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鸣：向着第一个百年目标奋勇前进

“十三五”规划是向第一个百年目标冲刺的最后一个五年规划。五中全会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是今后五年的行动纲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三五”规划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五年规划，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编制出一个耳目一新、实用管用的规划。可以说，《建议》充分体现了“耳目一新、实用管用”这八个字的要求。

一、制定“十三五”规划的背景

（一）“十二五”时期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五年

“十二五”时期我们面临的内外环境深刻变化。从国际看，世界经济依然处在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呈现出低增长、低通胀、多风险的特征，全球经济低迷，地缘政治事件多发，周边形势也在发生变化。我们面临的外部环境相比过去更为复杂。从国内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三期叠加的阶段性特征更趋明显，多重困难和挑战相互交织，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十分繁重。正是在这样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就，主要有六个有里程碑意义的“第一”。

一是中国经济总量第一次突破十万亿美元。2014年的GDP达到10.4万亿，现在世界上只有美国和中国两个国家进入到十万亿美元俱乐部，这是一个大的台阶。我国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是13.3%，比“十一五”时期的比重提高了4.1个百分点。按汇率计算，我国经济总量已相当于美国的60%。二是服务业第一次成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2012年服务业增加值占比达到45.5%，首次超过工业，2015年上半年提高到49.5%，估计全年会突破50%，国民经济正在逐步由制造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形态转化。三是城镇化率第一次超过50%。我国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2011年达到51.3%，2014年达到54.77%，接近55%。城镇就业人口已经超过农村就业人口，占比超过50%。我国延续几千年的农业文明主导的社会，正向现代城市文明主导的社会转型，这是社会结构深刻变化的一个标志。四是外贸和利用外资第一次跃居世界第一。2013年货物贸易达4.16万亿美元，成为第一贸易大国。2014年美国利用外资大幅缩水，我国利用外资超过美国，达到约1280亿美元，跃居世界首位，这标志着我国与全球经济的关联关系达到了新的高度，与世界经济的互动、联动关系逐步形成。五是城乡收入差距比第一次降到3倍以内。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曾经连续十二年在3倍以上，2014年降到2.9倍，2015年上半年降到2.8倍，基尼系数连续四年下降。这表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态势得到了初步扭转。六是我国第一次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源。过去几年，我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保持在20%-30%之间。虽然经济总量不如美国大，但是经济增量贡献超过美国。我国稳定成为世界经济第一动力源，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稳定锚”。这些标志性成就为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第一个百年目标迈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十三五”规划是我国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第一个五年规划

习近平总书记在《建议》的说明中强调，制定“十三五”规划必须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全面深刻认识新常态，才能更好地制定“十三五”规划。新常态表现为速度变化、结构调整、动力转换。

一是经济增速进入换挡期。新常态最直观的特征就是增长速度放缓。本世纪以来我国季度增长率从最高点2007年二季度的14.8%，回落到2015年三季度的6.9%，回落幅度达7.9个百分点。从2010年二季度开始，季度增长率基本上在波动中下行，到2015年三季度，已经持续了22个季度。这表明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速度的变化期，正在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转换。速度变化是现象，背后的本质是经济增长发生了一系列阶段性和结构性变化。从供给面看，2012年以后，我国人口结构发生明显变化，2012-2014年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减少820万，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劳动力供需形势发生变化。1980年后，我国抚养比大幅下降，剩余的增加和储蓄水平提高，使中国经济增长呈现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特征。近年来，抚养比重新上升，储蓄率和投资率趋于下调。这样，劳动投入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而放慢，资本投入随着储蓄率、投资率的调整而下降，这是经济增速放慢的深层原因。从需求面看，2013年我国城镇户均达到了一套房，2014年每千人拥有汽车超过100辆。按照国际经验，这意味着房地产和汽车市场需求开始发生变化。目前房地产库存量达到6.8亿平方米，尽管现在市场有所回暖，但是房地产商主要是出清库存。从2015年汽车生产形势来看，前三季度汽车生产-0.9%，这是市场需求变化的反映。

如何认识经济增速放缓呢？我们经常用的一句话叫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的叠加。但应该说结构性因素才是主要矛盾。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有周期性因素，有需求变化的因素，但根本上是结构性问题。比如，当前经济下行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工业增速下滑，产业结构不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原有的需求已经趋于饱和，但是供给还是原来的结构，部分行业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特别是上游行业，钢铁、煤炭、石化、有色、建材这五大行业利润下降超过40%。归纳起来，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表面上是有效需求不足，但根本上是有效供给不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扩大投资规模去拉升速度，尽管短时间会有作用，但边际效用已经明显递减。

如何来应对呢？要在继续发挥投资稳增长作用的同时，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要把一些过剩的的产能彻底退出来，要清理“僵尸企业”。“僵尸企业”没有多少产出，却沉淀了大量的劳动力、土地、资金等资源，这些资源不能流动、不能优化再配置。“十三五”时期，要从追求高速增长转向追求高效增长。高效增长就是更高的效率、更高的效益，只有更高的效率才能有更高的效益。增长速度下台阶难以逆转，但质量要上台阶。微观上讲质量主要指产品的品质、性能，宏观上讲质量就是生产效率、就是劳动生产率、投资回报率、全要素生产率。

