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广：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论

【内容提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中国发展进入新阶段的重大判断。这一新阶段从经济起飞的二阶段、速度变化的二阶段、产业发展的二阶段、需求增长的二阶段、比较优势的二阶段、城市发展的二阶段和改革的二阶段等7个方面来看，分别有以下特征：一是我国进入经济起飞的第二阶段，即进入“增长速度放慢、结构升级加快”的新增长。二是新增长、新发展的特征是增长放慢，质量提高，创新能力增强，速度不再成为衡量经济成长性的唯一指标。三是推动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变化的主导因素主要来自于最终需求，城镇化、服务业发展、制造业升级成为经济发展第二阶段的三大主力。四是在新发展阶段，需求结构变化的主要趋势是投资主导的特征将逐步削弱，最终形成消费主导型的经济。五是新发展阶段区域发展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增长率在区域间将出现倒差；区域间产业大分工格局开始形成；雁形发展模式为大中部地区发展创造战略机遇，新政府在新阶段应更加重视区域发展战略，把区域发展的重点放在大中部地区。六是城市发展进入第二阶段，必须打破现有的过于粗放的城市发展模式，走集约化、人口城镇化为中心、通过提高规划的科学化来优化城市结构的新路。七是制度红利是最持久的红利，要通过第二轮改革，创造新的制度红利，为中国进一步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关 键 词】新阶段/二阶段论/经济发展/区域发展格局/制度红利

新发展阶段论是一种细化细分的发展阶段论，它主要是指经济发展阶段，与政府长期以来坚持的大阶段论不是同一个概念。新发展阶段论主要以结构变化作为衡量阶段变化的根据，同时也考虑增长速度的变化，并包括更复杂的体制变化和环境变化等，另外，还要考虑长期周期波动的特点，即从三点合一来谈发展阶段。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一个重大判断：中国发展进入新阶段。在新阶段，唯有改革创新才能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否则，会面临巨大的风险和危机，特别是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自拔。我们的研究表明，这一新阶段，至少有以下7个阶段性变化特征。

一、人均收入水平变化：经济起飞的二阶段论

“人均”这个词是经济学分析中最重要的词汇之一。许多经济现象或经济事实，从总量上看说不清，但从人均看则一清二楚。它反映的是经济发展水平，也反映一类或一种市场的增长潜力。人均与规模的结合在中国是十分奇妙的。有一种说法是任何大数如果被十多亿的人口相除，它将变成一个很小的数；同样的，任何一个小数，如果乘以十多亿人口，它将变成一个无穷大的数。前面一种说法通常是为了讲问题，后面一种说法通常用于讲机会、讲潜力。从客观分析来讲，前面的说法，最真实，最能反映问题的本质，而后面一种说法却往往夸大好事，放大坏事。像许多坏事情，也包括环境污染这样的问题，用后面一种说法解释，可以明显的夸大它的严重性、影响力。我们经常说中国地大物博，这是事实，也是十分失真的说法，这些如果按人均讲，与俄罗斯、美国、加拿大等国就没法比，所以有另一个说法，我国资源贫乏，底子薄，这就是“人均”这种分析的好处，它能还原真相。再比如，我们讲中国政府的负担，其中一项是讲中国政府负担的残疾人数量多，世界第一，目前我国残疾人数量大概是7000万人，差不多是英国人口的总规模，比法国人口要多两千多万，因此，我们说中国政府的负担重。这里关键是残疾人的比重，残疾人在现在社会中通常占5％～7％，发达国家如此，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差不多，核心问题是多少正常人养活一个残疾人？这讲的是规模因人均而失真的例子。说负担如果不讲比重、人均概念，是讲不清楚的。再举一个例子，是讲通过对人均与规模分析把握机会的例子，中国的汽车消费，用人均的观点，简直低得可以忽略不计。改革开放初，我国人均GDP不到200美元，我国载客汽车量1978年仅25.9万辆，1985年上升到79.5万辆，其中小汽车量更少，私人汽车根本就没有，因为人均收入水平太低，美国、法国、日本的汽车制造商看不上中国市场，他们认为中国人均水平离普及家庭的要求差得太远，要二三十年后才可能实现家庭普及汽车的拐点，但德国人不这么看，德国大众公司认为：论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发展小汽车还早得很，但如果中国近10亿人中，有1％能买得起车或使用小汽车，那么，这在规模上将是一种极大的数，可以达到1000万辆，即使千分之一的人使用或买得起小汽车，数量也达100万辆，绝对规模大成为德国大众率先进入中国市场的最充分理由。最后，德国人占先机。当然，如果当时世界各大汽车厂都进入中国，将100万辆的规模均摊到单个规模仅几万辆，那么，这样的机会又受到单个企业生产规模的限制也难以获得成功。消费量可以论规模，但生产量则要讲厂均、人均，被太多的企业瓜分，市场规模效益便不存在，企业发展受到规模的巨大限制。

