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佐军：从旧常态到新常态需要三大发动机

■经济旧常态从1978年改革开放启动时算起，截止时间可以确定为2012年“十八大”召开之前。旧常态时期中国经济有四个主要特点：一是经济高速增长。1978-2012年，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8%的高速增长：二是经济增长模式比较粗放。中国经济主要依靠资源能源投入来拉动增长，积累了比较突出的资源环境问题；三是产业结构以工业为主。1978年以来，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形成了以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四是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虽然30多年来市场化改革取得了明显进展，但政府主导经济的体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没有完全理顺。

■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从旧常态向新常态过渡的过渡态时期。经济过渡态时期从2012年到2016年或者2017年，估计约5年左右时间。过渡态时期持续多长时间取决于改革和转型的速度。经济过渡态有四个特点：一是新旧形态掺杂，既有旧的形态，也有新的形态；二是经济不太稳定，由于经济处于增速换挡过程中，总体表现不太稳定；三是不可持续，既然经济不太稳定，我们就不希望它持续太长时间，而是希望它尽快进入新常态时期；四是存在经济结构调整阵痛，一些产能过剩行业、附加值较低的行业项目将被淘汰，必然伴随着部分企业破产的阵痛。

■经济新常态时期是指2016年或2017年以后的5年、10年或更长时期。经济新常态是我们要努力实现的目标状态。它有三方面内涵：一是新常态有很多新的表现形态，既与旧常态时期的形态不一样，也与过渡态时期的形态不完全一样，新形态集中体现为六大特征；二是新常态应是相对稳定的、是均衡的。如果经济还在急剧变动，还在增速换挡，还在调整阵痛，就还没有进入到新常态时期；三是新常态应是可持续的。因为既然是常态，那就不能很短暂，就应持续比较长的时间。

■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必须依靠的主要动力只能是“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是通过提高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因而是健康、可持续的。中国目前的许多制度还不成熟、不合理，正因为不成熟、不合理，还可以通过改革来释放制度变革的生产力。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正处于中后期阶段和加速发展阶段，还有巨大的释放结构生产力的潜力。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加和信息化等要素升级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未来中国经济三大发动机

制度变革 中国目前许多制度不成熟、不合理。可以通过制度变革来释放生产力 结构优化 中国工业化、城镇化正处于中后期与加速发展阶段，有释放结构生产力的潜力 要素升级 通过提高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是健康、可持续的，有很大提升空间

从旧常态到过渡态再到新常态

时间 特点 旧常态 1978-2012 经济高速增长、增长模式粗放、重化工业为主、政府主导经济 过渡态 2012-2017 新旧形态掺杂、经济不太稳定、持续时间不长、结构调整阵痛 新常态 2017- 出现六大特征、相对稳定均衡、可持续稳健发展

最近一年多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中国经济要适应新常态，这是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判断，也是一个重大的经济新战略。既然有“新常态”，就一定对应着一个“旧常态”，同时从旧常态到新常态中间还有一个“过渡态”。本文重点探讨中国经济从旧常态到过渡态再到新常态的路径和对策。

以前的经济旧常态

经济旧常态时期从何时开始算起？笔者认为有两种算法：一种是从1978年或改革开放启动时算起，另一种是从2002年开始算起。截止时间可以确定为2012年“十八大”召开之前。

旧常态时期中国经济有如下四个主要特点：

第一，经济高速增长。1978-2012年，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8%左右的高速增长，2003-2007年期间更是达到了年均11.6%以上的增长速度。这在世界经济增长史并不多见，故有人称之为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

第二，经济增长模式比较粗放。在此时期，中国经济主要依靠大规模资源能源投入来拉动增长，以致积累了比较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推动，据华冬芳等人采用索洛余值法估算，1979-2009年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8%，要素投入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3.24%。同时，投资效率较低，据史正富的研究，1978-2010年中国的资本产出比为3.92，美国1965-2010年的资本产出比为5.29，日本1980-2010年的资本产出比为14.69。

第三，产业结构以工业为主。1978年以来，中国工业化快速推进，2000年以来重化工业更是快速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形成了以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直至2013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才开始超过第二产业的占比。大规模建设工业园区、增加工业产值，成为各地的主要追求目标。

第四，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虽然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化改革取得了明显进展，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大幅度提高。但政府主导经济的体制始终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各级地方政府程度很深地直接参与了经济建设，中央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也很频繁，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没有完全理顺。

目前的经济过渡态

经济过渡态时期从2012年到2016年或者2017年，估计约5年左右时间。过渡态时期持续多长时间取决于改革和转型的速度。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过渡态时期，未来两三年仍然处于向新常态过渡的过程中。

首先，我们来看看经济过渡态的内涵。内涵包括四个方面：第一，新旧形态掺杂，既有旧的形态，也有新的形态。第二，经济不太稳定，由于经济处于增速换挡过程中，总体表现不太稳定。第三，不可持续，既然经济不太稳定，我们就不希望它持续太长时间，而是希望它尽快进入新常态时期。第四，存在经济结构调整阵痛，因为过渡态时期也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一些产能过剩行业、附加值较低的行业项目将被淘汰，必然伴随着部分企业破产的阵痛。

