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iel Nelson：美国的商业史研究：华尔街和一小撮强盗大亨主宰了美国经济？

早期的商业史研究

美国的商业史研究源自20世纪初期，与那个时期的特殊政治环境紧密相关。商业组织之间的冲突，尤其是农场主与非农企业家之间的冲突，是19世纪美国的重要特征。在19世纪80年代，大型私人交通和通信公司的出现，改变了冲突的焦点，大公司成为农业和类似的非农商业组织的敌人，二者之间矛盾非常尖锐。大公司的批评者内部也存在分歧，因此他们很难形成一致的意见，大多数的反垄断和反托拉斯政治提议也以失败告终，但是在他们的努力下，阻止托拉斯的产生成为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期间美国公共关注的焦点问题。在世纪之交，大规模的兼并活动催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型工业企业，加剧了人们对经济未来和个人机会的担忧。这种因经济发展所导致的激烈的政治辩论，为商业史的出现提供了动力。

到20世纪初期，关于大公司和公司管理者的历史作品，成为攻击大企业的强力武器。埃达•塔贝尔(Ida Tarbell)的《标准石油公司的历史》(The History of the Standard Oil Company, 1904)和古斯塔夫斯•迈尔斯(Gustavus Myers)的《美国豪门巨富史》(History of the Great American Fortunes, 1909)是这个时期最著名的揭露丑闻式的商业史著作。这类历史作品旨在激发大众兴趣，发动他们支持反对大公司的政治活动，因而其历史书写方式带有鲜明的政治特征和意图。

美国的学术型商业史虽然也反映出20世纪初的政治环境，但是有着不同的渊源。其动力之一是严格基于史料的美国职业史学的兴起。大部分的职业史家都关注公共政策问题，并强烈认同大公司的批评者，因此“进步主义史学”一词出现了，并在学术型历史书写中获得了支配性的政治影响力。但是，无论历史学家具有何种政治或意识形态倾向，他们普遍反对将历史研究作为宣传工具，认为历史学术著作应该基于材料，而且应尽可能地全面和客观。职业性的历史学者开始写作公司和企业的历史，这些作品丝毫不逊色于研究政治机构的历史著作和最好的政治传记。

1927年，哈佛大学商学院聘任诺曼•斯科特•布里恩•格拉斯(Norman Scott Brien Gras)为商业史教授，并授权他建立一个实用性的学术研究机构，这是美国学术型商业研究兴起的第二个动力。格拉斯并没有明确的政治立场，他并未意识到哈佛商学院与塔贝尔和迈尔斯所攻击的大富商之间的联系。格拉斯关注的焦点是公司的实际运行方式。格拉斯以及他所召集起来的一批学者所从事的商业史研究工作是谨慎、细致、非盈利和描述性的。这些研究普遍是从上层管理者的角度来描述个体公司的演变，考察的时间段经常超过一个世纪。格拉斯等学者研究对象是那些将企业的记录保存在哈佛商学院的公司，其中绝大多数是新英格兰地区的制造业公司，这些公司普遍规模不大，但大多具有长期的成功史。此类研究所关注的问题包括创业、市场发展、新产品开发、企业管理者与经营者的代际转移，以及如何处理管理者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遇到的诸多挑战和难题。总体而言，这些研究为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企业提供了一种新的、更平衡的见解。哈佛商学院的研究表明，这些企业家大多保守、勤劳、具有共同体意识，他们致力于获取和保持市场，对抗竞争者和在困难中生存下来。当然，约翰•洛克菲勒(John Rockefeller)和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不在这批企业家之列。与黑幕揭发者所描绘的情况非常不同，这些企业家的世界几乎是静止的。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大萧条的开始，大公司的问题再次凸显，立即为商业史研究带来了更为持久的遗产。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出现的有争议的商业史作品，无论是持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立场，很多都基于前一代商业史家的揭露黑幕式的解释。在这些商业史著作中，华尔街和大公司始终是被攻击的靶子;小商业公司(包括农场主)再次成为受害者，尽管对受害者身份的描述不像之前的商业史著作那样频繁和显著;在这个大规模失业的时代中，个人――尤其是工业工人――所受的伤害更具感染力。尽管如此，这类著作大多具有明显的旧式商业史的风格。马修•约瑟夫森(Matthew Josephson)的《强盗大亨》(The Robber Barons, 1934)一书可谓是塔贝尔和迈尔斯式商业史著作的回潮，只不过融合了部分马克思主义决定论的因素。此书重新讲述了洛克菲勒、卡内基、摩根等19世纪的商业大亨的故事，将他们描述为中世纪的非法之徒。约瑟夫森像政治小册子一样描述善恶冲突，这种叙事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强盗大亨”一词以及其所暗示的非法性、无社会责任感和不道德，将会主导整整一代商业史家对19世纪的大公司起源的解释。

由于艾伦•内文斯(Allan Nevins)的缘故，约瑟夫森的著作并未像很多大众商业史著作那样迅速被湮没。作为20世纪30年代最多产、最具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之一，内文斯撰写了大量关于重要企业家生平的传记，包括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和亨利•福特(Henry Ford)。他的洛克菲勒传记在1940年出版，副标题为“美国企业的英雄时代”。此书尽管只是对企业家及其所处时代的通常描述，但旨在反驳约瑟夫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此书事实上起到了让约瑟夫森的著作合法化的效果。虽然内文斯不遗余力地反对强盗大亨这一标签，但是他似乎赞同约瑟夫森的研究路径。他也认为，衡量企业成就的依据是公司高管的个人行为和社会责任感，而非企业的组织和运行。在接下来的数年中，题为“强盗大亨：圣人还是罪人?”的专著、文章和稿件风行一时。这些作者都有意无意地认为，商业史家的任务是对大公司以及大公司领导者的行为和道德进行评判。

