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战略思想库：关于发挥香港特殊优势，推进沪港合作，在上海建立港币金融特区的建议

关于发挥香港特殊优势，推进沪港合作，在上海建立港币金融特区的建议

（简 版）

2012年4月，中国战略思想库接受香港瑞安集团主席罗康瑞先生委托，研究如何发挥香港优势，加快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的问题。经历近一年的研究，我们从中国国家战略的角度，向中央政府和上海市与香港特区政府，提出推进沪港合作，在上海建立港币金融特区的建议。

中国以往30年经济发展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是在体制从计划走向市场、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发展战略从准备打仗转向服务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三大转换背景下取得的，因此改革、开放和发展战略转变，是共同推动中国经济保持长达30年高速增长的三大动力。随着党的“十八大”以后新一代领导人登台，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战略的新的转变方向已经开始清晰，即在发展战略方面，以推进城市化为主要取向，在改革方面，以建设廉洁政府、缩小分配差距和为城市化开辟体制通道为主要取向，但是在对外开放方面似乎还没有提出新的重大战略举措，这就可能导致重大的经济发展动力缺失。

过去30年中国的对外开放主要集中在贸易层面上，到今天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中国的轻工产品已基本覆盖了发达国家市场，以机电产品为代表的中国重化工业产品，在新千年以来也开始呈现出强劲的出口势头，在不久的将来，也会在国际市场上以高比例替代老牌发达工业国的产品。因此中国新一轮的对外开放战略指向，应该从贸易层面转向金融层面，即加快金融市场和人民币的开放步伐，并以此为依托，在数年后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背景下，建设能与美日欧比肩的世界级财富管理中心，乃至成为世界最大的财富管理中心。

金融市场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问题，在中国已经至少被提出了20年有余的时间，却始终没有迈出实质性步伐，其中的主要原因，不仅在于体制、法律、人才、市场环境等等这些国内方面的问题，更主要的原因是开放的国际条件始终不好。

比如1998年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不到十年后又爆发了更大规模的全球金融危机，而且金融危机的爆发从世界边缘国家转向中心国家。次债危机的特点也与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很不相同，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危机是在生产过剩背景下爆发的危机，但此次危机却是在生产不足背景下爆发的危机，或者说，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因为实物产品收支“黑字”过大所发生的危机，而今天的危机却是因为实物产品收支“赤字”过大所发生的危机，正是因为实物产出收支的赤字性不平衡，才引起了贸易收支、财政收支、资产负债表等一系列价值形态的不平衡。在新全球化背景下，由于有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能够以比发达国家低得多的成本生产实物产品，就使发达国家想要纠正实物收支不平衡，从而走出的危机的道路，相比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来更加艰难与漫长，并且也导致传统的对付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办法大多失效。比如凯恩斯主义产生的背景是上次大危机，是用宏观上转移支付办法扩大内需，但是这只对生产过剩性资本主义危机有效，而目前的情况是生产不足，由于穷人消费倾向更高，因此沿用传统办法，只会加大生产不足矛盾，加大国际收支赤字。

还必须看到，在发达国家的工业产出中，2/3~3/4是重工业产品，而在过去20年，中国只是实现了对发达国家轻工业产品的生产替代，随着中国重工业产品生产与出口能力的不断提升，发达国家的重工业也会出现萎缩，实物收支赤字还有更加扩大的倾向，从而使导致这场危机的根源不是在消弭，反而会扩大。标志性的事件是，去年中国的汽车出口首次突破了百万辆，中国企业的海外收购，也正在从资源类产业，转向发达国家的重工生产能力。

由于实物收支长期难以取得平衡，财政赤字扩张能力也已耗尽，反而必须走向“减赤”过程，这就迫使发达国家为了平衡实物收支赤字，只能依靠增加货币发行的办法来维持贸易逆差，这就是他们的QE规模越来越大，并且会长期持续，乃至毫无节制、走向疯狂的原因。同时为了摆脱金融市场危机与经济危机，利率也只能长期保持在极低水平，这样的前景，必然会导致更大的资产泡沫和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国际货币关系的紊乱，从而在未来酝酿出一波又一波更加严重的世界性金融与货币危机。在这样的长期背景中国迈出开放资本市场与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中国经济很可能是未受其惠，先受其害。

另一方面，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如美元、欧元与日元，其国际地位的确在金融危机中被严重消弱，而中国随着经济规模走向世界顶峰，人民币也必然会像美元替代英镑那样，逐步替代美元的地位，成为世界核心货币。但是，这个过程将会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从美元与英镑的交替看，美国是在1892年工业规模超英，一战前GDP规模超英，但是直到二战后美元才接替了英镑的世界货币地位，其间经历了几十年时间。中国工业规模2009年超美，GDP规模可能在2016年左右超美，从历史经验看，人民币接替美元的国际地位，可能至少要到2030年以后。由于在生产不足背景下所形成的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形态，迫使发达国家更加依赖货币发行来维持贸易平衡，所以至少在未来10至15年内，人民币由于国际化形成对美元的挑战，将不仅是在挑战美元的地位，也是在挑战欧元、日元和英镑的地位，这就会使人民币以及中国成为所有主要发达国家的敌人，从而陷入国际战略被动。反之，如果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慢一些，发达国家为了争夺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实物产品输出，为争夺货币霸权的斗争就会更激烈，我们在欧元的这场危机中，已经可以清楚的看出美国为维护美元霸权，对欧元的打击有多么惨烈，如果发达国家之间陷入激烈争斗，中国的地位就会更加主动和超然，有利于我们谋取更多国际利益。

