前两个阶段经济发展更多依靠数量扩张，后三个阶段则更多依靠质量提升。

(二)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反映我国将进入质量提升的追赶阶段

与前沿国家相比，我国发展差距依然较大，仍然蕴藏着较大后发优势。这突出表现在：劳动力人口虽然下降，但劳动力总体丰富，且劳动成本相对较低的特点尚未根本改变。尤其值得指出的是，随着劳动力结构的变化，我国具备高素质劳动者比较丰富的特点。2019年之前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劳动力供给将相对增加，已有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提升空间仍较大。物质型生产资源供应紧张，但资金、知识、管理经验与之前相比均有明显增长，供应链的效率和覆盖面有较强优势。从市场空间来讲，虽然与过去相比有所减小，但与前沿国家相比，不论在基础设施、制造业更新投资还是居民物质及文化消费提升等方面，都有着较大的需求增长空间。制造业内部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高TFP的潜力仍有相当大的空间。虽然与前沿国家的技术差距有所缩小，在一些领域有望实现领先，但综合技术水平落后于发达国家30年左右，通过模仿创新和应用型创新提高技术水平的空间还较大。培育本土跨国公司，走出国门寻找、发现和整合国际创新资源，提高技术水平的进程才刚刚启动。

后发优势的存在，意味着我国具备挤压式增长的条件和空间，能够将经济增长速度支撑在中高速水平上。然而，与高速增长阶段相比，后发优势的内涵、供给和需求的条件发生变化，于是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都将发生变化。进入“新常态”后，从增长绩效上看，由主要积累物质资本向积累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转变：从增长动力上看，由主要依靠投资向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转变;从比较优势的利用上看，由主要依靠初级资源向依靠技术、资本、管理等高级资源转变;从政府角色上看，从直接参与经济增长向培育、优化经济环境转变。

我国经济正在和即将发生的变化，表明追赶进程将进入更高阶段，即从数量扩张型追赶向质量提升型转变。

(三)进入“新常态”我国经济运行的重要特征

在向“新常态”过渡的进程中，我国经济已经出现新的变化。这些变化是“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运行特征的初步显现。从当前已经显露的变化和未来发展趋势看，我国经济运行将表现出如下特征：

第一，经济潜在增长率在7%左右。进入“新常态”，增长动力发生两个重要变化：一是从同时依靠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转向更多依靠后者;二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由主要依靠部门间要素转移变为主要依靠部门内的优胜劣汰。未来投资增速可能下降，全要素增长率虽然对增长贡献的份额增多，但本身增长速度下降。受此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将比高速增长阶段有所下降。

第二，内需特别是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提高。2012年，我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制造品生产国。从总量上看，我国制造能力扩张速度高于全球消费增速，外需对我国经济拉动作用必然会逐步降低。与些同时，发达国家再制造化、新兴经济体普遍推行出口导向战略等，挤压着我国国际市场份额;国内生产要素价格提升也在削弱我国国际竞争力。进入“新常态”，为维持中高速增长，我国将更多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随着与前沿国家逐步接近，技术进步速度放缓对资本边际效益递减的对冲能力降低，投资收益下降，投资增速将放缓，消费在内需增长中的相对地位上升。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群体以及消费升级，也将对经济增长贡献更大力量。

第三，服务业占GDP的份额及其对增长的贡献逐步提高。随着总量扩张速度放缓，更多制造企业将发展重点转向“微笑曲线”的两端，通过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发展，提高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城乡居民在满足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后，对文化娱乐、健康休闲等高端生活性服务业的需求将进一步释放。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一方面将推动国内服务业商业模式的成熟和发展，另一方面也会促进我国人力资本优势的发挥，承接更多服务外包业务。

第四，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将提高。相比于投资，消费增长比较平稳，消费占比提升将增加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与工业迂回生产不同，服务业的生产链条短，需求波动带来中间投入品大幅波动程度降低。多数服务业需要及时、当面的消费，信息从需求到生产传递的失真较低，也有助于降低生产体系的波动。

(四)认识“新常态”的几个重要原则

“新常态”对应着潜在增速、经济结构、增长动力三大变化。进入“新常态”，宏观经济运行、企业盈利、财政收入、区域发展等都将出现与以往不同的变化。客观、准确地认识“新常态”需要关注以下几个原则。

第一，增量和总量变化的关系。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中，部门内的优胜劣汰带来的力量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传统生产要素从效率低下的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转移仍占重要地位。结构变化中，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重，但投资依然对促进中长期增长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优化投资方向、提高投资效率的空间仍较大。服务业成为重要的新增动力，但其主要部分仍是生产性服务业。只有在巩固工业发展的基础上才能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正确处理增量和总量的关系，进一步优化传统增长动力，才能为新动力的培育提供宽松的经济环境。

第二，潜在增速和实际增速的关系。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我国经济具有在较长时间保持7070左右增长的潜力。然而，一方面这样的增速需要通过推进改革，适应供需条件变化，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才能实现;另一方面潜在增速也不应成为每年的目标增速。受到内外部各种因素的冲击，实际目标增速需要同时考虑潜在可能性和现实条件。

第三，历史规律和现实创新的关系。无论是“新常态”还是中高速增长阶段，都是结合历史经验和逻辑推演的预测，是排除不确定性影响后对大概率事件的估计。20世纪70年代，没有历史经验、也没有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能够确凿地预测到我国这样一个超大经济体能持续高增长30年。当前技术革命速度加快，国际化程度高于历史水平，双边多边合作提供的发展机遇难以估量，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发展提供需求的空间超越以往，能源革命对全球经济积极影响还有待评估，进入“新常态”仍有大量不确定的因素。历史规律只是参考系，经济能健康可持续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