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卓元：中国经济从追求数量扩张转向注重质量效益

摘 要：中国经济在规模和数量扩张上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但也要看到在中国经济沿袭粗放扩张模式，超高速增长和强刺激投资的同时也积累了不少问题，严重制约着中国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增长。因此，中国经济亟待进行转型，从追求数量扩张型转为注重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型，努力实现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转变，使国民经济真正走上稳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关键词：中国经济转型，追求数量扩张，注重质量效益

2003-2007年，中国经济连续五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2008年遭受国际金融危机袭击后，由于政府实行强刺激投资计划，2008和2009年中国经济仍保持了9%和8%以上增长，这说明中国经济在规模和数量扩张上取得了骄人的业绩。2008年，中国GDP按当年汇率计算折合成美元达38 600亿美元，人均3 300美元，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由于经济高速增长，中国许多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居世界首位。如农产品中谷物、肉类、棉花、水果等产量居世界第一，工业品中的钢、煤、水泥、化肥、棉布、汽车等居世界第一。但也要看到在国民经济沿袭粗放扩张模式，超高速增长和强刺激投资的同时也积累了不少问题，严重制约着中国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增长。因此，展望未来十年，中国经济亟待进行转型，从追求数量扩张型转为注重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型，努力实现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转变，使国民经济真正走上稳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一、中国经济发展积累的几个失衡问题

由于国民经济连年以两位数增长，加上国际金融危机袭击下国家所采取强投资应对措施，中国经济出现了几个大的失衡或不协调。一是内外需失衡。2007年我国的出口依存度高达36%，比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时的18%高出一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外需收缩，出口下降，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很大，从2008年秋冬后至2009年年底的情况就是这样。二是投资消费失衡，最终消费占GDP比重降到50%以下，其中居民消费2008年降到占GDP的35.3%，2009年估计居民消费率还要下降，比一般国家的居民消费率占60%左右低近一半（2008年，美国居民消费率为70.1%，印度为54.7%）。这是我国内需不足的主要根源。三是经济高速增长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即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承受能力失衡。资源环境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瓶颈。我国主要矿产品的对外依存度，1990年还只占5%，目前已占50%左右，风险很大。四是区域、城乡发展失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且未能扭转。这是多年的老问题。农民收入水平太低，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相比名义上为3：1，实际（加上社会福利）为6：1.农村市场小，农民消费水平低。基尼系数新世纪以来一直超过0.4的警界线。有学者指出，从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7.3倍上升到23倍（《改革内参》2009年第32期，第49页）。在上述四大失衡中，最主要是投资与消费失衡，或储蓄与消费失衡。投资增速很高，产能过剩，只好靠扩大外需找出路，出口依存度一路攀升。投资增速很高，粗放型扩张，必然要付出过大的资源环境代价。投资增速很高，在于追求GDP的快速增长，财政用于支持欠发达地区和增加低收入群体的财力不足，不能很好缓解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经济和收入差距，不能扭转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局面。

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使中国几个失衡问题突显出来，特别是投资与消费失衡问题突出起来。2009年强投资刺激政策使这一失衡更趋严重，成为今后调结构的重点。尽管中央出台的4万亿元投资没有挤压消费但是由中央投资项目带动的二三十万亿元地方投资习惯性地投向铁路、公路、基础设施和一些重化工业项目，不少原来被认为不能上马的“两高一资”（高能耗、高污染、资源型）项目又在重新上马。因此，不能用中央项目投资结构相对合理说明全部投资是合理的，不会挤压消费的。从2009年实践看，保增长和调结构（特别是调整投资与消费的结构）是有一定矛盾的。为了在本年度保增长，只有进行大规模投资才能见效，因此，依靠大量上工业项目和基础设施项目而实现的国民经济增长，又将进一步恶化投资与消费的结构。

