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言：悟“道”文化经济

[内容提要] “创新”与“破坏”的逻辑颤变扭转了传统经济增长方式，衍生出新的经济形态，因此，创新绝非一般意义上的技术革新或制度改良，是一种非物质的文化力量。思想“启蒙”诱发文化工业，人类由“启蒙”走向现代“神话”， 最终使“启蒙”走向它的反面。创新和创意普遍存在于各个生产领域，它们并非都与文化相关，文化创意孕育创意经济，滋生“文化泡沫”，引发全球经济结构性“裂变效应”。中国只有从“文化泡沫”中悟出文化经济的“道”，才能真正开启文化经济的命门。

[主题词] 创新 创意 文化产业 文化经济

在农业经济时代，土地、劳动力是主要资源。在工业经济时代，资本和技术成了主要资源。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已转到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轨道。如果说在农业经济时代，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产生的是“加数效应”，在工业经济时代是“乘数效应”，那么，在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就是“幂数效应”。据统计，在发达国家，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世纪初为5%20%，20世纪中叶为50%，20世纪末已经上升到75%以上。但是，科学技术以其超常能量所创造的物质生产力，在极大满足了人类的生产、生活需求的同时，人们似乎忽略了科学技术以外文化的市场力量。那么，随着科学技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原始性动力的饱和，人类将用什么抚慰自己的精神需求，用什么奇思异想启发市场，诱导消费，改变心智、推动社会呢？本文正是要从这些凌乱的史实和杂乱的思想论章中，探寻人类的精神路径和需求模式，探求初露倪端的文化经济形态。

一、“创新”与“破坏”逻辑颤变衍生新经济

科学、艺术等作为文化的一部分是在物质生产和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从物质生产中逐渐分离出来，是人类社会分工的必然结果。文化与经济的自然分工与分离使物质生产者与精神生产者在相对独立的领域，形成了具有自身内在特征的生产力形态和上层建筑形态，这种观点几乎左右了人类的全部历史。近一百年来，文化启蒙推动市场经济发展，市场经济为经济的文化化与文化的经济化轮换登场提供了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自主自发秩序。这些看似自然的文化启蒙，却破坏了一个旧的社会，这些看是简单的市场主体无意间从根本上瓦解了神的权威和人为的文化垄断。历史上那些善于循规蹈矩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家往往被视为语无伦次臆想者，思想的自立山头不经意间营造出学派林立，百家争鸣的自然人文生态。经济与文化彻底融合，文化将其意识形态性转化为产业力量，在这些文化巨变面前，有好事者风马牛不相及地将文化与经济拉郎配式对接在一起，名曰：文化经济。

1912年，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的政治家无一例外将目光集中在资源与市场的争夺上，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反其道而行之，在工业经济运行模式，诸如资本、技术、劳动力、资源、市场之外发现了一种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新能源：创新。他在著名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现代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不是资本和劳动力而是创新。”[1]（ 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按照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人们在资源、生产力和科学技术之外，把一种从未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最大限度地进行各类资源的排列组合，使产品、技术、市场、组织和制度通过创新获得了新的生命力。熊彼特独具特色的创新理论开拓了经济发展的新视野，极大地转变了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熊彼特也因此奠定了在经济思想发展史研究领域的独特地位，被公认为创新理论的鼻祖。

人们最早主要是从技术与经济相结合的角度，探讨创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直到20世纪中叶新技术革命浪潮强力冲击下，熊彼特“创新”理论才引起各国政府包括产业界、科技界和经济学界的重视。从理论上看，20世纪中叶以来，发达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得利用传统的经济增长因素，如资本和劳动力，包括科学技术在内诸多因素均无法对之做出恰当的解释。熊彼特曾作过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你不管把多大数量的驿路马车或邮车连续相加，也决不能得到一条铁路。“而恰恰就是这种‘革命性’变化的发生，才是我们要涉及的问题，也就是在一种非常狭窄和正式的意义上的经济发展的问题。” [2] （[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人们在寻求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产生巨大的“经济剩余”做出合理解释时，百思不得其解，最后重新回到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当人们把经济发展与奇怪的“创新”学说重新联系起来，对经济运行轨迹进行“动态”性分析研究时，才发现了“创新”的创新价值和现实意义。