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这种商业史研究视野的局限性激发了一股谨慎的修正主义思潮。哈佛大学在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所建立的企业史研究中心所推出的一系列作品，堪称这种修正主义思潮的典范。人们一般将以阿瑟•H•科尔(Arthur H. Cole)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称为商业史研究中的哈佛学派。这批学者对于格拉斯式的商业史研究中的貌似无目的经验论和肤浅的强盗大亨之争非常不满，试图超越商业史的研究的传统边界。科尔与哈佛企业史研究中心的其他学者，以及一批受他影响的研究生，从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中汲取了很多灵感。因此，他们试图将企业家精神，而非公司或部分个体，作为商业史研究的思想基础。从很多方面来看，他们的尝试都是失败的。尽管哈佛企业史研究中心所资助的研究大多颇受好评，很多研究者也成为杰出的学者，但是“企业家的历史”(entrepreneurial history)并未产生深远的影响。这种商业史研究的主题太过模糊，难以引发广泛的兴趣，而且也无法像此前的研究那样将商业史与政治问题联系起来。此后数年中，企业家历史逐渐成为理论经济学的附属物，而商业史也发生了重要转型，具有了新的、更具说服力的研究重点。

现代商业史研究

美国商业史研究的现代时期始于20世纪50年代，与当时出现的两个新情况紧密相关，其一是普遍性的，另一个则是特殊的。普遍性的新情况是二战之后的政治经济环境。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随着不同阶级和利益集团之间的紧张关系的缓和，出现了一个新的、更积极的看待大公司的视角――它们被视为财富和社会和谐的贡献者。特殊的新情况是指美国商业史研究中出现了一个决定性的学者：阿尔弗雷德•D•钱德勒(Alfred D. Chandler)。在战前的政治环境中，钱德勒拥有难以形容的影响力。他重新定义了商业史研究的性质，并为那些对大公司在西方社会中的作用、以及大公司的出现所创造出的大环境感兴趣的人提供了研究起点。

钱德勒的主要著作包括《亨利•瓦卢姆•普尔：商业编辑、分析家与改革者》(Henry Varum Poor: Business Editor, Analyst and Reformer, 1956)、《战略与结构：美国工商企业成长的若干篇章》(Strategy and Structure: 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the Industrial Enterprise, 1962)、《皮埃尔S•杜邦与现代公司的造就》(Pierre S. Dupont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Corporation, 1971)、《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1977)、《规模与范围:工业企业的原动力》(Scale and Scope: The Dynamics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 1990)。

在麻省理工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商学院(他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接替了格拉斯的教授职位)任教期间，钱德勒成功地挑战了美国商业史研究的两大范式：格拉斯的遗产和强盗大亨传统。更重要的是，钱德勒令人信服地重新阐释了大公司的作用：它们是19世纪美国社会中的经济和技术力量的反应。在他看来，约瑟夫森、内文斯以及他们的很多模仿者在研究商业史时，所提出的问题完全是错误的。这些研究者所强调的是更为主观的“对错与否”问题，而非“发生了什么?”这种更为基本的问题。钱德勒旗帜鲜明地反对两种观点：事件本身会讲话，每个公司都是独一无二的。他的研究具有明显的解释性和修正主义色彩，很快就成为有关19世纪美国经济的各种解释的出发点。

虽然钱德勒的研究大多是关于组织革新和管理者作用的，但是他的研究起点却是技术在经济和社会变迁中所发挥的中心作用。钱德勒指出，在19世纪中期之前，由于交通和通讯技术不够发达，大企业的运营成本很高，所以家庭拥有和运营的小公司非常盛行。蒸汽和电力技术的出现，为更大的公司和更为复杂的分配体系的出现提供了前提条件。交通和通讯技术的改善，反过来又激发了生产方面的技术革命革新，创造了新一代的大规模、机械化的工厂。

钱德勒同时又认为技术限制了大公司的扩张。他认为，只有当公司发展到一定的经济规模(足以降低整体生产成本)和范围(可以利用一套生产体系来生产多样的产品或服务)时，多功能的企业才具有意义。在其他行业中，传统的小企业仍然可以生存，而大企业一般却失败了。因此，钱德勒对进步主义史学的一般推论――美国经济被强大的华尔街和一小撮富豪所垄断――进行了有力的反驳。最后，钱德勒解释了大公司如何通过资助研发部门，为工厂和分配网络生产相关产品，以及如何用新技术取代衰落中的技术来维持发展。

在其最有名的一本书中，钱德勒利用这样一个标题来概括自己的观点：看得见的手。他认为，在现代技术可以使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和范围的国家中，经济活动的调节者不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是管理者的看得见的手。这种经济调节的核心机制是各个商业部门――尤其是生产部门与分配部门――之间的纵向联合。大公司的崛起不仅意味着通过合并使公司的规模变大(比如财产、销售额、雇员数量等)，更重要的是公司功能的增加。制造业为这种理论提供了经典案例。在这个行业中，少部分企业利用交通和通讯技术的改善，来引入改进过的生产方法，