二、产能过剩问题突出

投资增速过快带来的突出问题是产能过剩，2009年产能过剩的行业主要包括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多晶硅、风电设备，但是实际统计的24个行业中有21个是产能过剩的。产能过剩是西方国家经济的常态，如美国20世纪60年有近20%的产能过剩，我国现在的产能过剩比美国还厉害。政府采取的是增加投资、维持投资高速增长（20%以上）来扩大需求、缓解过剩矛盾。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由于出口增速强劲，我国依靠扩大外需消化了大部分过剩产能。但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外需下滑，出口从2008年11月到2009年11月一直是负增长，靠扩大外需消化过剩产能已不可能，转而靠扩大投资来消化过剩产能则使这一问题越来越严重。实践证明，企求用新一轮的产能过剩来治理现有的产能过剩的路子是很难长时期走下去的，2009年大量行业出现严重产能过剩说明了这一点。

产能过剩问题如果用市场经济通行办法并不难解决，市场竞争会使竞争力差的产能被淘汰，退出市场。中国产能过剩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不少产能过剩是在政府主导下形成的。政府主导的项目，是软预算约束，产能过剩且无竞争力，产品卖不出去或者企业亏损，政府往往直接或间接出面。提供资金支持，不愿退出市场。这一届政府借的钱可以留给下一届或以后去还，使政府的隐性负债加重，积累风险。因此，为治理产能过剩，今后应更多地按市场经济规范办事，通过市场竞争优胜劣汰，淘汰行业内部落后的没有竞争力的产能。

产能过剩带来的一个严重问题是贷款大量增加，形成通货膨胀压力。由于经济扩张过度依赖投资，使投资效率下降，经济高增长需要越来越多的资金支持。据国家信息中心测算，如果以增量资本产出率衡量，我国从1995年至2009年，15年内平均增量资本产出率为4，即每增加1元国民生产总值需要4元投资。预计2009年我国增量资本产出率将达到创纪录的9.5，投资效果大大低于正常平均水平。美国、德国、法国、日本、印度这些国家，每增加1元国民生产总值一般只需要1-2元投资。（《改革内参》2009年第34期，第10页）这也是为什么2009年1-10月我国新增贷款达到近10万亿元的天量，10月M2增速达到29.4%的原因。大量的资金投放正在推高资产价格。催生资产泡沫；而且在逐步形成通货膨胀压力，这也是中国经济的“隐忧”。

三、解决失衡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

我国制订“十二五”规划是一个解决经济失衡问题的好时机，可以有一个比较长期的打算，并在实际工作中着力解决上面讲的四个失衡问题，特别是投资与消费失衡问题，产能过剩问题，以便更好地摆脱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实现可持续的较快增长，更好地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现在讨论和研究中国经济形势应更多地研究4万亿投资刺激措施能否使中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使中国经济真正走上V型轨道（即使走上V型轨道，V型的峰值也不可能像前几年达两位数甚至到13%，而很可能为8%-9%）。如果这些刺激措施只能短期有效且措施本身也不可持续，就有可能经济向上走一阵后再次向下探底或多次上下，走W型轨道，这比走U型轨道还糟。多次上下实际上是走弯路，而走弯路是最慢的。因此，对于治理中国经济问题要有一个比较长期的规划，不要让目前采取的措施为以后的顺利发展制造障碍。这次制订“十二五”规划有利于人们冷静地思考中国经济的问题，因此人们对此寄以厚望。

为了改善投资与消费结构，应考虑大力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增加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采取更加积极的鼓励消费的政策；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都应更多地用于民生工程，向居民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通过这些努力，提升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我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已从“六五”（1981-1985）和“七五”（1986-1990）占GDP50%多一点，降到“八五”（1991-1995）“九五”（1996-2000）的45%多一点，2001年还占45.2%，可是到2007年已降为占35.6%，2008年进一步降为35.3%。所以，应把改变居民消费比重过低作为最突出问题，采取有力措施逐步解决，惟其这样，扩大内需才能落到实处，经济增长才能转移到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轨道上。提高消费比重有利于协调发展第二、三产业的关系，因为要提高消费的比重，必须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包括商业、旅游、餐饮、文化、医疗、教育、娱乐等产业。