熊彼特将新产品、新工艺、新方法、新制度引用到经济领域，让一直痴迷于研究资本、资源、劳动力和技术的企业家、经济学家第一次尝试到经济过程的非物质力量，或许这种被叫着“创新”的东西并没有增加或减少资本、成本、技术成分等，或许这种无法计算的、无法考证的、人类特有的“智慧”就是我们不在意的文化力。熊彼特把这种被人们长期忽视但力大无比的有意识资源“组合”叫着“创新”。熊彼特强调发明与创新的不同，发明是一种构思与创造，而创新是一种实践，是新产品、新工艺、新方法和新制度的商业化过程重新组合与应用。

在竞争性的经济生活中，创新在获得新的生命力的同时，也意味着毁灭，新组合意味着对旧组织通过公平竞争而加以消灭，使更多的经济组织更快地转化为一种经济实体内部的自我更新，而那些赶不上创新节奏或没有意识到创新意义的企业都将被无情的淘汰出局。例如，1978年《福布斯》以公司市值为基准的全美100强，到2003年，已有38家不复存在，其中3家破产，35家被收购，在幸存企业中，有30家已无力问津《福布斯》2003年的全美100强榜单。在创新主宰世界的25年间中，68％的昔日赢家遭遇了创新性淘汰。所以，熊彼特的创新绝非一般意义上的技术革新或制度改良，是一种非物质的文化力量。

创新与破坏之间的逻辑关系是沿着正相关方向裂变，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创新就等于破坏，创新意味着旧生产组织的死亡，新经济组织的诞生，破坏孕育着新的生产力、新的生产关系乃至于经济形态、经济结构。每一次“创新”思想的突然出现和短暂的完成，意味着新一轮的创造性毁灭，而这种毁灭中恰恰孕育着新的“创新”的胚胎，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破坏就等于创新，两者是一个互变过程。如果我们把每一次创新成果固定化了，或被神化了，那恰恰意味着创新的死亡，意味着真正的破坏。实际上“创新”本身也是个时间概念，具有天生的转瞬即逝性，所以，任何循规蹈矩行为或垄断“创新”的企图都是徒劳无益的，也正是这种无声的创新悄然改变了人的思想、经济的结构、社会治理模式。 1942年，熊彼特又把这种“创新”解释为是一个“不断地破坏旧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结构”的过程，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 [3]（[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我们从熊彼特不断完善的“创新”理论中，依稀感觉到一种持续的推动力量，即文化力

二、思想“启蒙”与“文化工业”的自我毁灭

“文化工业”是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提出的概念。他们指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电影和广播……它们称自己为工业”。 [4]（注：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M〕， 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 ）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文化工业”概念具有强烈的否定色彩，他们认为，历史上具有进步意义的思想“启蒙”恰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成为利用自我的一体化策略和能力遮蔽资本主义制度的非合法性、消解大众的自主意识和独立判断能力的工具，因此， “文化工业”是“启蒙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倒退”，从此，使人类由“启蒙”走向了现代“神话”。

法兰福克学派的启蒙并不是专指18世纪西欧的启蒙运动，而是泛指那个把人类从恐惧、迷信中解放出来和确立其主权的“最一般意义上的进步思想” [5] （注：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M〕， 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 ）。虽然启蒙精神追求一种使人能够统治自然的知识形式，旨在征服自然和把理性从神话镣铐下解放出来，但由于其自身内在的逻辑而转到了它的反面，变成了一种新款神话。在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之下，科学和逻辑的整个意义都成了问题，因为科学是解放工具，也是统治的工具，人们从学习自然开始，目的就是统治自然。启蒙的理性主义提高了人统治自然的力量，人们从统一的意志和语言彻底系统地消灭了否定的思维和力量，使文化启蒙演变为某些人对另一些人对全社会的统治力量。