再如以人均数分析市场潜力的例子。钢材产量、用电量，我国早就是世界第一，特别是钢铁产量中，目前成品钢材的年生产量近10亿吨，占全球份额的50％以上，按过去的成长性外推，特别是一些人考虑到中国城镇化水平还很低、需要大量使用钢材建设房屋满足城镇化新增人口的住房需求，由此判定中国的钢材需求在未来10～20年仍将快速增长，这样的判断经不住推敲。人均使这一切真相毕露。目前我国人均钢材生产量和消费量均超过700公斤，而日本在实现现代化时的人均生产钢材水平也不过600公斤，其中用于自己消费的人均不到500公斤，多余的用于出口，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的钢材生产量和消费量在顶峰期均不超过500公斤，也就是说，从人均水平分析，我国钢铁消费和生产的潜力已经耗尽，未来10～20年将进入低迷增长期，为城市化滞后所建的房子已经提前造了，况且钢材是可以重复利用的，所以，钢材产量增长的前景不妙。用电量和发电量的增长，我国还有多大的空间呢？目前我国人均发电量和用电量已经超过4000度/年，在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时，通常一国的人均用电量在6000度/年，各国的差异来自于资源禀赋，资源禀赋高的国家人均用电量高些，资源禀赋低的国家人均用电量则低些，结果是加拿大最高，人均达1.3万度电，美国次之，人均1万度电，日本、韩国能源资源严重短缺，人均用电量最高值为5000度/年～6000度/年。中国与日韩都属于人口过密型国家，人均用电量顶峰应差不多，那么，未来20年的发电量增长空间仅50％多点，分摊到20年中，年成长率不到3％。

“人均”这一分析办法，能帮助我们预测未来，看清问题的本质，而不被炫目的现状所迷惑。人均收入水平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最重要尺度。世界上公认的划分发展水平的方法是世界银行提出的按人均收入水平(人均GDP)将发展分为五阶段，分别是低收入、中低收入、中等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类似的居民收入水平的划分，比较科学合理)。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上了两个大台阶，正向第三个台阶迈进。第一个台阶，就是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由低收入国家转为中低收入国家，这发生在2001年。这不仅意味着我国绝大多数家庭都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许多家庭达到了初步小康生活水平。第二个台阶就是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这发生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当年我国人均GDP达到3414美元。这两个台阶的连续性较强，增长的特征和结构都较为相似，因此，我们可以按罗斯托的起飞经济学理论，把这两个阶段的发展称为中国经济的第一次起飞。它的高成长性、投资的作用及结构变化都很符合起飞经济学的定义。而中等收入水平向中高收入水平乃至最终完成现代化的过程，则可以认为是第二次起飞，但这次起飞的特征并不能很好的用起飞理论解释，主要是因为速度问题，不能讲在一个巨大的驱动力下的加速和平飞过程(罗斯托把起飞后的快速平飞认定为一种自动发生的过程)是其基本特征。这里，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来把握这一总阶段变化的特征，即用人的一生成长变化的特征来解释中国经济的新成长阶段。