四、推进经济转型的对策建议

第一，适当放缓经济增速。中国经济运行出现问题的根源都在于追求不切实际的高速增长。根据一些经济学家研究，中国现阶段潜在增长率为7.5%-9%之间，今后十年的经济增速以控制在8%左右为宜，不要再企求两位数的增长，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在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如果经济结构趋于合理，有8%左右的增长，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和中小企业，逐步提高就业函数，应当可以比过去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中国经济在2009 年第一季度见底（当季GDP增速同比增长6.1%）后已逐步回升，到第三季度即已恢复到高速增长态势，当季GDP增速已达8.9%，9月和10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已达13.9%和16.1%。财政收入增速也很快。所以，中国经济已经复苏，而且复苏速度很快。有的经济学家据此认为中国经济已呈V字型运行。所以，中国经济应对增速进行适当控制，以便使工作着力点从追求数量规模扩张转为着力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如果还是惯性地盲目追求GDP的高速增长，那么国民经济在一段时期超高速增长后很可能重新下行，这就将打破v字型运行态势，变为w型态势了。

第二，致力于调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认真落实中央提出的三个转变，即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转变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是很艰巨的任务，要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降能降耗减排，而且要用慢功夫，急不得，甚至在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一定能明显见效。所以，一些政府部门一直对此没有多少兴趣，这是一个大问题。调结构范围更广，经济结构除产业结构外，还包括地区结构、城乡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内外需结构、人与自然是否和谐等。其中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新兴绿色产业、节能减排等，是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致的。当前调结构最重要的是调整投资消费结构，大力提高居民消费在GDP中的比重；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努力抑制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不正常现象；大力推进节能降耗减排减碳，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加快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民转为市民的进程，这是今后扩大内需最为有效的选择等等。特别需要指出，调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同追求GDP高速增长有时是有矛盾的。如何兼顾好优化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和经济增长，可能是今后经济工作最不容易处理好的难题。看来，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不去刻意追求不可持续的高速增长，将比较有利于优化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还要看到，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是三年五年就能完成的，至少需要十年八年坚持不懈的努力。2009年冬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2010年经济工作的战略重点。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希望能真正落实。并且在此后继续坚持下去，一步一个脚印，经过十年八年的努力，取得实质性进展。

第三，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许多途径。如推进科技创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大幅度增加研究与开发投入；完善法律法规，健全法治环境；完善支持和鼓励各种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政策，停止执行一切逆向调节的政策；完善各项技术标准，制订必要的市场准入标准；深化改革，促进经济社会转入科学发展轨道等等。其中最主要的是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是深化政府改革。实现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追求GDP增速的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切实履行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切实改变目前政府介入经济过深的状况。二是价格改革，抓住当前物价稳定的有利时机，加快推进资源产品价格改革，使其能真正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发挥价格杠杆推动资源节约、保护环境的作用，推动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三是财税改革，尽快向公共财政转型。要扩大消费，改善民生，就必须尽快从经济建设型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型，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鉴于中国房地产市场炒风很盛，要尽快实施物业税，以抑制对房地产的过度和投机需求。2003年就提出要实行物业税，至今已六年多，阻力重重，现在应是下决心推进实施的时候了。四是金融改革。要吸取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极力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包括尽快建立居民存款保险制度。金融业要很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促进资源配置优化。发展中小银行，更好地为中小企业服务。继续完善和发展资本市场、保险市场等。五是深化垄断行业改革，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这对于加快金融、电信、铁路、公用事业、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增加服务业就业岗位，有重要作用。现阶段要大力增加就业，而要增加就业岗位，主要靠发展第三产业。这就必须克服各种体制障碍，打破各种“玻璃门”，在可以放开市场的所有领域特别是服务领域放开市场，引入竞争机制。六是推进各项有助于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有助于扩大消费的各项改革。包括，较大幅度提高财政对农村合作医疗的补助金额（第一步先从每人每年100元提高到200元，以后还要继续提高），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继续推动家电等电子产品和农机、汽车等大规模、低价格进入农村市场，提高最低生活补助标准，建立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的稳定的资金来源，建立对农民工失业的援助制度，等等。

中国经济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有一些改革容易受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和反对，改革很难迈步，因此，必须制订中长期改革规划，必须有党和政府自上而下的有力推动，才能使改革深入下去。当前，经济形势比较严峻，这也有利于大家努力从改革找出路，使改革获得较大的动力。重要的是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适时推出必要的改革。积极配合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逐步使国民经济走上均衡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实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