然而，在未来一个时期加快中国资本市场与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也将使中国获得巨大利益。

首先，未来2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战略是城市化，但城市化需要巨额资金投入，例如根据我们的测算，新千年以来，中国每增加一个城市居民，所需要的投资超过了50万元，而根据有关方面对农民市民化的社保资金需求测算，人均也需要10万元。到2030年，如果中国的城市化率达到85%这个现代化的标准，按届时中国人口14.5亿计算，未来20年就要有8亿农民进城，相应所需要的资金投入将高达400~500万亿元，这样庞大的资金需要，未来的经济增长会提供相当多的部分，但在初始阶段不解决庞大的启动资金需求，推进城市化进程就会举步维艰，至少是被显著迟滞。特别是自2008年以来为了保增长，中央政府允许地方政府大规模地借贷和发债，以及用其他方法融资，使地方政府快速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估计总额有15~18万亿元，由于加快城市化的战略主要还是要靠各级地方政府来实施，因此如果找不到一个新的融资来源，不仅各地方政府已经无力为推进城市化增加资金投入，可能连原有的债务偿还也有很大困难。

为推进城市化所面临的资金困难，十分类似于80年代中国提出“沿海发展战略”的背景，当时的背景是中国的庞大城市工业急需更新改造，但农村却有着庞大的剩余劳动力，这些都是前30年战略扭曲所导致的不良后果，可是在未来10年的经济发展中，就是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兼顾这两个方面。沿海战略的提出，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这个战略把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融入了国际过程，利用海外的资源与市场，以及80年代开始出现的国际资本转移趋势，顺利地解决了农村人口工业化的矛盾。1988~2012年，中国所吸纳的国际直接投资高达1.4万亿美元。

过去20年，中国用对外开放成功地解决了农村人口工业化的问题，而今天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怎样解决农村人口城市化的问题，在国外，农村人口工业化与城市化本来是同一个过程，但是中国长期以来的战略与政策，却硬性的分开了这两个过程，由此导致了经济大结构的严重扭曲。这种结构扭曲虽然加快了农村人口工业化的过程，但却留下了严重的城市化欠账，其严重不良后果之一，就是由于存在着庞大的农村低收入人口，而造成了内需严重不足，使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外需。而要使中国经济的大结构转入正常，还是依赖大规模资金投入才能补上城市化的欠账。

次债危机以来，美日欧等国家都已经走入“无限量版QE”，由于他们的经济会长期走不出这场危机，因此他们所投放的货币以及所形成的货币资本，将在很大程度上难以在国内停留，因为没有投资机会。而流出的方向，首选地应该是中国，因为在未来20年，展望全球，只有中国在城市化内需强烈拉动下，才有继续保持经济高增长的能力。2007~2011年，发达国家央行所投放的广义货币增加了11万亿美元，目前每年的投放速度都在3万亿美元，在发达国家还有上百万亿美元的存量资本，这些资本很可能大规模流向中国，如果中国能争取到10万亿美元，就会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中国城市化所需要的巨额资金需求。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也会稳步向世界财富管理中心迈进。

但是，中国目前还没有开放资本市场，人民币没有国际化，国际化金融市场所需要的人才和法律环境也是严重缺陷，因此目前在国内还没有一个能够容纳数万亿美元的金融资产池，就有可能丧失这个宝贵的国际机遇，就突出了加快开放资本市场与人民币国际步伐的要求。

另一方面，庞大的国际资本为了逃避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危机，也是为了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中国即使没有开放资本市场还是要进来，由于这些国际资本向中国渗透的渠道不透明，就大幅度提高了中国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难度，也严重干扰了中国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和效果。例如，今年1月份中国的国际收支顺差高达923亿美元，其中属于正常流入的贸易顺差和FDI只占35%，其它65%都是国际热钱。1月份由外汇占款项下所投放的基础货币也高达5800亿元，甚至超过了去年一年的总和。去年一季度以来，中国经济逐渐下行，但通胀也在缓解，在这个背景下，今年初央行为刺激经济复苏，多投放些货币本来是正常的宏观调控举措，但是国际热钱突然增多，与央行主动的货币投放相叠加，就形成了高达2.54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增1.6倍的社会融资规模。而这种情况自新千年以来似已成常态，因为在过去的十年里，已经大约有一半的新增外汇储备，不能用正常流入渠道来解释。显而易见，在国际金融危机不断深化，大量国际资本要求流入中国的背景下，中国资本市场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的速度越慢，中国监管资本流动与有效实施宏观调控的难度就越会增加。

还有就是由于中国是制造业大国，资源需求高度依赖海外，而随着传统工业化资源的逐渐稀缺，加上国际金融资本的炒作，使国际资源价格不断大幅度上涨，新千年以来这12年，中国初级产品进口比重从19%提升到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