霍克海默认为科学危机本身造成了启蒙的危机，因为科学和技术在提高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部门的效率同时,它还把其操作主义本质扩展到整个系统模式之中,人们一方面适合了机械操作程序的生产、工作、管理模式和权力方式,另一方面自动放弃或被剥夺了一切形式的抗争。文化的普及与启蒙最主要动力来自科学，科学带给人类的是理性解放，自主性和独立性的增强，但思想启蒙本身的迷失又使得科学在参与文化运作上表现出反文化的倾向，尤其是在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参与下，作为“工业”产品形式出现的文化却蜕变为可鄙的现代神话。

“文化工业”是现代科学技术和市场化的产物，它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的文化形态，它改变那种分散的、个体性的、手工作坊式的传统制作方式，采用批量生产、自动控制、流水作业、分工合作的工业化生产方式，这些都是借助于现代科技的力量而得以实现的。“文化工业”用“技术的无比威力”以及标准化、统一性等的科学意识，用自由放纵的市场手段瓦解了艺术本身所需求的个性，从而造成了艺术在文化工业生产链条中“终结”。 由于文化工业的技术着眼于标准化和系列生产，而放弃了“对作品的逻辑与社会系统的区别”，所以，个人只有当自己与普遍的社会生产、与社会主导的意识形态完全一致时，“虚假的个性才能不断成为普遍性”。 [6]（注：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M〕，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46页。）技术在文化产品中违背了它的驾驭者的意愿，艺术在市场消费改变了艺术的初衷，“文化工业”用人为意志代替了事物逻辑，使个人在“文化工业”统一的市场规范中的每一个进步，都以牺牲个性与自我为代价，使艺术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保持了一种无差异状态，最终导致人类个体属性的丧失、艺术灵感的终结。

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的视野中，“文化工业”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物，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的文化形态，是与大众的利益根本对立的。“文化工业”则是有计划、有组织地通过标准化、模式化的制作完成的，采用现代大工业生产的方式生产出来的。大众通俗文化是自然天成的，体现着大众趣味的多样化。“文化工业”是在资本驱使之下所进行的文化生产，通过不断改变享乐的活动和装潢，使大众在五光十色、琳琅满目的诱惑中放弃思想，大众在轻松的享乐中所体验到的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感情联系”。 当文化的命运变而由资本来决定、文化的兴衰存亡系于投资意向的时候，人们从中处处可以感受到资本这只无形之手在背后的操纵作用 “欢笑在娱乐工业中成了骗取幸福的工具”。 [7]（注：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M〕，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32页）。

总的来说,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看来,艺术与工业水火不容，文化工业的合成基因天然发育不足，它与科学技术、形式逻辑和数学方法结合, 将经济、政治、文化融合成为一个密不透风的管理体系后，人类理性反而沦为了压制人、统治人的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它与市场结合，艺术和文化的逻辑被从属于商品的属性、资本的逻辑、金钱的奴隶。从此，文化工业携带着意识形态把商品形象转变为某种文化符号，大量制造和推广这种标准化、模式化的文化符号，以诱发公众的消费欲望，引导流行的习俗风尚，甚至推动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从而对整个社会的商品消费施加影响。

人们渴望艺术，但艺术却通过各类管道，每时每刻，每个地方，以一种千篇一律的面貌取悦于拙劣资本运作，单一乏味的艺术创作，至此，“启蒙”因孕育文化工业而走向自己的反面。

三、“创意”萎靡与能源再生

世界各国有数不清的电影院，每天都在不停地播放着不同的文化，围绕电影院线滋生一个庞大的产业链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