然后，我们来看看过渡态时期面临什么样的机遇和有利条件。

第一，在过渡态时期，新一届中央领导已有了新的发展思路和战略方针，如强调推进全面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进依宪治国、依法执政，提出要适应新常态，所有这些都有利于我们平稳度过过渡态时期。

第二，平稳度过过渡态时期需要口袋里有一些“子弹”，幸运的是，我们还有一些子弹。比如说，目前的财政赤字不是太多，还有扩大财政赤字的空间，同时还有进一步释放流动性、降息降准的空间，还有增加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空间，还有利用巨额外汇储备扩大对外投资、推进“一路一带”等重大战略的空间，还有强力稳稳的空间。

第三，目前已积累了向新常态过渡的一定基础。如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一直在稳步提高，2014年前三季度已经达到了46.7%，还在进一步上升过程中；就业的压力并不像我们原来想象的那么大；政府财政收入、企业效益和城乡居民收入的增幅比GDP增幅更高一些；中西部地区、新兴城镇和新兴农村地区有不少发展的回旋空间。

最后，我们来看看过渡态时期面临何种挑战和不利条件。

第一，过渡态时期多种问题在碰头。不仅有经济方面的问题，还有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等方面的问题，不同问题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考验着党和政府的调控智慧。同时，国内问题还与国际问题交织在一起。

第二，过渡态时期面临着诸多的两难选择。比如稳增长与调结构、稳增长和控风险、稳增长与促改革、稳增长与保环境之间，都存在两难选择。许多人认为，改革一定有利于经济增长，其实不完全如此，原因有：一是改革的目的是多元的，包括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等，有时为了维护社会公平不得不牺牲一些经济增长，而且社会公平确已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二是部分改革有可能震破泡沫，影响经济增长。同时，稳增长与保环境（或建生态）之间也存在两难，要想有好的环境，经济增长速度就不能太快。这些两难问题需要我们通过高超的宏观调控艺术去解决，需要像“走钢丝”一样去维持平衡。

第三，在过渡态时期需要花较多的精力防范、控制和化解经济风险。过去十多年的超高速增长积累了一些风险和泡沫，化解这些风险和泡沫仅靠改革、转型和创新还不够，还需要运用其他一些特殊的手段，特别是挤泡沫和释放风险的手段。

今后的经济新常态

经济新常态时期是指2016年或者2017年往后的5年或10年甚至更长时期。经济新常态是我们要努力实现的目标状态。

经济新常态的内涵有三个方面。第一，新常态有很多新的表现形态，既与旧常态时期的形态不一样，也与过渡态时期的形态不完全一样，新形态集中体现下述六大特征中。第二，新常态应是相对稳定的。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应是均衡的。这也是常态的应有之义。如果经济还在急剧变动，还在增速换挡，还在调整阵痛，就还没有进入到新常态时期。正因如此，真正的新常态是几年之后的事情。第三，新常态应是可持续的。因为既然是常态，那就不能很短暂，就应持续比较长的时间。

经济新常态是一组由多种新常态构成的画卷，有如下六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经济增长速度的新常态。即经济增长速度由过去三十多年9.8%左右的高速增长，转为今后五年左右6%-8%的中高速增长，再往后可能是更低的中速增长或中低速增长，因为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现象，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工业化城镇化达到一定阶段后，经济增长速度就要下台阶。当2030年前后中国成为发达国家后，经济增长速度有可能进一步下降到当今西方发达国家2-4%左右的水平。

第二，经济结构的新常态。主要表现为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和排放结构的新常态。其中，产业结构的新常态表现为服务业或者第三产业比重占主导地位，并越来越高，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绿色低碳产业比重进一步提高；区域结构的新常态表现为新型城镇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进一步缩小；排放结构的新常态表现为废水、废气、废渣、二氧化碳等的排放逐步减少，氧气、水蒸气的排放逐步增加。

第三，经济质量的新常态。主要表现为：经济效率（劳动力生产率、土地生产率等）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进一步提高，整个经济的竞争力进一步提高。

第四，经济增长动力的新常态。主要表现为：由原来的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转为创新驱动；由主要依靠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转为主要依靠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简单说即改革、转型、创新）拉动经济增长；需求动力结构内部，由主要依靠外需转为主要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转为主要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政府投资转为主要依靠社会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第五，财富分配的新常态。主要表现为：由主要实现国富转为主要实现民富，由少数垄断行业富裕转为各个行业共同富裕，由少数人暴富转为绝大多数人共同富裕。也就是说，要提高居民收入在整个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使收入财富分配更加公平合理，让广大老百姓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

第六，制度环境的新常态。主要表现为：由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转为市场主导型经济体制，政府则由权力型政府转为服务型政府、由经济型政府转为社会型政府，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