二是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参照国际经验，可以看到日本、韩国都经历过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在这个过程中都有一个拐点性变化。日本1969年出现拐点，1973年石油危机后高速增长就结束了。韩国1988年出现拐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也结束高速增长了。找到这个拐点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会发现市场需求明显变化。从日本和韩国的经验看，拐点后，日本和韩国人均钢材消费量增速基本上在零增长线上波动，市场需求不再扩张了，钢铁产业规模在这个阶段开始达到峰值。用电量方面，拐点后，日本和韩国用电量的增速都出现了大幅回落，我国当前也出现了这种状况，特别是工业用电，很长时间都是负增长，负荷大幅下降，这表明电力需求在发生变化。再看汽车，拐点后，日本和韩国汽车保有量增速也出现了大幅回落，这也是市场需求的变化。我国现在汽车人均每千人已经达到100辆，增速也在大幅下降。

由此可见，我国很多产业的产能相对于市场需求来说已经达到上限或已接近上限。今后一个时期，制造业大规模扩张的条件将发生变化，在国内外市场需求变化情况下，制造业面临产能过剩的压力。过剩产能若得不到出清，结构调整就很难推进。从某种意义上说，过剩产能也是“肿瘤”，必须进行外科手术。

结构调整的方向是提质增效升级。升级的内涵就是提升产业价值链，提升产品附加值。这个时候，企业面临的最大瓶颈制约是研发和创新能力。按有关统计，我国近85%的规模以上企业没有研发活动。《建议》提出要把创新作为发展的第一动力，这也是针对我国发展中最大的瓶颈提出来的。制造业向中高端水平迈进已势在必行，产业发展模式要从过去铺摊子为主转向上台阶为主，而最关键的是研发和创新能力要上一个大台阶。“十三五”时期是结构调整的窗口期，面对严重的产能过剩、利润的大幅下滑，再不进行结构性调整，一再迟疑和等待，就会丧失窗口期的宝贵机会，就会耗尽过去积累的资源。有人说如果调结构，速度可能会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勇气，退一步、进两步，为更长期、更健康、更可持续的发展创造条件。

三是动力转换的关键期。过去一个时期，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资源和要素的大规模、高强度投入，现在投入条件发生变化，劳动力投入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而放缓，土地和资源的供需形势发生变化，环境的约束持续强化，企业的生产成本包括环境成本快速提高，这就需要转换动力。市场需求也发生变化。过去一个时期，是以“住、行”为主导的需求拉动增长。比如，房地产投资2000-2013年年均增长24%，2015年前三季度增长2.6%。汽车过去十年年均增长17.9%，2015年前三季度下降0.9%。房地产关联的钢铁、建材、水泥、玻璃、建筑机械等，汽车关联的汽车电子、轮胎、玻璃、橡胶等，市场需求也在深刻变化。而短期内还很难找到像房地产、汽车这样体量相当、带动作用相近的产业板块。我们正处在新旧动力转换交替、青黄不接的时期。新旧动力长期并存可能是新常态的一个基本特征。我们还要继续发挥好旧动力的作用，通过技术改造、资产重组、出清过剩产能、清理“僵尸企业”，让旧动力焕发青春。同时，要加快培育新动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在结构性改革中重构微观基础，激发企业的内在活力。

经济下行既是挑战，更是机会。没有下行，哪有上行？下行是结构调整和资产重组的机会，也是恢复和增强市场配置资源功能的机会。因为在经济繁荣期，企业订单都来不及生产，往往不会去调整。只有下行压力增大，各种矛盾暴露后，才会下决心去调整。千万不可浪费和错过这次机会，等待、彷徨就是浪费，就会错失机会。要抓住难得的窗口期，出清过剩产能，推进资产重组，恢复市场资源再配置功能，振兴实体经济。

（三）准确把握战略机遇期内涵的深刻变化

党的十八大作做出了我国发展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大判断。当前，国内外环境深刻变化，战略机遇期的内涵也在发生变化。《建议》提出，要准确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的深刻变化。我体会，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利用全球化深入发展带动我国发展的条件深刻变化。入世后我们分享了全球化红利。美国现在要另起炉灶，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意欲重构国际经贸规则。国际分工正在面临新的洗牌，过去美欧消费、中国生产、发展中国家提供能源资源的分工关系发生变化，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发展中国家加快工业化，我国只有立足于增强内生动力和国际竞争力来实现发展。第二，利用国际市场扩张增加出口的条件发生深刻变化。过去一个时期，全球贸易增长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2-3倍，但是2012年以后，国际贸易增速低于全球经济增速。2015年，世贸组织预测全球外贸增长2.8%，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经济增长3.1%。2015年我国进出口贸易增长预期目标是6%，前10个月还是负增长。全球需求和贸易增长乏力，我国必须把发展的立足点更多放在国内，更多依靠扩大内需带动经济增长。第三，利用国内市场缺口扩大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条件深刻变化。国内传统产业需求趋于饱合，“住”和“行”主导的需求正在向多样化、高端化、服务化转换。目前，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工业品价格持续回落，企业效益仍在下滑，这些问题把主要是供给结构不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扩大投资的边际效应明显递减。第四，利用原有低成本比较优势的条件深刻变化。我国要素成本在快速上升，低成本优势逐步减弱，有些成本不仅高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甚至高于高收入国家了。一方面产能过剩，另一方面成本进一步提高，企业两头受到挤压，削弱了企业特别是实体经济企业的盈利能力。

总之，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正在由加快发展速度的机遇转变为加快调整结构、转换动力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