人的一生可分为四个阶段，即婴幼儿时期、青少年时期、青壮年时期(其中包括中年以及中年中的更年期，这一时期很像中等收入陷阱，是一种生理上和心理都很特殊的阶段)和老年时期。青壮年时期(也可称中年期)从时间跨度来讲最长，婴幼儿时期最短。用单一的成长性如“长不长身高”来划分阶段，似乎并不那么贴切。但笔者还是要用成长性来划分，只是成长性内涵有所变化，即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成长标准。婴幼儿时期的成长特点是大脑细胞和脑袋体积的成长，在婴幼儿时期，变化最大的不是身高，而是长脑袋。据科学家分析，人出生时，大脑有1000亿个神经元，之后不再增加。出生时人脑共有50亿突触，出生后第一年，突触数目增加20倍，3岁的大脑大小即是成人的80％，4岁时，脑的代谢达到高峰，随着传导通道被髓鞘包裹，通道增长，脑逐渐成熟，对能量的利用率也更有效。由此而得出结论是，出生之后的最初几年，人的成长主要是脑的发育。青少年时期的成长特点是长个子，身高的加速增长，很像经济的高成长期(GDP增长的速度特别快)，到十四五岁男人就达到160厘米～170厘米，甚至更高，身高成长的70％是在这一阶段完成的，到青少年时期的结束(17岁、18岁)基本停止了身高的增长。那之后的成长性如何衡量呢？18岁后一个身高长到1.7米～1.8米的青年，再长身高是很难的，那么人进入青壮年时期后不成长了吗？当然会成长，但不是长个子，而是长知识、长视野、长能力，是更大的成长，就像一国经济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成长性不是用GDP增长速度来表示，而是用结构优化、经济质量和效益的提高来衡量，是一种能力成长，而不是数量扩张。到了老年时期，人还要成长，尽管离人生的终点越来越近，每个人最终都会死去，但退休后的老年人仍会成长，一种满足自己的爱好、可能达到“自我实现”的新成长。

经济发展五阶段成长性是不同的，早期如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主要是GDP增长速度快、总量规模不断扩大。但到中等收入水平后，规模扩张的速度放慢，经济结构变化的速度加快，经济增长的好坏在质不在量，结构优化、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成为其成长的最主要标准。一国一地经济是否正在实现第二次起飞，不是看经济增长速度是不是快，而是看结构变化的快慢，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提高快慢，即笔者称之为“增长速度放慢、结构升级加快”的新增长。就好比植物生长中，先是营养生长(量的)，后是生殖生长，生殖生长好，有效产出就高，高产而优质。相反，营养生长过度，生殖生长就会受到抑制，有效产出率就会降低。要完成这样新成长，必须下决心改变过去的发展模式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否则，将会遇上经济发展的大危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二、速度变化：速度的二阶段论

速度大小的变化是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密切相关的，速度仅是衡量经济成长性的一个指标。如果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仍用速度作为衡量经济绩效大小或好坏的主要尺度，那么我们注定会对未来越来越抱悲观的看法。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青少年停止了身高的增长后，更大的成长在后头呢，要上大学提高能力，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磨炼自己，实现抱负，前途一片光明。必须换一种思维，选择新的成长指标作为衡量新阶段经济好坏的新尺度。这就是我所讲的速度的二阶段论，“高速增长”结束，代替它的是“中速增长”，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速度还将长期性呈阶梯形的下降变化。这不是类似于飞机降落的过程，所以“起飞经济学”面对这样的阶段性变化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增长放慢，质量提高，创新能力增强，这就是新发展特征，衡量其好坏的标准变了。单位产出效率更高了，生活质量更好了。

速度的二阶段论，源于人均收入水平或阶段的变化。1998年前后，针对当时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外调整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